财新特约记者 刘颂杰

　　网曝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正持续发酵，很可能成为近期网络反腐的又一经典案例。

　　8月1日，有网友举报“上海高院副院长陈雪明”等5人6月9日在浦东新区衡山度假夜总会娱乐，并上传视频。事件在网络论坛、微博等网络平台迅速传播，8月2日傍晚，上海市高级法院官做出回应称“已组织专人开展调查，并将根据查清的事实和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据上海市纪委最新消息，涉事法官陈雪明、赵明华等4人已停职接受调查。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举报人倪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早在今年4月，他就曾举报赵明华嫖娼，而且是在上海某会所门口堵住了刚刚找完小姐的赵明 华和一名律师并当场报警，但处理结果却是：赵未受到任何处理。倪某坦言，之所以直接报警，是因为“那时我忽略了很多事情”。虽然采访中，他并没有直言忽略 了什么，但不言而喻的是，倪某后来改变策略，采取在网络上发帖发微博的举报方式，乃是意识到了他原来所“忽略的事情”：在地方官员编织的严密保护网下，平 民百姓走‘体制内’举报途径，很可能是无效的。

　　此细节无疑是近年来网络反腐活跃，但同时体制内举报却陷入困境的一个生动注脚。

　　说到网络反腐，一般是指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如论坛、微博等发布举报官员贪腐的材料，在网络广泛传播，最后引起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介入。

　　网络举报与网络反腐之所以活跃，首先是新媒体对普通公众的“赋权”（empowerment）。原本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能通过网络举报对权力行 使一定的监督权，乃是基于新媒体的一些技术特性，比如微博转发量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传播效果，使得一个热点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尽皆知。这对涉事的机构 和官员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想要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是不可能，越是“捂盖子”，后果可能会越严重。

　　这种“官民互动”模式经过反复博弈，政府机构已经意识到，在新媒体时代政府行为模式必须更加开放，很多机构也因此建立了与公众的沟通平台，比如微博、微信账户。这次，上海高院就是在网络举报的第二天，通过腾讯的认证账号“浦江天平”进行回应。

　　尽管近期反腐“群众路线”备受重视，但很多人对“网络反腐”的态度还是相当复杂。一位中央党校的学者即提出，“ ‘网络反腐’是非权力对权力监督的典型体现，其带出的消极方面固然要规范，但其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网络反腐’目前之所以是一把双刃剑，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因为它是一种体制外的路径。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体制内扩充空间，尽可能把各种非权力监督权力的形式都纳入体制中，而不是任其溢出体制之外。”

　　坦率而言，这种观点恐怕有相当的代表性，其根源则是对“体制外”、对“赋权”的隐隐担忧。但体制内的举报路径究竟又如何呢？

　　事实上，纪检监察机关也越来越重视新技术手段，开辟了网络举报渠道。2013年4月，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在首页开通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

　　以新浪网为例，点开其“网络举报监督专区” 会发现，这个专区实际上最终链接到中央纪委监察部、中央组织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国土资源部的举报网站或举报信箱。估计这也就是上文学者所说的，通过门 户网站（官方或商业门户），把网络反腐导向体制内的路径。若点击“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将出来一个“重要提示”：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请按照被举报人的属地和级别选择相应的举报网站反映问题。

　　假定一位北京市朝阳区的居民要网络举报，则需点击“北京市”，跳出的一系列提示中最后一个是，“您反映的个人或者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市市属单位， 如果不是，建议您到所在区县纪委监察机关反映问题。”再进入区县纪委监察机关页面，不幸的是，点击“朝阳区”或者是任何一个区县的链接，都毫无反应。

　　用户体验糟糕一点可能还不是关键。倪某举报上海高院法官的事例说明，“抓现行”的当场举报，涉事官员都可能毫发无损，更何况网络举报？“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使得网络举报实际上陷入和信访制度类似的困境——老百姓要举报的官员材料，最后落入了官员所在地区的机构手中。这使得举报被“和 谐”、被束之高阁的几率大大增加。

　　当然，经由体制内渠道的网络举报并非总是无效。但总是有效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权力机构的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完善，以及司法 独立。实际上，对“网络反腐”等“体制外路径”不必过度紧张。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举报渠道，不可偏废。体制内举报的材料能够直接到达纪检监察、司法机关手 中，但这是相对封闭的一个路径，信息的传播仅限于举报者与受理者之间；而通过网络论坛、微博等体制外平台举报的材料，则是经由大众之间广泛传播，到达相关 机构手中，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迫使其“动真格”。

　　要让网络反腐不再一枝独秀，可能别无他法，只有通过司法独立、完善权力制衡机制，让体制内的举报机制不再流于形式。■

漫画 网络反腐 | 丁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