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晓洁 

去年8月，报名参加“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南京大学的《蒋公的面子》还只是一出被淘汰的戏。当时代表江苏省高校入选的是东南大学的《吴健雄》——花了80万高价外包给校外团队制作的“人物传记体话剧”。
“编剧不是东南大学的，导演不是东南大学的，主演不是东南大学的，只有人民币是东南大学的”，这件事让《蒋公的面子》 导演吕效平忿忿不平。两个月后，戏剧节在上海开幕，他刻意安排了《蒋公的面子》 在南京大学礼堂同时上演。
《蒋公的面子》 自此开始创造中国戏剧界的“奇迹”。
“南京大学礼堂有效座位是450个，几乎每一场都会发出500张以上的票。”吕效平在现场看到，“一开始是年轻人，渐渐会看见中年人，好几次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和老太太由轮椅推进来看戏。”半年时间，《蒋公的面子》 从校内红到校外，在南京演出44场，平均上座率在100%以上，被评价是“南京20多年来从没有过的盛况”。2013年4月，《蒋公的面子》 开始在上海、北京等9个城市巡演，还将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语地区演出。
《蒋公的面子》 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它看起来更像是话剧“大片”时代的非典型“B级片”：它既不是政府出资的“官办戏剧”，也没有赖声川、孟京辉式的“个人品牌”，仅仅5 万元的投资，先天无法迎合“视听盛宴”的游戏规则。它完全由大学剧社制作，导演吕效平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编剧是他的90后大三 学生温方伊，演员也全都来自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没一个是明星。
《蒋公的面子》 的成功之道不复杂，仅仅在于说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知识分子争论“公知”和“五毛”的兴趣，也偶然地填补了话剧市场的某些空白，如一位观众所说： “这些年，上海话剧，不，或者说几乎所有文艺作品，都在消费，消费低俗、消费女人、消费网络段子、消费民族精神，倒是独独没怎么消费政治。”

一切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问题，其实都是吃饭问题。

《蒋公的面子》 源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1943年在重庆，蒋介石亲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饭，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这使教授们 很“纠结”。一句话的创意，吕效平给了很多人，其中不乏姚远、赵耀民这样的大剧作家，最终却由跟自己做“学年论文”的温方伊写了出来。
一切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问题，其实都是吃饭问题。
“第一稿很幽默，但是缺乏高潮——左派教授时任道不跟蒋介石吃饭的原则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吕效平要求温方伊把主角反转过来，“让他去跟蒋介石吃饭，这 必须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一个对蒋介石充满了鄙视、充满了仇恨的人，最后同意跟蒋介石吃饭，他的心灵变化是疾风暴雨的。”
温方伊按照吕效平的思路写出了第二稿，让时任道去跟蒋介石吃饭，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价值观导向有问题——剧本里提倡一种妥协，肯定一种现实主义，肯定一种犬儒主义。”吕效平又对温方伊说：“你必须再把时任道掰过来，再不去吃饭，再把理想主义张扬一回。”
最终搬上舞台的《蒋公的面子》，是第五稿的结果。主角除了“公知”时任道，还有“五毛”卞从周和“酱油党”夏小山。吕效平认为这其中的价值观是复杂的：“你不知道我们是肯定现实主义还是肯定理想主义。”
“站在现实主义泥潭里的教授，得尽了现实主义的好处，但他渴望给自己理想主义的荣誉。站在理想主义光辉里的教授，具有很好的声誉和道德上的崇高感，但他渴望现实主义泥潭里的实惠——他们互相张望着，互相羡慕着，他们都有可以替自己辩护的地方，也都有抽自己耳光的理由。”
谁都没料到，在后来的演出中，最受观众欢迎的竟然是被称为“五毛”的卞从周——一个给党报《中央日报》 写文章拿稿费，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好，得到了很多现实主义的好处，却拼命巴结左派教授希望能够被承认的人。
90后的温方伊很不喜欢卞从周这个人，这也是她和老师吕效平的差别。吕效平把这总结为“一个有一点社会阅历、做一点实际事务的人，和一个还待在象牙塔里， 没有去做实际工作的年轻人之间的差别”。吕效平想通过《蒋公的面子》 肯定时任道的理想主义，但身为系主任、常常要应付上级检查的他也清楚地意识到：时任道这样的人是做不了事的，他只能享受自己在道德上的纯粹感，真正做事的 是卞从周。吕效平的挣扎，正是今天的“卞从周们”的困惑：“究竟是忍受自己的污浊把事情做成是一种更高道德状况呢？还是什么事情也不做陶醉于自己的形象是 一种更高的道德状况？”
戏里戏外，有一点是一样的：当年卞从周和时任道面临的“吃饭”和“面子”问题，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必须做出选择。有一点却是不同的：“当年知识分子们可以 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无论怎样徘徊，他们还是可以有饭吃的；今天我们既没有徘徊的权利和空间，甚至连徘徊的能力都失去了，当代知识分子一头扎在 现实主义的泥坑里面，根本没有徘徊的自觉。”

“ 《蒋公的面子》 的目标，是做这个时代的《暗恋·桃花源》和《恋爱的犀牛》。”

“中国戏剧之所以被搞得这么恶劣，是因为在大多数地方都是政府在做——文化厅长在做、宣传部长在做、艺术处长在做，然后把艺术家作为他们的工匠。这样肯定是做不成好戏的。索性还有一块地方好，就是大学生剧社。”吕效平即兴背起《蒋公的面子》 中一段对话，这段话是温方伊从《联大八年》 中选取的，也是知识分子们在谈论这出戏时最爱引用的。
卞从周：“延安就有民主自由吗？”
时任道：“总比这里民主自由。”
卞从周：“我只听说它有民主集中，没听说它有民主自由。都说自由，那《中央日报》也有造谣的自由。”
这就是《蒋公的面子》 消费的政治，是大多数“官办戏剧”刻意要避免过去的话题。也正因如此，比起学术界的评价，吕效平更看重这出戏的票房，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商业 戏剧是最实验和最革命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商业戏剧，我们只有政府做的教育人民的官办戏剧，要撕毁这样一个最没有创造性的戏剧体制，光靠实验戏剧的力量 是不够的，必须要用商业戏剧才有足够的动力撕破它。”
吕效平将《蒋公的面子》 商业运作，全部外包给了一家名叫聚橙网的演出公司。只有一点是他坚持的：票价必须低。在南京演出时，最高票价150元，最低学生票价50元，平均票价不到100元。在上海，最高票价380元，但都是赠票，真正售票最高价280元。现在，《蒋公的面子》 已经收获了150万票房，在吕效平的预计里，“全部票房千万，不会有问题”。
票价低，演出场次就必须多，这和其他话剧“大片”不同：“他们演30场可以有1000万，我们大概演150场才有1000万。”吕效平说，《蒋公的面子》 利润很低，但“足够活人”。这出戏里所有的演员都来自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这是一个影子剧团，由南京大学已经毕业和正在读书的艺术硕士组成，演卞从周的 那个演员，甚至是一个连续考了三年都没考上的考生。“虽然选择余地不是很大，但他们非常用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出戏会使他们个人奋斗的路程缩短若干 年，他们把自己的个人前程和这出戏紧紧扣在一起。”
“我们不会瞄准了做大片，这不是我们的强项”，吕效平说，《蒋公的面子》 实际投资只在5万左右，舞台效果非常朴素，在演出过程中甚至连配乐都没有，唯一一段巴赫的音乐出现在暖场时。但他相信“诉诸我们的灵魂的最古老的戏剧文学性”是可以被永久地谈起的：“这只是《蒋公》 的第一个版本，今后还会有第二版、第三版……50年后还会有人演，100年后还会有人演。《蒋公》 的目标，是做成这个时代的《暗恋·桃花源》 和《恋爱的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