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对女同性恋人，宁宁（左）和诺诺，在他们的公寓里。（Jason Lee/路透社）

中国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正在通过新的方式适应传统的社会规范——与女同性恋者结婚。

每当Benjamin Zhang说起婚姻，他就会提到这样一些关键词：“工作”、“责任”、“父母”、“问题”和“着急”。

“现在对我来说最紧要的事儿莫过于找一个对象。我已经不年轻了。我身边的同龄人已经一个接着一个都结婚生子了，而我还是一无所有。我总感觉有一点儿灰心丧 气，”这位来自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31岁的本地人如是说，他承认自己很喜欢孩子，而且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小孩。“当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我作为 我父母的儿子的使命就结束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和Benjamin一样，中国国内上百万的大学本科生都面临这个紧要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到了结婚年龄就意味着要组建一个家庭。

但是和其他人不一样，Benjamin在寻找一位女同性恋者作为妻子。

Benjamin是一位男同性恋者，他正努力进行一场“形婚”——为形容男同和女同之间的“合作婚姻”而新创造的一个汉语词汇。这种婚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假象：丈夫和妻子都会继续和他们的同性伴侣交往，他们甚至不会过同居生活。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团体的专家以及成员表示，这一类人群仍旧会感到社会准则的压力，只有与异性结婚生子才能证明他们正在使他们适应并改变传统社会的观念和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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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来，男同性恋者一直通过与普通女性结婚来隐藏自己的同性恋的取向。研究男同性恋问题的青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张北川预计，在中国有两千万男同性恋和双 性恋，而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已经与正常女性结婚。这意味着在中国有将近一千六百万异性恋女性嫁给了男同性恋。这个问题一直隐于人们的视线之外，直到去年六 月，四川省一位31岁的新娘在发现其丈夫是一位男同性恋者后跳楼身亡。也正是这件事，将这个问题推到了公众的聚光灯下。

并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都对满意这种安排。“当你知道你不能与一个正常女性保持性关系时仍与她结婚，你就是在伤害她，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Benjamin说。他的父母以及同事在不知道他的性取向的情况下，在过去的一年里安排他与将近20个女孩子相亲。

“我同意去相亲，然后我回家告诉家人她并不适合我。每当我拒绝一位女孩时，我感到我是在拯救她，因为我……我没有其他能够帮助她的。”他感叹道。

人们认为“形婚”会造成更小的伤害，它也正在成为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处理社会与家庭期待他们与正常性向人结婚的主流方式。作为中国最早的，也是规 模最大的LGBT在线“形婚”相亲平台之一，Chinagayles.com拥有超过十六万的注册成员，这个网站称从2005年成立起，他们已经成功配对 了将近两万次“形婚”。像其他社交网络一样，人们可以上载关于他们职业、月收入、教育情况以及户口情况的个人资料。

“如果你问我是否会感觉无助，我会回答，是的，我当然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当我和我的同性伴侣在一起时，我的父母会做什么？他们非常传统。他们肯定不会接受的。”Benjamin承认。”我也希望他们能对他们的朋友说，他们的儿子是一个正常人，结了婚，有自己的家庭。“

来自家庭的压力逐渐难以承受，Benjamin最终移居到了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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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承”这个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曾经就孝道进行过讨论，“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 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这其中，没有子嗣是最不孝的；在汉语中，诅咒一个人断子绝孙依旧是很恶毒的说法。

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必须承担起延续家族的责任。我对家里必须有一个交待。”Benjamin说。“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的父母有两个孩子的话会怎么样。 但正是因为他们只有我，如果我自私地坚持我作为男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拒绝结婚，我感觉我会使他们失望，我是在伤害他们。”

27岁的Patrick Cai仍对两年前他对父母坦白时他们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

“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他们崩溃了，放声大哭，歇斯底里并且十分激动，仿佛他们听说了他们所爱的人正在经受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位已经和男友相处了三年的浙江小伙子说。“他们现在已经恢复了，但是那时他们如此剧烈的反应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在中国，电影、网站中关于同性恋的内容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删除。然后中国最大的男同性恋网站danlan.org 的CEO Geng Le认为，因为国家对网络控制要弱于对于新闻报纸的控制，比起以前，现在在网上对于LGBT问题以及同性婚姻的讨论已经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广的角度。今年 二月新浪——一个中国主流新闻媒体，同时运行着微博服务——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人支持同性婚姻。经营即时通讯的QQ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超过 百分之九十的人也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然而，在LGBT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即使受过教育、精通网络、对同性恋表示理解的都市人，在事实上也并不能对此完全接受。

“很多家长认为那是那些人的个人选择，但是当这种情况降临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时，他们会马上表示制止。一位在香港学习，并在一家地处北京的女性LGBT权利组织Common Language进行志愿者工作的大学生点点（音译）如是说。

“对于LGBT家庭来说，与异性结婚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与异性结婚来给他们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庇护’。”纽约大学研究东亚地区的教授Rebecca Karl说。

“ 我认识的大部分男同恋人，尽管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是男同性恋并且认为没有关系，但仍然受到压力，让他们与异性在形式上结婚，从而可以有个孩子。”Karl进一步解释说。

“很多家长认为那是那些人的个人选择，但是当这种情况降临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时，他们会马上表示制止。”

DianDian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的叔叔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会‘变回来’。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我可以和女孩子约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必须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是正常的异性婚姻。”这个24岁的女孩说。

而另一方面，点点的母亲则不反对她女儿的同性恋爱。但是她同时也认为，同性恋根本不需要结婚。

“她可能更重视传统价值中的婚姻，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就有‘成家立业’的说法，而且组建一个家庭就自然而然需要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点点解释。

LGBT的成员表示，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存在对同性恋的隐性歧视——包括无法得到晋升机会——这对于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无疑是一大阻碍。

“在公众劳动中，如果你希望得到升迁，你必须拥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超过30岁的单身男性以及27、28岁的单身女性会被视为不正常的人。人们之间会 有各种各样的谣言。”23岁的陈丽莉（音译）说。她是一名大学生，同时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同性恋者。Lily说，如果她向父母坦白，她会被送到医院，或者 锁在屋里，或者强迫她与男性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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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群体正在集中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将会成为终结人们对同性恋的好奇，增强人们对同性恋的理解，同时也会抵制在社会上已经广泛传播、根深蒂固的反对同性恋的思想。

“中国很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同性婚姻是让人们能更简单对同性恋表示认同的方式。”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的执行董事魏晓刚（音译）说，他也是中国唯一的非盈利LGBT 网站“同志亦凡人”的创始人。

35岁的Stijn Deklerck——“同志亦凡人”的制作人解释说，对于中国的父母，“婚姻”是个神奇的词语。“这个词能够和社会产生共鸣，因此主张同性婚姻的活动在中国得到了大肆地宣传。很多LGBT NGO通过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使用同性婚姻的标语来在媒体和社会上造成反响。”

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银河致信全国人大——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代表，劝说他们支持重新修订婚姻法的提议。李银河从2003年起就致力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然而事件一直在发生。中国第一场公开的同性婚礼在西南的城市成都举行——这场婚礼并不受法律的保护。今年一月，在北京郊区举行的一场老年男同的婚礼更是引发了中国关于男同权利的广泛讨论。

“在中国法律中，同性恋并不违法。同性恋者享有其他中国公民的权利。他们结婚的权利也不予他们的公民权利相冲突，这一点值得被关注。”李银河的提议中写 道。这份文件必须首先由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之后在正式发表前由30名代表推荐，但尽管有近3000位代表，李银河的提议仍然被拒绝了。直到那天，没有 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做过关于同性婚姻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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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LGBT中心的项目总监星银（音译）说，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关系到很多由与婚姻有关的特权，例如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赡养的权利，以及医疗的权利。今年二月她曾尝试以马玉玉（音译）的假名与她的女同伴侣在北京注册登记结婚，但是她被拒绝了。

即便在不那么热衷于结婚的LGBT群体的成员中，这种呼吁也很有效。

“我本来并不赞成结婚，”37岁的江平（音译）说，他要求使用假名因为他还没有坦白她是同性恋。“但是对于LGBT团体来说，同性婚姻十分必要，因为这标 志着权利的平等——你需要做出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想要行使这种权利。同性婚姻同时也会促进这个国家人们对同性恋的理解和接受。”

另一些人正在呼吁另一种伴侣形式来替代作为传统伴侣模式的婚姻。

江平说：“我很赞成伴侣法，这种法律更有涵盖性和前瞻性。”她很推崇台湾近几年出台的伴侣法，并认为这部法案值得关注和借鉴学习。“对于‘家庭’的定义不能仅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应该允许没有性别限制的单身或多个人组成家庭。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多样性。”

尽管这些改革方案存在的问题，但都可以归于中国法律的不够成熟，中国一家男同社交网络feizan.com的主管林觉定（音译）如是说。

“如果我问一个美国人如何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会告诉我在国家法律、州法律、地区法律中的明确条款，”林解释说。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并不透明，甚至一些LGBT激进分子也只能一边呼吁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一边茫然不知如何将其实现。

目前一个更好达到的目标则是公共教育——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毛泽东时代，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神经病和一种流氓行为，并曾经有一场扫除同性恋的运动。同性恋行为在1997年不再作为刑事罪，并在2001年不再被列为一种精神疾病。

“人们需要认识到，同性恋只是一种社会上少数人存在的正常现象。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我们都是正常人，我们生而平等。”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说。

“或许我们需要一到任的努力才能带来这一场观念的转变。只有观念转变之后针对这类问题我们才能运用我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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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目标达到之前，尽管有人提出强烈反对，“形婚”——同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的婚姻——依旧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不干。这不可能。”来自东南省份福建的21岁男子郑立林（音译）一口咬定。他已经与男朋友交往了七年。“这就像我为了满足其他人而必须和一个人在一起。我需要假装，这违反我的原则。即使我不能（在法律上）属于我的伴侣，至少我希望我能对他忠诚。”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很实际。

“我认为，在人生中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你会开始期望你有一个孩子，这种需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趋强烈，”江平说，“如果中国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让单身的 人也可以不结婚而生孩子，那么我就不需要‘形婚’了。但是在中国，这就是现实，如果你不结婚，你就不能生孩子，未婚而生的孩子没有办法上户口。很麻烦。” 同时，对于单身领养孩子也有许多限制，包括如果一个单身男性希望领养一个女童，他必须超过40岁。

Benjamin Zhang也意识到了“形婚”的问题，包括在一个非传统意义的家庭里抚养孩子、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但是他仍然有自信能处理这些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结婚之前达成协议，如果她有房产，她可以在结婚以后继续拥有这个房产。至于其他的小问题，我不认为我们会太过计较。”

“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我会尽我所有的努力来让她健康成长。我的意思是，许多异性婚姻中夫妻会虐待他们的孩子，难道孩子跟着经济状况可观并且爱他的同性家长就不好吗？”他质疑，“即使孩子将来可能会厌恶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会尽我所能让他得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