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蒋梦麟在教育界、政界是个无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至1945年，他在北京大学工 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他是教育家，他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永远载入了中国教育 史。他先后当过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高官，1949年去台湾，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的 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扰攘不安”的年代，因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选择，连他的名字都曾被长期湮没、遗忘，连不少毕业于名牌大学教育系的学生都 没听说过他。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虽然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但祖父在上海当过钱庄经理，父亲很有点发明 的头脑，曾试过不用蒸汽的轮船，一心一意让儿子受现代教育。除了幼时受过私塾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受的大部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 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 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终于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学专攻教育，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他先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接着，他在北大和江苏省教育会的赞助下创办了《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 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六个月，该月刊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 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开北京，托付才三十出头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蒋梦麟第一次发表了有关办学思想的演说。他 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是他以后一 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自由办学”的方针，确实对奠定北大的基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 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他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对北大的成长 同样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三项治校的准则。同时，他认为 “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这几点正是北大精神的体现，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在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长期被经费困扰的情况下，北大始终稳步发展。 1923年，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生计无法维持，经全体大会议决，要求在限定时日内拿到经费，“不然就关门”。情况紧急，蒋梦麟在北大教 职员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不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 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职员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的态度所感动。最后，大 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他曾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 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就很明 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社会国家里，政府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 活。
1926年发生了“3.18”惨案，其中有三位北大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举行的追悼张仲超、黄克 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 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 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 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 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这就是那个一贯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蒋梦麟，在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其他的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了。
一个月后，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当晚他避入六国饭店，一住三个月，只能以写字消遣。
早在美国留学时，蒋梦麟就与孙中山熟悉，还担任过旧金山革命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他曾帮助孙中山写《实业计划》，认识了许多国民 党要人。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写信给他，其中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为这些渊源，192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还担任了国民 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长，这是他书生从政的开始。1928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停办劳动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两事得 罪一些国民党元老，被迫辞职，于1930年10月重回北大。
这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且按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教 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 下，19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十五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黑暗而动荡的乱 世，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教学与科研都能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家，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 究》获博士学位。出版于1933年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一书，介绍了欧美（尤其是欧战以后）的教育理论，认真讨论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前途，蕴涵着他 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国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的教育论著，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后来由于忙 于校务，没有时间和精力著书立说，他深以为憾，但他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任职期间始终 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其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当大学校长是用其所长，恰到好处，因此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前后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这是 绝无仅有的。
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他不仅要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 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 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西潮》一书以生动的笔 触记下了这样的对话：“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 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平安地回到了北大。只身赴约，在日寇的军营里，在威吓面前，他显得如此从容，如此坦然。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付诸实践，“临难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话而已。
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筹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南京沦陷后 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 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 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 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无疑他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1945年抗战结束，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根据他当教育部长时制订的《大学组织法》，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他辞去了北大校长兼西南联大常 委。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十分肯定，以为他步入仕途只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他在美国写信给朋友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 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想不到他这次告别北大就再也没机会回来了，从此他也告别了教育事业。他曾这样谈论北大：“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 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抗战时他在昆明的防空洞里用英文写的《西潮》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进行了 独特的反省，在这本书接近尾声时他说：“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间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西潮》中文本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 潮，曾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他身后的传世之作，这恐怕是他当初所没想到的。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都是倍受尊敬的文化名流，社会威望往往高过政府的部长。在民国年代，中国大抵也是如此。蔡元培是先当教育 总长，后当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也先当教育部长，后当北大校长。历史铭记着他们的校长生涯，往往忽略他们的部长履历。张伯苓是先当南开大学校长，后当国民 政府考试院长。在民国政府中，考试院长与行政院长平级，但张伯苓并不情愿去做，很快便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学校长的地位也不低。出任北京大学 校长的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都在开国时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兼任高教部长。还有一个从省长自愿改行当校长的例 子，他就是郭影秋。
郭影秋是江苏人，1909年生，曾在无锡国专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丏尊，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出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 记处书记，在政坛顺风顺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赶上鸣放。北京大学谭天荣等人的大字报引发他在1957年６月中旬给中央政治局写了封信，他说，“现在 社会上有些人说，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大学，我认为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假若让我学习两年，我就可以去办个大学。”信发出不久，中组部长安 子文就到中央党校找到他说：“政治局看了你这封信，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就派你去当个大学校长。”郭影秋有些惶恐：“我是说让我先学习两年，然后再让我当校 长。你说要我现在就去，现在我还什么都不懂呢，怎么能去呢？”安子文说：“没有讨价和缓冲余地，现在就得去。”没过几天，中央正式命令郭影秋到南京大学担 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国务院随后下达了任命郭影秋为南京大学校长的指令。这样，郭影秋在中央党校没有结业，就返回昆明交代了工作，是年８月到南京大学走马上 任。
郭影秋的工作变动，适应了当时反右的大形势。但郭影秋本人并不左。他出掌南京大学六年，历经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环境不好，但他尊师重教，治校有方，给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间，他还撰写出版了研究明末清初农民战争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1962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去职。1963年初，周恩来想调郭影秋来填补空缺。郭影秋如有意回到政界，这是一个升官 的机会。但郭影秋不喜欢做官，办好大学是他的人生理想，于是请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报告中央，要求免调。周恩来再次来电，他又向省委书记刘顺元表达了同样的 意见。然而一个月后，他还是离开了南京大学。这次中央调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没有商量余地。原来，主持人民大学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胡锡奎 与吴玉章校长关系紧张，吴老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周恩来只好把自己相中的郭影秋推荐给吴。郭影秋1963年５月15日上任，吴玉章亲自到北京站迎接。直到文 革，他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郭影秋不当省长当校长，已成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响。随着官本位格局的定型化，大学校长都套上了相应的行政级别，“985”序列的大学校长定为副部级，其他大学校长是正局级，一些地方高等学校的校长级别更低。在这种格局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日趋矮化。
1981年夏天，48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他敢为天下先，推行了一系改革，深受师生欢迎，珞珈山成了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圣地。 1986年，他却遇到了一次人生的尴尬。是年10月9日，香港有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官贵民贱》，谈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 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 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 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 写出调查报告。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香港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刘道玉认 为，“车厢事件”的确存在，他不愿意作假证。省里领导人又说，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 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
关于这起事件的发生经过，刘道玉是这样回忆的：
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 （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 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 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 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 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 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 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事件本身的是非一清二楚。且不说购买火车票形成了契约关系。以年龄论，刘道玉与省长同龄，梁教授是长者，省长随行人员比他们年轻，按传统伦 理也不该欺负老人。此举省长本人未必知晓，可能是随行人员的主意。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很差，火车软席卧铺是紧俏的出行资源，不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或教授级的 专家，有钱也进不去。有资格乘坐软席卧铺的人里，还是存在等级差别，差别背后就是官本位秩序。其实，刘道玉也有出任省部级党政官员的机会，出于对教育的热 爱，他谢绝了中央有关机构的提名，一心想当好大学校长。正因为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使他在校长的岗位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但校长职位的去留不取决于治校的 业绩和师生的评价，他终于在54岁的盛年中断了校长人生。
最近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能否形成一个让教育家充分施展抱负的政治环境。如果大学校长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很难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