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随后与越南的边境冲突持续约十年，造成人员和经济的损失。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科赛尔·帕斯（Kosal Path）把视线定格在冲突发生前几年，梳理了中国1977年至1978年对越南进行经济制裁的一段历史。

1975年，越南共和国击败南越阮文绍政权，结束了越南战争。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越南的主要援助来源方，但越战结束使越南领导人发生了一定的心理 变化。越南方面开始摆脱20世纪中期那种“学生”或“小兄弟”的自我定位，不再坚持认为中国在印度支那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相反，越南认 定，当自己在进行一场英雄般的战争同时，中国却把自身陷入文革的社会动荡之中。

从国内来看，越南希望用一种新斯大林主义经济模式对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则在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开始寻求改革开放。越南领导层心 中满满都是“胜利经验”，自认为21世纪初就会成为工业国家，其他国家会期待与自己发展紧密的经贸联系；而中国则希望越南像以前一样做“忠实盟友”。双方 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政策上针锋相对。

与此同时，越南启动与老挝、柬埔寨和中国的边界问题谈判。中越边界冲突在美军撤离越南后不断升级，1974年冲突100起、1975年400起、 1976年900起。越南违背1958年承认南沙、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政策，1975年接管了西贡政权此前一年非法占领的6个南沙岛屿。而苏联趁机鼓动越 南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

同时，越南配合边界谈判，在北部地区推行排华政策。1976年，因为害怕遭越南政府迫害，26.5万华人回国，其中95%居住在距离中国130公里的越南广宁省。

不过，从经济上看，此时的中国对越南至关重要。不少越南领导层认定，贸然激怒中国会殃及越南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国从1955年开始，20多年来一直是越南最为慷慨的金主，庞大的国内市场还能够为越南出口提供机会。双方地缘贴近，交通网络便捷，贸易基础牢靠。

根据越南官方数字，1955年到1975年，越南从中国进口总额为20亿美元的货物，其中90%是中方援助。那20年里，在北越政权从国外输入的货物中，来自中国的货物占半数以上。

在一些经济主导型官员的推动下，越南政府一开始并不愿与中国为敌，甚至拒绝苏军进驻金兰湾军事基地。很多人意识到，一旦中国停止援助，苏联不会轻易 接手中国正援建的430个项目。这些项目多在轻工业领域，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越南国内此时也危机四伏，原本支持北越的工人和农民对经济失望。

1976年，越南领导人致信中国领导人，要求中国在四年内向越南提供价值1.1万亿人民币的原材料，8000万人民币长期贷款。另外，在当时进行的 120个项目中，中国应优先建设大型和重要项目，并在1980年前完工。此时的中国，三位主要领导人刚刚去世、四人帮倒台，加之自然灾害影响，拒绝了越南 要求。

越南把中方的拒绝理解为：中国害怕独立的越南崛起，要想尽办法削弱越南。

中国方面，随着领土冲突不断增多、程度恶化，以及越南排华政策的深入，决定动用经济杠杆。当时双方在边界谈判中都指责对方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而越南华人要么被赶回中国，要么被迫迁往所谓“新经济区”。中方将这些事件理解为：越南在苏联的怂恿下对抗中国。

1978年1月，中国代表团访越期间，越南要求中国在已有46个项目基础上，增建15个项目，在1978年完成61个项目；中国只承诺完成7个。帕斯分析，考虑到那几年的中国经济指标，中国并非没能力援助，而是决定制裁越南。

5月，中方不再执行1963年《布拉格协定》中关于越南进口中国商品享有优惠价格的条款，要求中越在进行除贸易外的金融结算时，使用独立的中间货币；在双边贸易中使用硬通货结算，并适用国际货币兑换汇率。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越南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6月，中国派船前往胡志明市解救当地华人，但由于越方不配合，解救船空船回国，让中国颜面尽失，彻底切断对越援助。

按照越南经济官员的数字，截至1978年7月3日，中国共完成331个援越项目，价值18.77亿人民币，而剩余被取消的99个项目价值20亿人民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当时为1:1.86），被取消的项目多集中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局势随即不断恶化，直到双方兵戎相见。

帕斯认为，基于当时中国对越南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战争是双方最坏的结果，但双方在多轮接触中相互误读和越南当时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热情，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战争。

外交是一种大艺术，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挥动经济杠杆，迫使对手就范。这种手段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依旧屡见不鲜。30多年前的中越关系紧张正是中国亲身操作国际经济外交的难得经历，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参考文献】

Kosal Path，China’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Vietnam, 1975–1978，The China Quarterly, 212, December 2012, pp. 1040–1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