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人秘辛: 王季烈在敌伪区的那些年与日本侵华人物松崎鹤雄交好史料
『．．．．日本学者草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中介绍以“满洲建 国、亚洲开放”为目的的“大雄峰会”头目笠目时说：“笠目在满洲有两个知己，即松崎和桔朴，他们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崎是圣海舟的门徒，受海舟之命早已来 到中国，以研究汉学和古典书籍入手，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奥秘”。就是说松崎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做过日本主要侵华情报机构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曾为 搜掠中国珍籍四处奔走．．．．．』
『．．．．松崎鹤雄。从《文献》杂志中刊载的所有书信看，绝大多数都是围绕他进行的。他扮演了强盗和骗 子的双重角色，真是辜负了遗老们对他的“一片冰心”。也许由于他骗术高明，几乎所有信中对他都充满了信赖和感激。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些信，便很容易 看出他的骗术其实并不高明．．．．．』
『王季烈致松崎鹤雄信中说：“刘先生素为著名亲日之人。”（见《文献》2003年第二期）』
(摘自《嘉业堂未毁之谜》(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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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业堂未毁之谜
作者：王若
《光 明日报》2003年5月3日书评版刊载了张廷银先生《藏书研究应注意图书聚散中的文化展示》一文，文章中介绍了抗战期间上海著名藏书家刘承干围绕买卖其嘉 业堂藏书，与日本人松崎鹤雄，清朝遗老罗振玉、王季烈等人的书信往来。该文描绘了在这笔“交易”中，由各色人等的心态所构成的“文化展示”，但却忽略了此 次交易的特殊背景，因此容易使人们误以为这只是一次通常的图书交易，把目光聚集在生意经上，结果看不到表象背后的阴谋，反而缩小了这次图书“交易”所引发 的对历史的认识价值。
日本人对嘉业堂的“保护”，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掠夺阴谋
嘉业堂是我国近代著名藏书楼之一，因此该 楼藏书的聚散，在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回顾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对南京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接着于1938年1月，由 日本派遣军特务部主持，调集了东亚同文书院、满铁大连图书馆等多个部门的专家，对南京、杭州等地的文化机关、图书馆进行了疯狂的洗劫，仅南京便被劫掠图书 文献达88万册之巨（见日本兴亚院编《中支建设整备委员会业务概况》1941年），史称“南京文化大屠杀”。侵华日军一路南下，到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 惟独南浔刘氏嘉业堂未遭兵火之毁，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直是个谜。试想，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省市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 72家政府机构都不能幸免，那么嘉业堂便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外，必有个中原因。由于没有合理的解释，于是就产生了各种传说，许寅先生多年前写的《‘傻公子’ 做出的‘傻贡献’》一文中就引用了几则，其中有一条云：“据说是日本有一著名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多次来信向嘉业堂讨书，刘承干总是有求必应。1937 年日本侵华战起，他的妻舅‘牧少将’出发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南浔，务必保护嘉业堂及其藏书楼。事有奏巧，这个‘牧少将’后来果然成为这一带的日军司令 官，便命令部下保护。”（见《学林漫步》1983年第八集）。
这个美丽的传说有二点是真实的，一是刘承干的确为日本人服务过（王季烈致 松崎鹤雄信中说：“刘先生素为著名亲日之人。”（见《文献》2003年第二期）二是松崎的确请牧少将“保护”过嘉业堂。但当时松崎就在中国，根本不是什么 牧少将出发前松崎叮咛其保护嘉业堂，刚好相反。其时松崎才在“旅顺库籍整理处”完成罗振玉从天津带来的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见拙文《松崎与旅顺库籍整理 处》《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一期），他在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松崎其人，日本学者草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中介绍以“满洲建 国、亚洲开放”为目的的“大雄峰会”头目笠目时说：“笠目在满洲有两个知己，即松崎和桔朴，他们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崎是圣海舟的门徒，受海舟之命早已来 到中国，以研究汉学和古典书籍入手，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奥秘”。就是说松崎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做过日本主要侵华情报机构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曾为 搜掠中国珍籍四处奔走。他对南浔嘉业堂藏书可以说早就垂涎三尺。此时他看到日军占领了嘉兴后，便开始了策划掠夺嘉业堂的阴谋。据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 沼介透露：“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驻守嘉兴地区的守备队长是居住在大连的松崎柔甫的义弟牧二郎少将，当时松崎给牧少将打电报，请他将管辖下的南浔刘氏藏书 控制在手，并找机会调集出来。牧少将和武骨为保护书库不受损，命令南浔驻在地士兵严加防范，防止中国人掠夺，以便完好地将嘉业堂秘籍运往大连图书馆收 藏。”（见《书香》1938年第110号《多馀的话》）我相信这篇刊登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机关刊物上的文章是真实的，从客观上反映了松崎等人“保护”嘉业堂 的用心。文中“防止中国人掠夺”之语，是侵略者惯用的贼喊捉贼的伎俩。那么后来是什么原因，使松崎的阴谋未能得逞呢？近年发现的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大谷 武男《回忆录》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1940年大连图书馆（满铁干部的企图，不是图书馆的企图）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接收的计划，因华东政府反对就中止 了，但秘买了《永乐大典》48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他使用了“接收”一词，而不是“购买”。这个词是日本侵华期间抢掠中国物资所用的专门词汇。如日本 侵略者当时在南京掠夺中国图书文献时，便组织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再如曾参与抢夺南京图书的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大佐三 四五写过一篇报告，名叫《关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的接收和整理》（见《图书馆杂志》1938年12月）。所以这次计划对嘉业堂的“接收”，同样是不会付钱 的。这里说的“满铁干部”，正是现在仍然受到不少中国人感激的松崎鹤雄等人，他们是在执行满铁的任务。通过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的文章和馆员大谷武 男的回忆，我们终于发现了嘉业堂之所以未毁的谜底，即日本人对嘉业堂的所谓保护，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掠夺的阴谋。我们结合《文献》杂志2002年第4期、 2003年第1、2期，所刊载刘承干等人的通信，就会更清楚地看出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本文所引用书信，全部转引自《文献》上述三期，文中不再一一标 出）。
通过柿沼介的文章，我们知道早在1938年，嘉业堂已经被日军保护起来，实际是控制。这一点1939年6月刘承干给王季烈的信可 做注脚：“昨据南浔友人（到沪）言，书楼既有军部暂管牌示，则一切均须听军部指挥（此节日人亲去书楼司事者），不能自由，欲求保全，最好能设法取销军部暂 管，则不保全而自保全矣。”书楼的事由日本人管了，作为嘉业堂的拥有者，此时已丧失了主权。想必刘承干等人已觉察到了事情不妙。因此信中还提到刘氏多方请 托，以图摆脱军部的“暂管”。有趣的是当刘氏请松崎出面交涉时，松崎竟然称不认识当地“驻军领袖”，甚至装模作样地托中国人梁众异帮助想办法。再说天下哪 有这等事，人家的东西，不用你保护都不行。倘若没有目的，有哪个傻瓜肯提供这种服务？1940年5月6日，刘承干在给王季烈的信中说：“敝楼索钥一事，始 终以延缓应付，今前途亦不复再提，大约亦由于本地人作伥。”他不能洞悉日本侵略者的机心，却妄测同胞不轨，真是可悲。从这些信中我们知道，至此嘉业堂被日 军“保护”了近两年半时间。任你刘承干千方百计挣脱，日军就是不交钥匙，其中的奥妙还用再解释吗？
松崎鹤雄扮演了强盗和骗子的双重角色
在 这次所谓“购买”嘉业堂藏书的关键人物，当然是日本人松崎鹤雄。从《文献》杂志中刊载的所有书信看，绝大多数都是围绕他进行的。他扮演了强盗和骗子的双重 角色，真是辜负了遗老们对他的“一片冰心”。也许由于他骗术高明，几乎所有信中对他都充满了信赖和感激。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些信，便很容易看出他的 骗术其实并不高明。如前边读到的刘承干请其帮助取销军部对藏书楼的“暂管”，松崎竟表示不认识“驻军领袖”，接下来便开始东拉西扯，虚以敷衍，但却把刘承 干弄得六神无主。如刘氏1939年8月给王季烈信中说：“书楼事，同文方面前虽有购买之说，今则音讯杳然，小竹、福崎为柔甫所介，至今未晤面。”先是说满 铁买，现在又介绍同文书院的小竹等人来谈，结果他介绍的人却不见踪影，接着又说满铁还要买，如此反复无常，让刘承干摸不着头脑。1939年12月刘氏信中 说：“今接柔翁函，谓满铁将派人至敝楼。”到1940年6月实在等得不耐烦的刘承干给王季烈信中说：“柔翁方面亦绝无消息，大约满铁亦不愿再议此事矣。” 然而到了1941年2月18日，松崎突然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满铁拟买收嘉业堂藏书，既派调查部资料课长，又调查部长田中老人（七十余岁）亦抵沪，岂料 遭上海兴亚院文化局及军部峻拒不许着手（该局员同文书院出身多），又云满铁妨害同文书院买书者也。不知刘先生前约同文书院卖书否。此以田中部长等回来云。 事惟如此，不可不停止这次购书也云。又闻接收员等拟以南浔之书移于杭州云云，恐是接收（没收）之前程乎否，假狐逞威不可当，小子闻之失致书刘先生之勇气， 敢祈赐转告君九先生为叩。”此时真狐狸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把满铁欲购嘉业堂之书的诚意描绘到了极点，甚至有意识地用括号注明田中部长的年龄，给人一种 满铁确实要买书的假相。从1938年拖到1941年，就算真的田中到了上海，满铁与兴亚院讨论的也决不会是买书，而是如何“接收”嘉业堂的藏书。正是因为 他们决定了“接收”，因此才在这时把信息透露出来。更加可笑的是，松崎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问罗振玉“不知刘先生前约同文书院卖书否”，意思无非是说， 你刘承干乱答应人，弄得我也没办法，我满铁是真要买书的，这不人都来了，全让你刘承干自己搞砸了。然而他是否忘了他曾“推荐”同文书院的小竹、福崎与刘承 干谈买书事（见上引1939年8月刘承干给王季烈信），尽管刘承干没见到这些人影，但此时你松崎也不该装成什么也不知道了。显然以上的表演都是为了下边的 铺垫，就是他们现在要没收嘉业堂，与我无关，我也无力阻止。这样他仍然可以装好人，继续骗中国人。我们应注意这信中的用词，信的前边都是用“买收”、“买 书”、“购书”，到最后用的是“接收”，并用括号注明是没收，这就刚好证明了前引大谷武男回忆录所说不假。
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落空
为 什么松崎鹤雄等人机关算尽，但最终仍未把嘉业堂藏书弄到手呢？前引大谷武男回忆录中说：“由于华东政府反对就中止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在《文献》所载诸 人的书信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如王季烈从罗振玉信中得知日本人欲没收嘉业堂藏书的消息后，于1941年2月24日写信给松崎鹤雄：“如果同文必买此书，何 妨照满铁所许之四十万以向刘氏购此书，刘氏既允满铁，亦必能允同文，乃同文计不出此而愿以武力没收此书，是何理由？”侵略者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尽管王 季烈在信中说了很多道理，但这都不足以阻止日本人掠夺嘉业堂的欲望。于是很多人献计献策，以求保住嘉业堂藏书。其中有一封陈崇实致王季烈的信说：“窃谓目 下战局，非折入正途，必致两败，吴、汪两人宿为彼方所器重，且均未能一日忘在莒也，苟可以图报，□必就刀为之，如有人能接近两人，请其以正谊达之彼方，较 诸秦庭之哭，必更为有效。”汪精卫1938年投靠日本人，1940年在南京建立伪政府，日本人为获得更大的在华利益，给汪伪政府点面子，我觉得是可能的。 再说汪伪政权初设，也想笼络像刘承干这样有名的清朝遗老，求他办这事相信他不会拒绝。尽管罗振玉在一些信中，对此颇不以为然，但藏书楼毕竟是刘承干的，只 要有一线希望他也定会努力的。更何况在刘承干的朋友中，找到能接近汪清卫的人也并不难。从大谷武男回忆录中说的情况，以及嘉业堂藏书最终未被日本人“接 收”的实际结果，说明汪精卫的确做了工作，而不是张廷银先生说的“汪精卫、梁鸿志们不敢冒犯日本人，又急欲笼络遗老、名流们。”
最后一 点可作为对张廷银先生问题的回答。张文提出：“当然刘承干肯定向日本人卖了书，但最后是怎么卖的，卖了多少，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字说明。”从我们了解 的情况看，刘承干的确向满铁大连图书馆卖了44册《永乐大典》，此外大连图书馆没有发现嘉业堂的其他藏书。但不是最后卖的，而是最先卖的。前引大谷武男 《回忆录》中说“秘买了《永乐大典》48册”应是44册之误。查《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该楼藏《永乐大典》就是44册。再如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M、 O生的《送别柿沼馆长》一文中谈到《永乐大典》收藏情况时说：“前年经松崎柔甫先生和上村哲弥氏共同努力，并在松冈前总裁的支持下，一次就为大连图书馆收 藏44册，连原存共48册，使大连图书馆成为世界上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图书馆之一。”（《书香》1940年5月第112号）
1938 年满铁大连图书馆购买嘉业堂《永乐大典》的消息不胫而走，各种传言很多，就连远在四川的吴虞也听到了，如《吴虞日记》1938年3月29日记载：“北京故 宫博物院院长马叙平来，言刘承干所有《永乐大典》二百馀册，被日本松井索去。”（注：这里松井系松崎之误）说明松崎鹤雄购买《永乐大典》的时间确实是 1938年。这次抢先购买《永乐大典》的行动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人们不禁会想，既然要买下整个嘉业堂藏书，为什么不等和其他书一同运来呢？主要原因无非是 给刘承干一种假相，也就是满铁既然肯出钱买下《永乐大典》，当然一定会买下全部嘉业堂藏书，使刘承干不会觉察他的阴谋，因为尽管当时嘉业堂已由日军控制， 但要“没收”像刘承干这样“著名亲日人士”的有名的嘉业堂，也得时机成熟，这要看战局的发展。因此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松崎避而不见，说尽谎话，玩尽心 机，也耍尽了手段。同时，在这期间，我们也看到那些遗老、名流们参与其中，帮忙也好，帮闲也罢，虽说自作聪明，也着实浪费了不少心力。但却置身于骗局之中 而全然不觉，斤斤于你多我少，可笑乎，可悲乎。
从历史的角度看，嘉业堂藏书的这次“交易”，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延续，是又一次文化浩劫，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逞。
文汇读书周报 2003-12-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