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冯小刚在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时说，第二次文革爆发的可能性极大，如果那样的话，对待那些被打倒的人就不会仅仅是批斗那么简单了，而是直接整死，叫他永远翻不了案。冯小刚还说，他可能会看到这一天。

 

关于文革会重演的言论我听到过很多。下自普通老百姓，上至国家总理。不同的是，当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谈到这个问题时，多多少少带着些许期盼的意味，而当出自有识之士或上层人物之口时，则带着深重的忧虑。

 

“文革”一词出自不同人的口其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对有些人而言，“文革”就等于无法无天。对有的人而言就等于可以出一口闷气。尽管不同人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有一点是共同的———文革其实就是一场由群众广泛参与的、非理性的砸烂既有秩序、清算“敌对份子”的运动。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简单地将之归结为领袖意志，而有人则洞见到事情绝非这么简单，文革本质上是领袖将一颗将爆的炸弹引到一个可控的范围里引爆的运动，是社会、政治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各种社会条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化合作用”的结果。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把一万年才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天来做，这就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的写照。这就像是在乡村小路上开车到时速一百码。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这和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与人们对战争的预期是分不开的。一个受尽了列强的欺负、在工业上一穷二白的国家面临着随时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而不考虑在极短时间内不计成本地实现工业现代化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保佑，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在极短时间内不计成本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代价却很快显露出来了。这代价就是因为民主与法制的被牺牲、急躁冒进的领袖意志与社会条件的脱节所导致的大量的社会资源消耗与人道主义灾难。人民需要讨一个说法，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下，历史还没有走到让中国人超越历史局限性来做出选择的那一步，中国人只能在不自我否定其基本政治理念的前提下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找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走资派”。

 

“改革开放”后，群众运动让位给了经济建设，闭关锁国让位给了对外开放。冷战格局与世界大战的阴影似乎烟消云散了。但举国体制以及“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的思路被延续了下来，“乡村小路”有所拓宽，但行车速度却加到了200码，“跨越式发展”的执政理念对乡土中国的撕裂一点也不亚于过去的“大跃进”，新的社会代价在积聚，而民主与法制依然在被牺牲。更有甚者，过去支撑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向心力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坍塌了，整个中国陷入到这样的局面中———形式上的统一掩盖不了各阶层利益的分裂。每个人都价值空心化、利益绝对化，从而客观上造成了两大势同水火的阶层：即获得利益的阶层与失去利益的阶层。这两个阶层由于差距的越来越大再难达成共识。敌对情绪日甚一日。失去利益的阶层如果形成为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并且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的话，他们是一定会“爆炸”的。就看他们怎样“爆炸”了。

 

如果是自发的、无节制地“爆炸”，就是“革命”（或曰内乱）。这样的事情是承平日久的中国社会承受不起的。另一个爆炸的选项就是“文革”。换句话说，就是让执政者自己来引发这“爆炸”，让“爆炸”发生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触及国家的根本制度。但某些阶层必将为这场“爆炸”买单、成为替罪羊、正如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当然，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加快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让失去利益的阶层得到利益、看到希望。最后一个选项堪称完美，但这近乎天国般的完美却与中国当下的现实极其抵触。例如，当今中国的底层社会有许多失去利益的人群，他们通过合法上访来争取自己被剥夺的利益。如果他们的行为被体制以及基层干部视为合理而予以支持的话，这无疑将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之一大进步。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质上是在承认整个社会制度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的有理有节的利益诉求。然而，中国基层的普遍现状是，他们的行为被基层行政当局视为与政府作对而予以拖延和打压。他们讲理的、承认基本政治制度的正当性的路实际上被堵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基层行政当局压根儿就不想让积聚已久的社会“炸弹”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被化解，而是逼着这“炸弹”朝着文革或彻底革命的道路上去引爆。这个道理，温总理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革的悲剧就会重演”。但让人不明白的是，基层执政当局为什么就看不清这个道理？如果“炸弹”朝着文革或彻底革命的道路上去引爆的话，这对基层执政当局有什么好处？

 

有些深受文革之苦的学高位高的老人们喜欢苦口婆心地痛陈文革之危害、不断向社会以及高层建言慎勿重走文革的老路。但这些个好心的老先生们似乎忘了，中国走不走文革的老路不由高层说了算，也不由底层老百姓说了算，而是由基层执政当局说了算。如果他们堵死了老百姓讲理的路，老百姓就只好不讲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