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讲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对暴力启动的限制却异常宽松

梁文道|文

　　小时候我在台湾念书，十几年的经历使我晓得，当年的台湾实在不像今日许多大陆人所以为的那样“温良恭俭让”。相反，昔日台湾的空气中洋溢了一股 牙龈充血的气味，暴力随处可见。校园里外，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打架；当然，我也打过不少，更挨了不少打。十多年后，我第一次踏足广州，刚出火车站，就看 到站前广场上几名汉子正在群殴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今天再回台北，那股温柔简直就像韩寒笔下“太平洋的风”，叫人骨头融化。而广州，也再不像八十年代那样 了，别说打架，连正宗粤语粗口也很少夹杂在街头言语之中。

　　这些经历使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那便是对于暴力的宽容与限制。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个社会比较能够容忍暴力的使用，或者比较倾向于限制它的存 在？又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一个社会，使得它越来越不容许暴力的存在；又或者反过来，变得更加暴戾？有人可能会相信德国社会史大师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说法，觉得约束暴力乃是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越是文明，越少暴力。果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当今不同社会在使用暴力这点上的差异呢？同样是游 行，在香港霸占街头冲撞栏杆就已算是很激进了；但在内地激进的意思却可能是砸毁汽车或抢掠店铺。难道我们要就此定论，香港的文明程度果然高于内地？

　　先撇开这种判断会不会太过沙文主义，在我看来，只用文不文明去解释一个社会的暴力程度，恐怕有点简单，无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具体促使一个社会对暴力宽大的理由和机制。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教授在一场反日游行时掌掴一位老者，给了我们一个现例。据报道，韩先生所在的队伍亮出了“毛主席我们想念 您”的口号，于是那位老人不满地说：“将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愿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是错误的。”韩先生听后大声回话：“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 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但那位老人不依不饶，犹自咒骂，韩先生就上去打了他一耳光，同时也被对方打得眉角出血。事后韩先生在博客里声明：我一向反对打人， 一向主张和平说理。但是，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造谣、诽谤、污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人当汉奸的人，我忍无可忍，不能再忍！

　　为什么韩教授会认定一位侮辱毛泽东的人就必定是个里通日本的汉奸呢？且让我们设想，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既不喜欢毛泽东又必然不是汉奸？当然有。比 方说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且终身怀念蒋介石的国民党老兵，他恐怕就不会喜欢毛泽东，同时又不太可能做汉奸。然而，真正要紧的是，为什么一向推崇中国尊严的知 识分子会不顾传统古训，对一位长者公然动粗？为什么一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业的教授会觉得讲道理没用，只能以暴力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在这里，韩先生觉得 说理的极限已过，而暴力则是惟一出路。

　　我们先来看看韩先生所理解的讲理之极限是什么。照他的声明，那便是“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造谣、诽谤、污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人”等 一连串标准。但这一连串标准的关联何在，或者它们是否等同，我们就不太清楚了。“诽谤开国领袖”是否等于“破坏中国人民团结”，这正需要说理辩明。同样， 如何才叫“诽谤开国领袖”，也是需要说理才说得分晓的。可惜的是，韩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对方归类为“不讲理的人”，所以也就不用再讲什么道理了。果然，我也 看到一些支持韩先生的网友留言：“对付这种人，讲道理没用。”

　　巧的是，前阵子我在一次演讲时指出“约架吴法天”那件事情不太合理，也有网友劝我：“对付这种‘毛左’，讲道理没用！你这是书生之见。”由此可见，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双方都有人把讲道理的极限设得非常之低。既然不能讲理，那么自然只能动手了。

　　且慢。道理说不成，“自然”就只能动手吗？果如是，那么从前宋朝“鹅湖之会”、战国百家争鸣，最后岂不也都成了全武行收场？在不能讲理与只能动 手之间，其实还有太多的选择，例如冷静不言，甚或避席而去。为什么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分歧，就只能沿着从讲理到动手的这条轴线发展，讲不成理则继之以武？

　　篇幅有限，不能说得更深，有意见就打一架吧。反正我们对讲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对暴力启动的限制却异常宽松。■

梁文道

　　梁文道为财新网专栏作者，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