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任何一种职业比“政客”更令人厌恶和不信任吗？在盖洛普最新的一项调查中，只有7％的受访者在美国民选官员的诚实和伦理道德选项中，给出了“高”或 “非常高”的评分。这个水平和欺诈界典范汽车销售几乎持平，略低于电话推销。至于那些发明了信用违约掉期，把你的房屋贷款丢入按揭证券中的人（你知道，雷 曼兄弟公司中那些慈善的银行家们），他们的排名在值得信赖方面比政客高出4倍。

公平地说，政客自身的不检点与此不无关系——从理查德•尼克松（“我从不说谎”），到乔治•W•布什（“看我的嘴唇”），到比尔•克林顿（“我没有和那个 女人发生性关系”），到安东尼•维诺（“那不是我的……”）。难怪，在两个相对纤尘不染的男人角逐白宫主人的大选年里，依然会爆出各种谣言，比如隐藏的海 外银行账户和假的出生证明。在一项花费数亿美元的运动中，双方都在一掷千金地宣传造势、谴责对方的不诚实，同时极力散播自己的谎言，我们不能不认为，民选 官员都是职业骗子。

然而，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做的一系列试验结果发现，华尔街的人说谎的可能性是国会山的人的两倍。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也勉强及格。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们找到的不是坏蛋头目吗？

诚实地讲，我们都会说谎。我们粉饰自己的成绩让别人印象深刻，小心翼翼地在侮辱性语言外裹上糖衣，以免冒犯别人。我们对妻子说她们变得更苗条了，我们说抱 歉但心里满不在乎，我们甚至都说自己是垃圾循环利用的积极倡导者。我们对陌生人也常常说谎，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Robert Feldman发现，一对陌生人初次见面时说谎的几率比他们自身所能意识到的要大。在观察陌生人之间的谈话录像之后，60％的参与者承认在前10分钟的交 谈中说过两到三次谎话。现在想一想职业政客在竞选中的经历，他们每天会遇到数千个陌生人。

在我多年来做过的一些试验中，我发现总体上几乎没有人殚精竭虑、搜肠刮肚地欺骗别人，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把事实稍做调整。我们不是恶贯满盈、道德低下的 人，但我们都想通过欺骗获得某种优势。我们热衷于竞争，在一些试验中我们会设置一个其他人也会说谎的前提，结果人们说的谎话更多了。

罪魁祸首就是使谎言合理化的思想。那些让我们的谎言变得更加合理的力量（比如别人也会说谎；我们欺骗的对象恶行累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谎）增加了不 诚实的程度，同时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表现可以接受。而那些降低谎言合理性的力量（比如提醒我们的道德准则；意识到说谎的后果等等）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可笑 的是，担心被人揭穿的因素在是否说谎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换句话说，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欺骗行为，那么我们为什么期望政客能不说谎呢？

按定义来看，政客掌握权力，他们是被选举出来代表广大民众做出重要决定的人。权力的特点就是其危险的副作用。一旦把人推上权力职位，他们很快会承担起责 任，但同时开始或有意或无意地滥用权力。提耳堡和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0年的一项有关权重人士道德伪善问题的调查中发现，当人们被委以重任，或者 当他们自以为手握重权时，他们说谎和欺骗的行为会更多，更加可以接受自己不道德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却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手下人。

作为一名政客还必须应对一个事实，即政客会做出影响他人福祉的决定。因此，他们有时候会只说出一半事实，或者干脆说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更有利于他 人。我认真研究过此类“善意的谎言”，发现人们在为自己考虑时，只会说一点点谎话；而如果他人也可能因此受益，他们说的谎话会更多。实际上，受益人越多， 欺骗的程度就更深。研究的对象还表现出，在为他人说谎时，负罪感更低；只为自己说谎时，负罪感更高。

毫无疑问，华盛顿也有问题——因为政客都是社会生物，说谎绝对是社会疾病。当一个进入政坛的新人放眼四周，发现同僚们都在欺骗，他就会认为这些行为是完全 可以接受的，于是也会因循效仿。团体的亲和力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和我的同事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进行过一项研究，我们在学校里安插了一个学生，有时候扮作 卡耐基大学的学生（穿着学校的服装），有时候扮作其它大学的学生（穿着匹兹堡大学的运动衫）。然后我们让他在考试中作弊。当这个学生穿着卡耐基大学的运动 衫时，他的行为传达给同学们的信号是作弊是可以的——周边人作弊的数量也因此上升。但是当他穿着匹兹堡大学的运动衫时，他的作弊行为让人觉得不可接受，周 围作弊的行为反而下降了。政客群体也是一样：如果参议员看到他的党内同仁说谎或者曲解事实，这样的行为就变成了道德标准。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还会有人不明白政客为什么被认为是最不值得信赖的人群吗？但依然还有一些问题：政客在工作中比其他人的欺骗行为更多吗？考虑到他们手中 的权力，轻描淡写地把小小的谎言划归到“善意”的类别，以及政坛中欺骗行为如此普遍的现象，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干脆的回答是“没错”。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承认一个问题。前边提到，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华尔街的人谎话数量是国会山的人的两倍，这项研究其实是在纽约和华盛顿银行家聚集的酒吧中 进行的。在国会山供职过的人都知道，到那里去的都是天真无邪、精力充沛的年轻国会职员。大多数人供职的时间还没有长到学会说谎的程度。所以，或许银行家们 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