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15岁的青岛少年聂磊，仅仅因为在街头看到另外两个孩子强行索要另一个孩子的1元3角钱，并为那个被索钱的孩子 说了句公道话，就在严打中被以“抢劫罪”判刑六年。他对要钱的两个孩子说：“你们俩欺负他一个，连回家的车费都不给留下，太不公平！”在少年的注视下，两 个孩子扔给那个孩子一毛钱，飞也似的跑了。尽管他那天没有参与抢劫，也根本不认识强要1块2毛钱的那两个孩子，但警察认定他是抢劫犯的理由很简单：“你要 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怎么会听你的话，退给人家一毛钱？”

虽然在判刑2年多之后，经过聂磊父亲的不断申诉，当地司法机关象征性地改判为6个月拘役，并旋即释放了聂磊。但24年后，一心要和警察搞好关系的聂 磊，迎来的是更大的灭顶之灾，他被以一审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罪、非法买卖枪支 罪”等十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但这一次，会不会又是一次“严打”的结果呢？

首先，是一审前由当地官方组织的各类铺天盖地的报道中，聂磊被描述成“青岛建国以来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热衷此案的一些媒体报道细节，则大力渲染了聂磊黑白通吃，欺行霸市，无恶不作的形象。

和当地媒体未审先定的舆论不同的是，山东以外的媒体，则把报道的重点放到了聂磊与青岛警界的千丝万缕勾连上。2011年10月前后，国内多家主流媒体 纷纷以较长篇幅报道了聂磊和青岛警界神秘的勾连。聂磊落马之后，牵出了青岛公安系统100多个警察，其中包括两个分局长、多位刑警大队长和一些青岛市局的 处级干部，甚至，市公安局的局长也被媒体指因涉案被约谈。

但吊诡的是，在案件一审庭审前，公诉人特意找到有关辩护律师“求情”，希望他们不要在庭审中提及任何与公安系统有关的案情。果然，从起诉书到庭审调查再到最后的判决书，一审环节，大家默契“配合”，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聂磊案与警界的非正常的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有公职人员做保护伞，如今，“保护伞”纷纷遁形了，独独把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名安在一个嫌疑人头上并且必欲杀之而后快？合理合法吗？

在聂磊被判定的十个罪名中，唯一让他被判死刑的就是故意伤害罪，法院认定他应该对九起故意伤害行为负责，其中包括两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一般故意作伤害 不可能判死刑，只有故意伤害致死才有可能判死刑。聂磊涉案的两起伤害致死案，一次是聂磊所开的震泰游戏厅员工胡玉海卷款逃跑，游戏厅经理找回并痛打一 顿，5天后死亡。辩护律师认为，对于这起命案，聂磊没有授意，没有参与，不应承担责任，并且胡的死亡和其未按医嘱治疗亦有关系，不应把此事责任往聂磊头上 推。

另一起命案发生在1998年7月16日傍晚，一个叫王军的青年和他的伙计因在聂磊所经营的红星游乐城发广告影响生意，被游戏城的管理人员刘峰国等人和保安抓进办公室殴打，王军因伤重不治身亡。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在殴打王军的时候，聂磊曾到过现场，但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聂磊动手打过王军。

而在王军被打之后，聂磊积极参与了对王的救治，并在王军死后，主动为王的父母提供住房，并每月支付赡养费5000元，过去十多年间从未间断。

这两起伤害致死案，属于普通的纠纷导致，跟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欺行霸市、牟取经济利益等完全不相干，更难以证明这是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将主责安到聂磊头上，似乎显失公正。

更离奇的是，对于这两起命案，青岛中院的判决比较奇特——直接动手打人致死的凶手刘峰国和王群力，法院分别只判了15年和13年，而对并未组织、授意打人也未参与打人的聂磊却判了死刑！

如果说1983年的那场“严打”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和后来真正的违法犯罪分子，那么，今天各地地方官员和警界津津乐道而不明真相的百姓“拍手称快”的打 黑行动，是否是又一场别样的“严打”？值得警惕。眼前青岛的聂磊案和刚刚闭幕不久的重庆打黑黑打案，应该给社会足够的警醒。

正如著名宪政学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专门针对重庆在打黑中的“黑打”行为向中央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所指出，重庆是通过“包装黑社会”的守法，去 掠夺重庆民营企业主的资产。童之伟教授说：“重庆打黑最大问题是包装黑社会，即，没有黑社会也要创造黑社会来打，而黑打剥夺的对象都是私企老板。”他指 出，重庆打黑有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连性，任意追诉和滥用刑法中涉黑条款的嫌疑。

　　现在看来，以打黑之名制造冤狱和掠夺的，不仅仅发生在重庆，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打黑”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来说实在是名利双收的好事：赢得政绩、实利和不明真相的百姓欢呼，牺牲的，只是被“从重从快”打击的“涉黑分子”和法律与经济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