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踞欧亚，东张西望。作为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国家，土耳其具有强大的多元性，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包容性的国家之一。

 

土耳其从初期极端的“脱亚入欧”，到现在兼备中西方文化的浪漫与深邃，其中文化革新，持续近百年。

 

历史上，很多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在独立之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结果，一些富有远见的先觉者悲哀地发现，传统的力量，总是在一定的时候强烈反弹。在疾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之后，不到百年，社会即轮回到原始的地方，出现了“文化返祖”和传统复辟，过去时代的幽灵总是可以借尸还魂，迟迟无法完成现代化，融入世界潮流。

 

 

何以土耳其的文化革命，奏大功于西亚？

 

失去更新能力的传统必须抛弃

 

传统文化，到底是暂时的失效，未来的希望，还是彻底的腐臭，未来的包袱？对于所有曾经光荣的大帝国后裔，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话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嫁接自阿拉伯世界。土耳其在极盛时期，不仅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亦展现了高度的文明，其建筑、医学、造船、兵制等，一度远远领先于欧洲，称雄于世界。

 

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化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活力，就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倘若凝固封闭，丧失了调节改革功能，则必被时代所抛弃。

 

“伊智提哈德”制度曾经保证了伊斯兰文化强大的创新能力。而在13世纪后，伊斯兰教法进入“塔格利德”（因袭传统，无条件无从权威）时期，伊斯兰文化开始停滞，逐步走向自我封闭。

 

当时的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均取得了领先于欧洲的优势，这使整个伊斯兰世界变得傲慢自大。1756年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土耳其竟称他们是“一只猪与另一只猪”的联合。

 

自我封闭的后果逐渐显现。当时许多穆斯林学者对现代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的学说。从作为文化领袖的“穆夫提”到农民都相信，地球是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描述：“如果有人在17、18世纪进入穆斯林国家，他一定可以看到500年前的惯例和制度。”17世纪土耳其著名学者舍勒比在临死前也警告其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象牛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同时，当欧洲列强开辟新航路，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抢占各大洲的战略要津时，奥斯曼帝国仍然无动于衷。于是，进取的欧洲逐步超过自满的奥斯曼帝国。1571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盟军在勒班陀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充满象征意义。

 

封闭和傲慢，很快使奥斯曼土耳其滑向亡国边缘，先后败于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后来的死敌俄罗斯手下，成为“西亚病夫”。

 

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国内，逐步滋生了改革派。18世纪初期艾哈迈德三世的“郁金香改革”，19世纪初期塞利姆三世的新军改革，都以欧为师，但是他们都被废，改革也被绞杀。继起的马哈茂德二世改革，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推动的君主立宪，统统失败。

 

土耳其的种种改良运动，虽然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改造，但是学习只停留在“技”的层面，无法完成制度的更新，更无法完成文化的更新。

 

改革无效，唯有革命。经过二百多年的挣扎与反思，土耳其终于选择了凯末尔式革命。并且在政治上确立现代制度之后，通过强力来根除国家落后的最深根源，进行文化革命，脱亚入欧。

 

中国与土耳其，曾经走了一条类似的路。

 

 

自“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开始萎缩，至明清时代，君权登峰造极，文化封闭性日强，任何创新，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彻底失去了更新能力。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家一步一步试探，结果，全部都是死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预备立宪，统统无法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器物与技术的落后，更是文化的落后，所以李鸿章才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最后，中国经历了辛革命和1949年的二次共和革命，才彻底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

 

当代仍有人怀抱幻想，将当世无法解决的问题，归因为“传统的丧失”。一些人为清朝的预备立宪“招魂”，认为如果没有革命，中国会自行逐步进化到现代社会。事实正相反，中国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源于无法彻底扫除传统中的部分遗毒，中国未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步一改革。

 

温家宝说中国的现代化还需一百年。为什么还要这么久？文化革命相对政治革命，更为艰难，也更为反复。

 

王国维投湖已百年，一人殉葬，忠义可叹，全民陪绑，愚昧不堪。中国不要回头，而是更需开眼看世界，开眼看未来。

 

文化边缘的幸运

 

亚洲最东端的日本，亚洲最西端的土耳其，不约而同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国策，巧合还是必然？

 

为什么他们文化的母本，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百年来无法彻底完成现代化？

 

在文明变革的时代，固有文明的中心，往往无法产生新的文明，反是文明的边缘，往往成为变革的肇源地。由此，1500年以来，处于文明边缘的西方文明，能够取代东方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文明。

 

而土耳其之能以能够顺利实现脱亚入欧，乃在于土耳其在伊斯兰文化的边缘。

 

土耳其人的祖先，源于中国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人，曾经信仰佛教。在西迁过程中，才逐渐改信伊斯兰教。11世纪时，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罗姆苏丹国，后来亡于蒙古，支系奥斯曼部后来崛起，建立起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因此，虽然土耳其在强盛之后。一度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但是，土耳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伊斯兰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后来接受的文化。土耳其的文化历史，长于它被伊斯兰化的历史，而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则是曾经的东罗马帝国的中心，遗传了很多了风俗文化和国家治理制度。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也很大一部分在欧洲，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欧洲色彩。

 

同时，奥斯曼帝国民族众多，信仰亦众多。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同存。帝国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实行“米勒特”制。

 

由此，在发现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使土耳其成为“常败之国” 后（不仅败于俄罗斯、西欧列强，也败于曾是自身附庸国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土耳其开始强烈质疑传统，文化革新的动力巨大。

 

当凯末尔推行彻底的“脱亚入欧”国策时，土耳其人既有对欧洲强盛的羡慕，也有对于广大伊斯兰世界诸国落后的不齿。凯末尔的暴烈文化改革，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这种心态，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欧美和中国的态度有惊人的类似。

 

在亚洲的最东端，日本曾学习中国长达千年，但是，日本游离在广袤的大陆之外，是中华文化圈的外围。到19世纪美国叩关之后，日本迅速发现了传统文化不足以应对变局，于是迅速学习和移植西方文化，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竟然打败了中国老师。

 

虽然日本本土文化更接近中华文化，但是，中国和西方对于日本，都是外来者。因此，日本一面羡慕西方，一面看不起中国，毫不犹豫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国策，神速崛起。而中国，却还在“儒家文化中心”自恋中不可自拔，直到“天朝上国”被蕞尔小国教训。

 

文化边缘的国家，遇到挑战时反弹相对较小，容易接受变革，相反，固有的文化中心，其遇到的反弹强大，曾经的辉煌，极容易造成幻想，认为只要坚持传统，总有“复兴”的一天。或者怀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心态。事实上，如果不能完成对于旧有文化的彻底改革与涅槃，新的文化就无法建立。一些威权国家的改革受挫，最后发现，根子出在体制上，而体制的根子，又在于文化遗毒没有被清扫。

 

也正因为此，作为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文化革新的难度更大，在一些国家，纵使以革命领袖无与伦比的的威望，发动了远比土耳其更为惨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也功败垂成，领袖亦耗尽元气，郁郁而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今日的中东国家，以及亚洲传统的威权国家来说，扫荡传统的污秽，实现文化的涅槃，仍然任重道远，土耳其和日本的启示是，传统文化中心的后裔国度，需要更暴烈和持久的文化革命。由此来说，发生在一些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落幕，而只是序幕。

 

纯洁的革命，纯洁的领袖

 

种下龙种，收获跳虱。错不在种，而在土壤。

 

很多后发国家的革命，往往在革命的过程中，迫于现实偏离了原始的轨道，同时，革命手段也偏离了革命的道德与信仰体系，不复纯洁。

 

土耳其文化革命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乃是由于坚持了革命的使命，维护革命的道德高度。

 

尽管凯末尔实现了废除阿拉伯文字等暴烈文化革命，在革命阵营中，却没有遇到挑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土耳其特殊的革命模式有极大关系。

 

凯末尔本人在1919年与苏丹决裂，投身革命的时候，是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军官，在一战中立下巨大功勋，曾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救星”，享有崇高威望。在革命过程中，凯末尔的领导地位，从来没有遇到过挑战。由此，土耳其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都没有出现过残酷的政治大清洗，一切政治运作，都遵从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则，凯末尔当选为议长和共和国总统，均是经过合法程序。革命中暴力运作的有序，为革命后社会建设的有序，做出了表率。

 

同时，土耳其的革命，从1919年至1923年，只经历了四年，没有经历过领袖更换与内斗，而且目标固定，纲领少变化，保持了相当的纯洁性。

 

相反，一些国家革命过程持续数十年，乃至反复数次，残酷的革命，使革命的目标，逐步在过程中扭曲，革命纲领多次修改，为了聚会革命力量，有时候不得不沿用传统的制度，或者沾染传统宫廷斗争的恶习。在长期的革命中，领袖多次轮换，甚至出现了领袖的竞争，导致残酷的政治清洗与内斗。

 

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使革命文化发生蜕变，变成了江湖文化，乃至帝王文化。只有既兼备革命性、同时集中了传统权谋的领袖，方才可以收获胜利果实。由此，革命尚未成功时就已埋下了复辟的种子。在很多亚洲国家，革命完成之后，革命领袖成了大权独揽、法力无边且无法无天的“护国主”，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甚至超过了革命之前的专制皇帝。

 

革命领袖很快回归传统，革命由此退化，老年的领袖，成为自己青年时代反对的权威。在文化领域表现为，革命之后的国家文化革新，不仅没有进步，反是将之前打开的通往世界文明的窗口，又重新关闭。出现了全民族文化的大倒退，造成现代化的中断。

 

土耳其在推行文化大革新的过程中，国家精英与宗教精英的立场差别巨大。前者与欧洲有深入接触，深知欧洲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优越，力主学习西方，而后者则极力想维护旧的文化，而在共和国建立后，文化革新并没有渗透到绝大多数生活的农村和小镇，宗教势力的反弹，力量非常强大。而正是由于凯末尔党人的团结，土耳其的世俗势力，才可以维持不倒，乃至在凯末尔去世之后，世俗主义仍然成为各个当政者的共识，哪怕是亲宗教势力，亦不得不尊重，凯末尔去世之后，军方亦多次为凯末尔当年的变革保驾，极力维护文化革新的成果，脱亚入欧的国策，屹立近百年。

 

而在一些国家，由于革命领袖与自己战友的分裂，领袖故去之后，新起者改弦更张，并不认同，造成了文化革新的中断。

 

（注：作者为中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及企业竞争战略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