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像曼德拉那样象征性地担任一届领导人就挂冠而去，还是像哈维尔一样让现实政治销蚀了声望，或者是拥有一个昂山素季独有的结局？
昂山素季（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10年11月，以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的获释为标志，缅甸军政府出人意料地开启了民主化进程。一年多来，昂山素季的遭遇和举动，成了判定缅 甸民主真假的试金石。去年8月，她和总统吴登盛的会见和对缅甸改革的表态，触发了195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对缅甸的首次访问；不久后，威廉•黑格成为56 年来首次访问缅甸的英国外交大臣。而就在同一天，挪威成为第一个解除对缅甸制裁的西方国家。缅甸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011年11月18日，昂山素季正式递交了参加2012年4月议会补选的报名表。这是66岁的昂山素季首次竞选公职，虽然她已经投身政治24 年，遭受了近16年的软禁，但她一直是个民间人士。昂山素季说，如果当选议员，她不排除在政府任职的可能。一位记者建议她出任外交部长，昂山素季微笑地回 答，“我会十分认真地考虑。”
一周后，在仰光茵雅湖南岸的家中，昂山素季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畅谈她的政治生涯和非暴力的政治理念。接着，一部以昂山素季为原型的传记类电影《夫人》（The Lady）开始在全世界公映，她被推上全球偶像的高度。
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日本京都大学的访问学者、坚定的非暴力理念，这样的经历固然令人羡慕，但远不足以使她成为缅甸反对派的当然领袖。1988 年，在西方生活了28年、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为探视母病偶然回国，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响应者众，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很多缅甸人来说，她的面庞和眼睛很 容易让人想起遇刺的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将军。
在南亚和东南亚，政治是一项家族事业——当万众敬仰的政治领袖去世或被仇杀后，出于对“第一家庭”的膜拜和同情，其妻子或女儿往往在民众拥戴 下，沿着亲人鲜血铺成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政坛。这一地区涌现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她接的是丈夫的班；涌现了穆斯林世界第一 位女总理贝•布托，她继承的是父亲的衣钵，并在遗嘱中指定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孤儿寡母”政治。
昂山素季最初的崛起，显然离不开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但很快，她树立起有别于父亲的鲜明个人形象，一方面，她美丽、平和，全力付出；另一方面， 她内心强大、极有毅力。这让她和一众为了巩固和扩大家族利益而参政、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的“孤儿寡母”们划清了界限。
昂山素季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价值”有高度重合的部分，也有她从静修和个人际遇中的独特感悟。24年来，面对极权主义、暴力、监禁、暗杀、 言论控制的现实, 昂山素季总以从容姿态作无声的抗议，而反对以暴易暴。在她看来，以暴易暴表面上看最有效果，实际上却让自己堕落到与军政权同样的地步。给传统上不择手段的 政治赋予道德的意涵，昂山素季的理念和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是一脉相承的。1962年以来，缅甸的军人历经叛乱、民族分裂和西方经济制 裁而巍然不倒，却把这个头戴鲜花的纤弱女人视作最大的敌人，原因恰在于此。
对于在崇尚流血牺牲和不妥协斗争的氛围中长大的人而言，要么觉得昂山素季名大于实，要么觉得她懦弱、不敢反抗，而没有意识到：人在面对威胁时， 本能地会选择暴力抵抗，但在非暴力运动中，人们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这需要比暴力更为强大的勇气，宽恕敌人需要更宽广和自由的心灵。
我们应看到，非暴力不合作能够成功的一个条件是，统治阶层相对来说不那么残暴，社会大多数也能够保持理性的克制。缅甸军政府纵然倒行逆施，毕竟 没有把昂山素季投入监狱，也没有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如果面对的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估计她早已被党卫军或者克格勃暗杀。从这个意义上讲，昂山素季的伟大， 属于全体缅甸人。
以温婉和坚定，昂山素季等到了缅甸开始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这一天。4月补选的胜利，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到那时，她将不再仅仅是反对派的偶像，而是 进入了主流政治，那个不仅需要理想和原则、更要有合乎现实策略的地方。而人们对她最大的担心是，她在政治中表现得太像一个圣徒，忽视了现实的领导力。而昂 山素季说：“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她会像曼德拉那样象征性地担任一届领导人就挂冠而去，还是像哈维尔一样让现实政治销蚀了声望，或者是拥有 一个昂山素季独有的结局？
我们拭目以待。
素季的国度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 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 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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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 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 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23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 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 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Myo Yan Naung Thein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种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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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 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 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54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 U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 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U Thiha Saw说，“然后到了8月19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U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20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 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市场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年1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种情况，”人权活动家Myo Yan Naung Thein说，“第一种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种情况，被革命推翻。两种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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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英文报纸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特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种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 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文章《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 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 去”。
1941年，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 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 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3个月后，他与6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32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 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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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 《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 章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 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 “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 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 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种日本报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 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 1960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196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28年里，她求学于 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 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 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 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54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 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 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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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 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 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 (Lonely Planet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 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 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 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 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 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 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 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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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 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 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 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 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 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 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 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 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 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 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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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 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In This Very Life)，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 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 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 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 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 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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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 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 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 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 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 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 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 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 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 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 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 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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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 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 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 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 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 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 “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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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 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 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 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 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 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 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 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 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Justin Wintle, “Perfect Hostage”；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Kyaw Yin Hlaing,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Brook Lamer, “Land of Shadows”；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追求修复式的正义
——对话昂山素季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 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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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 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 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 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 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 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 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 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 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 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 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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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 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 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 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 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 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 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 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 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 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 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 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 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 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 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 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 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 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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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 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 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 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 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 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 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 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 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 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 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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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 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 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 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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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 “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 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 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 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 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 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 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 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 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 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 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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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 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她是这个国家的母亲
——杨紫琼和吕克·贝松谈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是个含蓄、内敛的人，对于我们把她的经历拍成电影一事，她甚至感到难为情
本刊记者 翁倩 发自香港
2月3日晚，电影《昂山素季》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女主角杨紫琼、导演吕克•贝松偕夫人一同出席记者会，畅谈拍摄经验及心得。饰演昂山素季的杨紫 琼，点亮特制的蜡烛，寓意为缅甸点燃希望之光。吕克•贝松强调，他的作品并非倡导政治，是属于当地人民的。对于昂山素季，他们都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杨紫琼 和她交谈的时光令人难忘
1991年，我听说一位东盟女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亚洲女性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来我了解到，这名女性获奖的原因，是她一直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争取自由和人权。她是一名斗士，热情是她的盔甲，对自由的热爱是她的武器。
我至今记得，2010年，她被释放那天，我正在泰国拍一场戏，饰演昂山的我向支持者招手。那天下午，我和导演及昂山的小儿子Kim在房间看电视转播，昂山也在向支持者挥手。我们说，天哪，这不是我们刚演的那一幕吗？
我和昂山素季见过一次面。见她之前，我非常紧张，可我们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熟悉对方。她热情地对我说“你好”，我走过去紧紧拥抱了她。她 瘦得令人吃惊，看起来脆弱无比。她很亲切，我们谈了很多，感觉像在探访家人。我之前看过她的采访视频，她的举手投足和资料所述一模一样。认识她多年的人 说，她二十几岁时的行为举止就和现在相同。
她很有教养，从不乱说话，也不会靠大声说话吸引旁人的注意。她的智慧和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她的能言善道、学识渊博，靠的是多年的努力和修为。
她告诉我，软禁期间，她一直保持个人纪律。她说，当你独自一人时，你最能看清自己，也最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她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听BBC的广播， 每天两次听缅甸新闻报道，她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次见面，这位长期被软禁的夫人问我：“为什么BBC不能多播放点音乐呢？”
和她交谈的时光令人难忘。在她身边，我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她的身上仿佛有光环在围绕，她的举手投足都流露出尊严和优雅。有人诟病她为家人付出太少，因为她知道她的人民需要她。她知道自己不仅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更是这个国家的母亲。
如今她依然每天辛苦地工作，如果还有机会见她，我会告诉她，一定要保重。她为她的国家付出太多，她应该稍微关心一下自己。
她是个含蓄、内敛的人，对于我们把她的经历拍成电影一事，她甚至感到难为情。为了拍这部电影，我一直很努力地学习缅甸话，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缅甸话很复杂，我到现在都还不能对话。
拍摄期间，我意外获批缅甸签证，想去拜访昂山。但导演不赞同，他说：“下周还有几场大戏，你万一出点事儿，没法回来，怎么办？”目前为止，昂山 素季本人还没看过《昂山素季》这部电影。丈夫迈克病逝时，她未能陪伴在旁一直是她心中的遗憾，希望她足够坚强勇敢时一个人安静地看这部电影。
吕克·贝松 昂山素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看《昂山素季》的电影剧本时，我哭了很多次。我感动于这个故事，想把昂山的个人经历、她的丈夫、她充满斗争的生活、她的孩子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于是把它拍了下来。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
为电影选演员时面试一个当地人，我问他，你是否了解缅甸军人的行为？他说，知道，我一半的家人就是他们杀的。这个人后来在电影中饰演了一个残忍的士兵。
昂山素季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也因为《昂山素季》，缅甸人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国家。
(据吕克·贝松及杨紫琼香港大学演讲内容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