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南方人物周刊》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后，对“公知”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尤其闹 得厉害。好像有很多挖苦“公知”的段子和传说，“公知”所引发的争议也很多。我认识的不少人，甚至整天在网上卖嘴皮子，有个几十万上百万粉丝的，都不承认 自己是公知了，好象做了公知多见不得人一样。

而我从上大学起，从来不避讳，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而且现在来看是我是标准的“公知”，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要谈公知，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知识分子。在中国谈知识分子，要么就是挖苦讽刺，好像百无一用是书生，要么就是过度拔高，一股子道德弥赛亚情节。在我的 理解中，凡是以对知识进行发掘，加工和创造为职业的人，都算是知识分子，生产意义上讲这跟其它职业的区别并不大。就好像一个木匠，是以对木头进行发掘，加 工和创造为职业一样，两者都是生产者。所不同的是，木匠经营的是木头，而知识分子经营的是知识。一个好木匠有他的专长可以给人们提供漂亮的桌子，舒服的椅 子；一个好的知识分子可以给人们提供认识问题的智慧。

做过学问的人就知道，其实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也是一个手艺活儿。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工作。没有知识分子的工作，人类就不会比大猩猩高明，就没有棉纺的衣服、摩天大楼和汽车。

其实儒家传统中当知识分子原本是特别有神圣感和崇高感的。在我小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常跟我讲，咱们是书香门第啊，跟唠叨一样。我爷爷家几代人都是地 方上的教书匠，我奶奶家里上几代还出过状元，他们是这么耳濡目染的，他们的心目中，咱们就是读书人家，当官做生意都是不着调的，出读书人才是正途。尽管我 小时候并不在意，我父母叔伯姑婶这批从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人，更是不理解我爷爷奶奶这种观念。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爷爷还跟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当时我听了还挺反感，觉得这不是歧视其它职业嘛，但这也是我爷爷的爷爷跟他说的，他真 这么认为，我爷爷是教建筑力学的，他一辈子活得很简单，甚至我回想起来觉得我爷爷是很单纯的人，他就觉得人能掌握一门知识，是最牛的事情，活得最潇洒。确 实在他们那个时代，读书人所具有的职业自豪感，确实是从事其它职业的人所不能比的。后来见识多了，才觉得我爷爷奶奶的观念其实挺正常的。

我有个农村朋友是个木匠，一辈子也不是很得志，有一次他喝了点儿酒跟我说：“我告诉你，三个大学生都换不来一个好木匠。”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隔壁宿 舍的朋友是体育特长生，打篮球的，大学里面自然文化比较受推崇，体育特长生其实挺边缘化的，在大家看来有点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意思，这个哥们儿倒是很自 信，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们啊，就是会写写字儿，动动嘴皮子，咱们打篮球，那靠的可是真本事。”这些人我都挺欣赏的，人干什么事儿，能没点儿职业自尊呢？对 自己的饭碗要有些自觉意识，当知识分子也是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更是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士可杀，不可辱”。在西方国家，知识分子也是受到广泛尊重的，比如旧时 英国的地方绅士和牧师，他们收入不见得多高，但被称为decent job（体面的职业）。这使得知识分子本身都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

而中国自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每况愈下。民间至今还残留着强烈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这与文革所造成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 反动”，知识分子“不劳而获”。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而且是对知识本身的不尊重。一个社会的劳动形式有很多种。的确，在田间工作很辛苦，但在书房里 仔细钻研一个问题，虽然脚上没牛屎，也没晒到太阳，但其艰苦卓绝程度也是毫不逊色的，做好学问不是那么容易的。毛泽东手段高明，成功地煽动起了体力劳动者 对智力劳动者的仇恨，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但却对整个中国智识阶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天，我们并不要求说知识分子的地位能回到中国古代的地位，但起码社 会应当告别这种不理智的态度，既不要过度拔高，也不要过度贬低以知识为职业的人。

那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呢？从字面来理解，显然就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那“公共性”从何而来呢？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在社会上生 活，是因为社会需要知识，而社会的现代性促使人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到自己最善于做的事情上。如果有人有跨界的兴趣，也完全可以，比如说一个木匠喜欢写诗， 他完全可以做一个业余诗人，一个大学教授喜欢木艺，也可以在家做个业余木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上哲学批 判。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生活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专研知识就得考虑怎么吃饭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知识分子，我用和尚这个职业打个比方。和尚有两种。一种是寺庙和尚。做寺庙和尚的好处在于，他们是有单位的。这种商业模式是社会信 众把钱捐给寺庙，寺庙再给他们“发工资”，照顾他们的生老病死，所以好处是这些和尚饿肚子风险很小。坏处在于，寺庙和尚就像金庸小说里的少林寺一样，是有 级别的，一个和尚的地位和收入是直接和“职称”挂钩的，而且寺庙的体制僵硬，上升通道单一，因此寺庙里的和尚，除了有很强的愿力，很容易养成吃大锅饭、混 迹别熬年头的坏习性。曾经有一个和尚对我说，如今中国很多寺庙里的和尚就存在这种腐化堕落的现象，他们一个月领几万块钱的工资，但就是不肯专研佛法，只想 在体制内爬到一个位置，然后就可以衣食无忧了。职位的大小跟修为的高低没有关系，一个不懂佛法、不懂佛法价值的和尚，只要混够了年头，搞好了关系，也能身 处高位。在中国大学，社科院都是政府包办统管的，这些机构再来养研究人员，就像少林寺养和尚一样，总体而言，靠他们追求佛法是不灵的。

在我看来，最好的和尚是第二种和尚，也就是游方和尚。游方和尚需要像释迦牟尼时代一样，托钵化缘。这些和尚直接面对信众，靠施主进行供养，不依附于寺 庙。做游方和尚的危险在于收入不稳定，可能饱一顿饥一顿，但好处在于这些和尚要对得起信众的供养，就必须艰苦修行，更有可能修成正果。我们可以试着考虑这 两种和尚不同的心境。当一个信众到寺院里烧香拜佛捐钱的时候，寺庙和尚会觉得我拿这个钱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可能在心里偷偷嘲笑这些信众。而当一个信众在给 一个游方和尚捐供养钱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其它所求的，只希望他好好修行。我一个和尚朋友跟我说，每次看到那些善男信女在寺院里烧香拜佛求保佑，就觉得很可 笑，就是当有些居士把钱交到他手里，没有任何所求，就是供养和尚的时候，他就会起了真正的惭愧心，觉得要对得起施主的施舍，就要专研佛法，勇猛精进，这种 愿力是最强的。

这种游方和尚在藏传佛教还能经常见到。在藏传佛教的法会期间，所有和尚排队坐在寺院门口念经，信众挨个在每个和尚的钵里放钱，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修 行。在藏传佛教的传统里，寺庙不提供供养僧人的职能，只是一个修行道场，和尚的衣食住行，都需要直接向信众化缘而得，这样和尚们就能记住，他们服务对象不 是寺庙，而是众生。

在我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就相当于这些不依赖寺庙的体制而托钵化缘的和尚。公共知识分子也是直接面对社会知识需求，只是他们布道的舞台是媒体，书本，或 是朋友的传播。当一个人因为你的文章买了一份杂志或报纸，就相当于在你的钵里投入一枚钱币，因为他觉得你所从事的知识研究和探索是对社会有价值的。甚至在 美国的体制有大量的公益基金，花大量的钱资助研究者，这些基金的发起人都是些大老板，他们自己并不是搞学问的，也不是说这些学问对他们有什么直接的收益， 但他们认为这些学问是有价值的。就像一个过去一些大施主发心，撒银子供养一些和尚好好念经是一样的道理。

圣西门在《寓言》中讲道，假如法国突然同时损失了50名优秀的化学家、生理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马上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假如法国把 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的这一切天才人物都保存下来，同时只不幸地失去……全部的高官显贵、国家大臣、国家参事……虽然会使善良的法国人懊丧，但并不会因 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这段话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并非直接种粮食的人，但需要被社会供养，社会需要这些知识生产传播者，否则一个国家就没有 灵魂。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将公知污名化了，但我还是乐意承认我就是一个公知，一个享受过社会供养的公知。我没有种过庄稼，没有织过布，也没有贩运过货物，但我 多年来，虽不敢说富裕，也有衣食温饱，我不觉得我是毛泽东理论所批评的不劳而获者，我在钻研问题上的勤奋专注和付出的心血汗水，并不逊于任何种庄稼，织布 和贩运货物的人。中国假如有一万个种庄稼，织布和贩运货物的人愿意给我每个月贡献一块钱，因为他们觉得我郭宇宽研究的问题有些意思，我说的话对他们有所启 发，我就可以活得非常自在。同时我也愿意花钱去购买或者支持别人的服务，这就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有多么崇高，但即使网上再骂“公知”，我也没觉得有多不光彩，在我看来也许那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佳的定位和最良好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