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从将军到囚徒，
从战场到牢房，
只有这天翻地覆的年代，
才有这空前绝后的荒唐。
你是将军啊，
战场上功勋卓著；
你是囚徒啊，
牢房里的战果辉煌。
因为你献给昨天的是鲜血，
献给未来的是生命；
因为你倒下去的是躯体，
站起来的是榜样!时红军：《伟大的囚徒》刊载于1979年12月号《北京文艺》。
却原来是坐班房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6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 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 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又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 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中央文革在“放线钓鱼”、“引蛇出洞”，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在小屋里不断自言自语：“把我弄到这里来20多天了，还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光说我上北京住哩，可是叫我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彭德怀：“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这自然是借红卫兵之口道出的某些人的要求。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加上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肤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1月30日，彭德怀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却不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2月中，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五棵松营房离市中心很远，出入受限，伙食不好，红卫兵陈××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度日如年”，借过春节之机，“溜之乎也”。
彭德怀从报纸上看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陶铸成了“大叛徒”。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导致全国的夺权斗争，各省市纷纷成立“红彤彤”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代替各级人民政府。
形势变化是这样的急速，报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尽管个人蒙冤，彭德怀和当时的千百万干部、党员一样，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充满了热情和 浪漫的希望，想到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总是难免的，何况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对待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排斥、一律打倒都是错误的。”
他想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谈谈。几十年的情谊，毛泽东在派他去西南工作时已表示过，并不愿和他分手。但他已写过3封信都没有回音。 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他被红卫兵“抓来北京已两个多月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红卫兵要他交代的重要问题和自己答复的内容后，谈了对红卫兵的看 法：
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我自去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历时3个多月，晚上7时半至10时半，即到街上看大字报，拾传单，听他们讲演，并看其他 各种活动。成都市许多旧习惯，如茶馆之多，难以数计，许多街道、商店仍是封建和庸俗名称。几天之内，为毛主席语录牌、新式的革命对联所代替。茶馆也无人进 门。现象完全改变，看了真使人兴奋。我在这3个多月中，对红卫兵作了比较认真的观察，所得结论是3个好得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冲击 “四旧”，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官僚主义，冲击铺张浪费，这一切真好得很；比较无私心杂念，一切为革命，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促使人民群 众思想革命化，好得很；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将培养出大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这也是好得很。
彭德怀在信中对周恩来说，近40天来更加深了这一认识。红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比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党政民机关干部的学习要认真得多，他们的工作也是严肃热情的”。
彭德怀向周恩来报告自己的情况：
“1月31日以后，红卫兵即无人在我处，现在把我交给解放军某部看管(您久已知，去年12月27日夜半，即有红卫兵告我：总理已经知你到此，并即准备去警备司令部)。
除读毛选和语录外，就只能看到《人民日报》，不准到室外散步，只能在12平方米房内来回走着，见不到太阳，但室内烧了炉子，比较暖和，连上送饭吃，这一切都好。”
看来，彭德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惑。不相信这是中央的意思，甚至怀疑中央是否知道他今日的处境。这封信直接送给了专案组，并没有呈送上去。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梅魁写了一封信。
“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德怀记得侄女彭梅魁的这句话，梅魁也说到做到。到成都看望伯伯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候伯伯。彭德怀把1966年12月份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梅魁，让梅魁保存。此后，梅魁即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12月29日，景希珍突然来到彭梅魁家里，告诉她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现在下落不明。彭梅魁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
是伯伯写的。彭梅魁心头一震。
彭德怀告诉侄女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 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 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清宗是彭德怀在家谱上的名字。只有亲人知道。此时的彭德怀用清宗的署名，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为伯伯担忧，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今天总算有了下落，可又是怎样的下落啊!
红卫兵从监护处撤走近1个月，彭德怀问监护点的人：“老把我放到你们军队里干什么?假装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哨兵经过教育，和他划清界 限，不和他攀谈。彭德怀说：“红卫兵怎么不来了呢?一天和这些小青年斗斗嘴也不错。”他一再提出要求回家种地，再不然仍回吴家花园，“住到后面的那间小屋 子里读书，一切生活我自理。再不行，能不能叫我住党校去学习，找一间房子给我好好读读书。”
他想得太天真了。他真得离开这里，但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也不是种地，不是读书。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五棵松这里红卫兵进驻过，不安全了。
经过一番构筑，这个地方成了关禁党和国家、军队被打倒的领导人物的秘密监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护”体系：北面八里庄驻有一个摩托营，电 台与这里直接呼叫，可以随时出动；附近设有潜伏哨；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设有一个哨 兵，一言一行都被哨兵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他自言自语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 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棉袄，边补边对带班员说：“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个哨兵，特别是晚上，我看大多数都是干 部。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也懂这些，我自己能负责自己。”有时他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一天，他提笔给监护点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部队负责同志：
住在这里增加了你们很大负担，内心惭愧!昼夜两人值班，建议减少一个。现在工作、生产、学习很忙，我可以参加一点轻微劳动，请你考虑。
“负责同志”置之不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彭梅魁被告知东西送到正义路卫戍司令部转。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 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 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渣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渣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 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 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 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 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如何置信!?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 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宏亮而粗犷的歌声，震动了囚室内凝滞的 空气。
哨兵早已被布置观察彭德怀看到自己被点名时的“动向”，哨兵在日记上特别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文化大革命”高潮接着高潮，副统帅林彪对专案工作不满意，说：“专案成了悬案，问题是落实。”意即一切罪名都要由不实变成“实”。不久， 根据林彪、江青、康生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制定了新的审查彭德怀的计划，把已进行了5年的对彭德怀“背靠背”的审查，升级为“面对面”的“斗争”。江青指 示从解放军抽调团以上得力干部到专案组，加强对亲自参与缔造了这支英雄军队的彭德怀元帅的审查。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 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 “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武装”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彭德怀大大误解了。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红卫兵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显然这是专案组教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红卫兵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北航原党委一个负责干部韩爱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批判彭德怀在华北“搞独立王国”，“背着主席打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造成很大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打断韩爱晶的话，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 “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 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林彪在会上喊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 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 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文革正式批准 （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 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 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挑选来揪押他。伤痛和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同一时期，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被押上批斗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做“喷气式”，批 斗、游街、示众。在会场上，在街头，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战斗组戴着红袖标狂呼高叫，对批斗者拳脚交加。路上的行人，有的伸拳头响应，有的呆呆看着，还有的 低头匆匆走过，不忍目睹这使革命历史蒙羞、使善良心灵颤栗的一幕。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重新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中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7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无 所有了，仅衣袋里放着一张彭德怀的照片，里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忆。不幸，一次照片掉出来，被看管人员抢了去。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斗，被罚光脚在沙石 路上担东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怀在一起“干了什么坏事”，又被拉去看“拒不坦白”者的下场——一个老人被绑在树上挨打。
群众专政一阵，腻了，把犯人放走。浦安修无家可归，被院内一个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的盥洗室里暂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衣服脏破，形体消瘦，泪眼模糊，一副惨状，不禁浑身发抖。
当晚19时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 奸”的“罪状”。在剧痛和羞辱中，她偷偷侧眼寻找彭德怀，看到他被同样扭在台上的另一边，头被按下去，抬起来，按下去，再抬起来，也正挣扎着向这边寻找她 的身影。浦安修心头一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浦安修被勒令传去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 浦安修审讯记录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在墙壁上撞 得咚咚发响。造反派还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清晨7时，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医生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
半夜，浦安修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下令将浦安修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押回学校严加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严重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6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 要)。《决议》（摘要）在标题中取消了“同志”二字，把《决议》中原有的“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的话也删去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 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彭德怀的失败到中 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日报》还报道说：“北京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刚刚联合批斗了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今天他们学习了《庐山会议决议》以后，更增加了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文革”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 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彭”高潮。
18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办公室在向领导的报告中说，彭德怀给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写的所谓“认罪书”，“根本未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毫无认 罪之意，而是疯狂的反攻倒算……”“我们的意见对彭德怀的所谓‘认罪书’，要进行批斗，粉碎他的新反扑”，提出将彭德怀交由红卫兵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进 行批判斗争的意见。于是，在北京，彭德怀再一次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批斗的报告一来，时任政治局 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 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各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又12次 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一次次摧残、一次次生死存亡。曾百战沙场的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 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顽强地屹立于天地之间。
在北京军区批斗场，彭德怀被打伤了背；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高级将领李钟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参加批斗会回来，彭德怀还要写自传——交代全部历史，从6岁起。
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在挨批斗的日子，每天要写自传八九个小时；不挨批斗的日子，一天写十二三个小时。
连续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曾经百战沙场的元帅，挨批斗又何止百场！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归分工军委系统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管辖被认为是彭德 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 修。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一天，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 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是老战友黄克诚的声 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挨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 疯狂。
黄克诚在1994年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回忆到他和彭德怀一起被大会批斗的情况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 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为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 不老实。”就在这样的时刻，老战友黄克诚仍然关心着他。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然而，彭德怀在1928年平江起义后给党 中央写的报告中，明明写着“入党三阅月”。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 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中到1959年，彭德怀5次被派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重点审1955年和1959年的问题。
1955年“问题”的起因是，原驻苏大使在“文革”被揪斗和监禁中写了一个“关于彭德怀1955年在苏联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的材料。这个材料是怎样“制造”出来或逼出来的无人关心，却令专案组大为兴奋，立即上报中央。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赫鲁 晓夫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大使刘晓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 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第一你背着中央，第二不让翻译参加，第三代表团成员没有参加，根据这三条是不是里通外国?”
1月10日到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再三说，约见赫鲁晓夫他是被动的，没有谈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回国向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过。
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日、16日连审4次。彭德怀疲劳、气愤，神志昏迷，行动趔趄，最后，按审讯人的要求承认，谈话没请示中央，没有代表团员参加，应向毛主席请罪。
17日审讯两次，审讯人进一步要彭德怀承认和赫鲁晓夫谈了1954年的高岗问题。彭德怀反复声明没有，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
多次逼供，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审讯者一齐站起来骂：“你简直无耻之极!”“混蛋透顶!”……
谁无耻，谁混蛋透顶，历史自将作出结论。
彭德怀提到审讯的目的。审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专案组的笔记本记载：“首先要他（指彭德怀）承认同赫鲁晓夫说了高岗历史上的任职和成绩， 然后要彭承认同赫谈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宣扬高岗，说明高岗是党中央逼死的’”，“如果说是为了给赫解释，要打态度”。“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彭认为高岗 没有勇气，不应暴露过早，连累自己。手段不高明。应当沿着继续（按：原文如此）开展斗争，弄清问题。”
何等险恶、卑鄙的目的！何等凶残的想像力！
按照这一目的，从19日起，专案组开始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连续从晚上19时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时。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承认和赫谈了高岗问题。
专案组用这个手段依次而进，进一步逼彭德怀交代在高岗问题上对赫鲁晓夫谈了什么。据专案组笔记，21日“夜战彭德怀”，专案组4人要彭德怀 承认在赫鲁晓夫面前“主动谈高岗问题”，“为高岗树碑立传”，“为高岗翻案”，“勾结赫鲁晓夫反对我党中央”。22日晚，连续8小时的审讯，要彭德怀承认 1955年见赫是彭主动的，不让翻译、武官参加是彭授意的，彭主动向赫谈高岗问题。审讯时制造极度紧张的局面，审讯后逼令即刻写交代，使本来就极度气愤、 疲劳的彭德怀不能休息。
从1月13日至23日，13天审讯17次，每次审讯都是彭德怀先据理驳斥，最后在精神恍惚下签字承认。专案组每天向上报告“战绩”。17 日，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 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1955年的问题要抓紧，一定要攻下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
26日，从下午1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个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俯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1月30日是春节，“春节前要定案”的计划完不成。29日，吴法宪指示专案组： “春节后再来个高潮，搞几个月不要被犯人同化了。专案就是把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对于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是重大贡献。”
春节后的“高潮”，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14时30分到6日凌晨1时，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 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但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 嫉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慨，此时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痛斥怒驳，对操生杀 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你再审，我也是顽固！”“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人员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 下场！”他冷笑：“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然而，他认为专案组代表党。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地回答专案组的讯问，反复地说明情况。在每次车轮战的最后，他认罪、签字，在精神恢复后又否认、说明——用专案的语言来说，就是：翻案。
春节以后，专案组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后，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 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 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 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 生命。现在是时候了，应当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他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抗拒审查”呢?他陷入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
3月4日开始，审讯彭德怀所谓“取而代之”的问题。
一个留苏学生揭发，1956年她在苏联学习时，听到一个苏联学生说，赫鲁晓夫曾当着他叔父的面派人去见彭德怀。转告彭两句话：“他可以取而代之，我支持他。”
对这份材料，连专案组自己也对其可靠性发生怀疑，但仍据此制定出了一个逼供的计划。据专案组笔记本记载：
“研究审讯彭取而代之问题计划：(1)八国之行，摸底探风，进行舆论准备；(2)庐山会议直接反党，先礼后兵，逼毛主席检讨；(3)发动总攻击，取而代之。”
“尽力逼其交代出来。指导思想、步骤：连续作战，强攻打硬仗，围绕取而代之问题，穷追猛打”。
计划付诸实施了。七八个人轮番审讯，把彭德怀摧残到极点。哨兵记载，一次彭德怀从审讯室回到囚室“吃饭不知吃”，“砰的一声碗掉在地上。‘我赔，我赔!’”他突然想到这碗是公家的，“从衣袋里拿出5角钱交给哨兵”。
专案组正突击审讯时，发生了“三?二四”事件。直接负责专案组工作的大组副组长杨成武被“打倒”了，专案组整顿思想。4月5日，检查出“右 倾动摇思想”16条。下据专案人员笔记的记载，录出数条：“我们的材料不是那么多，不是把他(彭)的锐气打下去了，而是挫伤了我们的锐气。”
“外调没有好线索可查，查来查去查不出所以然来，弄出些右倾情绪。”
“4个问题现在一个也没搞完，搞他的集团问题，搞下来好说，搞不下来怎么办?”
“是搞赫给他讲了这句话就算达到目的呢，还是继续搞事实呢?”
“应再搞事实，搞什么样事实?”
“彭德怀的问题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心中没数，现在走到哪里算哪里。”风波亭、莫须有，可见一斑。
所谓4个问题，是指要通过审讯逼彭德怀承认并按既定内容交代的“彭、高反党集团”、“里通外国”、“反党小集团”、“取而代之”的4个问题。审讯4个多月没有达到目的。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接着，黄永胜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的审讯再次加码。专案组的笔记记下了每一次审讯的情况，哨兵则被告知要记录下彭德怀被审讯后回囚室的表现。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由陈×等5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主审人鼓动其部下的士气说：“顽抗是敌人的本性，是必然的”，“不交代不能收兵”。最后，陈×的笔记记着：“我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
彭德怀在半昏迷状态下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专案组经10个月的审讯，用“莫须有”、“逼供信”的手段，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 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 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什坊院监禁点是以一座木质结构的小楼为主的小院，楼前一些低矮的平房住犯人。小楼做了办公室，正好居高临下进行监视。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 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熟悉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规律，也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最后的战斗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落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他将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哨兵日记上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 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扳着手指头 数”，“流泪4次”。“九大”开会期间，哨兵日记每天都有他叹息、流泪的记载。
从1967年8月的大批斗和审讯开始，哨兵日记就常常记录彭德怀“通夜不睡”。“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更经常失眠。9月11日 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踢脚、扬手。有时如火山爆发，发脾气、吼叫：“要命啊!”“好苦 啊!”
1970年1月15日，哨兵记载，彭德怀要拿衣服哨兵不让，彭德怀大发雷霆。就在这一天，彭德怀专案组研究给彭德怀自传入档的问题，说彭德 怀写的自传“毫无认罪检查，违背客观历史”，“不应公开入卷，如果入卷，就给他起树碑立传的副作用。”接着，专案组销毁了一批文件。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 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据专案组笔记，这个报告共起草了十二万字（在四人帮被 打倒，清查工作尚未开展之际，竟被全部销毁了）。
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 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①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②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报告：“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1970年5月4日，在专案组对“案犯”(不只是彭德怀)的审讯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江青在接见罗瑞卿专案组时出新点子说：“犯人不老实不要 老搞审讯这种傻事了。不要老审，要叫他写自传，写证明人，写材料，从中研究，找矛盾，找岔子。不要在那里搞口供，把我们弄在云雾里。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手 来充分发动群众，搞调查，找物证、旁证”。
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3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 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李××说：“不写不行，从8岁写。”赵××说：“不准放毒，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写“交代”——第三次简历。
他把这种写“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 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 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会议上的罢官，70年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囹圄，而生活 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脚，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 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 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愚蠢的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 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十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 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评”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 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当“四人帮”垮了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料中看 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写出历史真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彭德怀的老战友黄克诚则拒绝写交 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 倒……”主审人陈×(又是这个陈×!)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黄克诚慢声回答：“我——知——道!”“知 道也要念!”“看不见!”“你戴眼镜干什么?”陈×等人一齐站起来。黄克诚仍不理睬；陈×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陈× 骂黄克诚：“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决没有好下场!”
黄克诚怒不可遏，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说着，拿起面前的杯子，“嘭”的一声砸到自己的额头上，血流满面，跌跌撞撞倒 在墙角稻草上。陈×等人马上打电话搬援兵。监护点领导来了，黄克诚说：“我就死在这儿，我不让他们折腾我了。”专案人员只得让黄克诚回去。
在囚室里，黄克诚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坐在那把带靠背的破椅子上，用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有节奏地摇晃。他经常反抗哨兵的无理管束。他患有气管 炎和肺病，体弱气虚，上厕所走得慢。一次，哨兵喝令：“快走！”他顶撞，哨兵把枪一横，喝道：“你还敢反抗!”黄克诚索性蹲下不走了，说：“我不起来了， 你枪毙了我!”
在罗道庄的时候，黄克诚将他对“文革”的感喟赋为一首蝶恋花，词曰：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飚，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有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黄克诚将词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压在抽屉的垫纸下。从罗道庄突然转移至什坊院，黄克诚忘了这件事，被严密搜检的“监护”者发现，上报专案组， 被专案组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克诚的反动诗”。黄克诚自然免不掉挨许多斗。这首诗以后被收到彭德怀专案卷内，不知是怎么把它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的。
1981年9月的一天，本书作者在采访黄克诚时问他是否有这回事。黄克诚笑答：“确有其事。并说，他为此又挨了许多斗。他以大将的气魄冷对专案组的暴虐，又作诗一首，这次他将诗刻印在自己的心头。诗曰：
补白乱写不成章指《蝶恋花》一阕。，
云海茫茫谁能详。
道听途说难入耳，
凭空捏造坏心肠。
宇宙很小天地宽，
不怕苦来不怕脏。
革命意志坚如铁，
到处都可乐无疆。
不管怎么审、斗，黄克诚不断提出一个意见：“说我是反革命，我想不通!”
囚室严密隔离，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的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辨出了是黄克诚。他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他们又走到一个“战场”上来了。
和他们一起关押在什坊院的，还有罗瑞卿、谭政、安子文、王新亭、任白戈、叶子龙、王尚荣、班禅?额尔德尼等人。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 要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3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号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 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抗议痛骂，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擂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 道：“犯想睡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 “我不得死!”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夜空，外逃叛国。
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消息，立即进行雷达跟踪，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的事，由他去吧!”三叉戟越过中蒙边界，在温都尔汗爆炸。
林彪携妻带子叛国出逃，葬身温都尔汗的事件，很快在内部传达，彭德怀则完全不知情。但他从报纸上发现了问题。9月28日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 帝来中国，周恩来祝酒词中没有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建国22周年没有举行游行活动；“十?一”这一天林彪没有出面；报纸上林彪提出的“四好”、“五好”也 不见了。哨兵记录，彭德怀很敏感，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林彪出事了!?”
彭德怀不知道林彪怎么回事，林彪事件却还牵连了他。“九?一三”事件后不几天，卫戍区司令员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阴谋带走彭德怀、罗瑞卿。什坊院要检查防卫，严密监视彭、罗二人。”
什坊院如临大敌，气氛紧张，彭德怀莫名其妙地又被加了一重罪名，专案组又来要他交代和林彪的关系。
林彪叛逃丧命。林彪的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暂时掌握了局势，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提出要查清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做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将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政法干校(此时已经停办)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二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 监护地。九十年代，这座小楼改修为公安大学的客房，看不出曾是关押犯人的“小号”，只是高墙上残留的铁丝网还透露出当年森严防范的气息。
1972年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这儿。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5”，他就被呼为“5号”。其实，他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长期的与世隔离，使他对发生的事情困惑不解。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 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万民祝愿“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怎么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成了异域之鬼?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有时，他竟想到林彪可能也关在这里。一次，他看到厕所门上有一个“林”字，上面打了一个“×”，第二天又没有了。 彭德怀敲敲门对哨兵说：“我估计林彪可能在这里，我见见他。”一次他对哨兵说：“小伙子，能不能找一份林彪投敌叛国的文件给我看看?”哨兵说：“这个我找 不来。我们听传达了，林彪跑到蒙古去了。”彭德怀说：“这不可能吧?”他拿起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说：“你看写得多好。怎么跑到蒙古去了 呢?”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轻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兵的态度 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1年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 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桩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胸中燃起怒火，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
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4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成了近邻。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 递友情。哨兵日记记载：一天，彭德怀问哨兵说：“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 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黄克诚。
1971年12月30日夜晚，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接新年。当时针指向24时正，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血！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从转移到政法干校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2年3月16日，从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做全面身体检查。彭德怀拒绝检查，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5号屋，只说服他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
实际上，致命的癌细胞这时已在噬蚀着他的生命。
不久，他的右手指剧痛，长了一个小疙瘩。他经常便稀，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一天，又是睁眼不睡，哨兵李虎山劝他：“时间还早着呢，睡吧。”他说：“天就要亮了，我每天看到这颗星星到中间窗户，天就亮了。”
之后，他常常便血，昏倒两次。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2年末，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3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1000毫升，经驻点刘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外痔，作了止血处理。
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告了彭德怀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晚，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拒收。联系一师医院，又拒收。直至大出血的第7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三○一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苦难拼搏的历程即将结束，伟大的囚徒即将落下生命的帷幕。
在这样一个时刻，谁敢来关心他的命运，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呢?
6年前，1967年6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曾被允许给彭德怀送衣物食品，但不久，就开始全国大批判彭德怀。据彭梅魁等的回忆，大批彭之 后，“老家被抄了，墙上刷满了诬蔑您(彭德怀)的大标语，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挨批斗……起超(彭德怀的侄儿)多次遭毒打，死去活来。”“我们继 续给您送东西，一次一次又一次……3年5年又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您的消息，我们由疑虑、担心变得害怕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周总理……”彭 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彭钢：《泪水沾湿的回忆——怀念我们的伯伯彭德怀》，1979年1月23日《文汇报》。
1972年底梅魁去看望伯母浦安修，商量怎样打听伯父的下落。大家决定给周总理写信，但由谁出面呢？虽然林彪垮台后，她们的处境稍有好转，但仍有风险，梅魁勇敢担当说：“用我的名义吧！”
为避人耳目，信是在浦安修的大姐浦杰修的儿子杜刚家写的。浦安修恐言多语失说：写短一些，就打听他的下落，能不能探望和送东西就行了。
1973年1月28日，彭梅魁带着亲人的盼望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总理告诉她，伯伯“是死是活，能否探视”。信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 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按：即200余次提审)，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只允许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给伯伯 继续送东西，有浦安修给买的，有彭钢等送的，都用梅魁的名字。
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报告附三○一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的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手术危险性相当大。因病人年老、体胖，又增加手术难度。”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三○一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是夜，残月昏黄，彭德怀脸色苍白，向日夜监视他的战士说：“再见。”至此，他结束了长达6年零4个月加18天的囚居生活，走出了铁网高墙，走向生命的最后途程。
翌日，彭德怀躺在三○一医院14病室的第5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周恩来的指示是彭德怀“保外就医”，并未被遵循。
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 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14病室5病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是庐山会议批的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 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按：指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 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22日晚，医院通知他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和与侄女彭梅魁见面，说：“怕背着黑锅死去。”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李××等2人领着彭梅魁到病房。彭梅魁回忆说：“门口站着个看守人员，室内的气氛也十分森严，窗户用报纸从底下直糊到顶 端。”彭梅魁见到病床上的伯伯，一阵心酸，张了张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梅魁，百感交集。因专案组的人在旁，彭梅魁也不敢说什 么。彭德怀问浦安修的情况，彭梅魁答：“还好。”彭德怀知道浦安修还活着，还想问几句，李××在一旁。他怒视了李××一眼，不再问了。在专案人员的催促 下，彭梅魁只得含泪向伯伯告别，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来探病如探监，彭德怀怕连累梅魁。
周恩来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中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三○一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医院开术前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李××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 听伯伯病势严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彭德怀先是不作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 “我不做手术。”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李××大声喊：“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 题的看法讲清楚……”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再慢慢商量一下吧!”彭德怀把手一摆：“我就走，现在就 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李××捅了彭梅魁一下：“你说话呀!”彭梅魁的心已乱了，也不说话。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三○一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
医院领导人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人。
彭梅魁搀扶伯伯坐在沙发上。彭德怀问：“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能去见毛 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还是做了吧。”彭德怀静下来，听梅魁说下去：“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能 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26日7时15分，手术开始。三○一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下午13时40分手术成功。
彭德怀在病床上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怆的一声：“我成了一个残废人!”
由于手术后虚弱，心绪恶劣，医生的努力未能阻止癌细胞的迅速扩散，彭德怀再也没有恢复健康。
专案组说彭德怀“常常放毒”，不让侄女多探视，护士对彭德怀的照顾越来越差。彭德怀在病床上读书，以抵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他读《马恩选集》，读《史记》。读完了《史记》，又要读《隋书》、《唐书》，想把《二十四史》都买齐来读。
从1973年初搬到政法干校，“案犯”被允许委托监护点代购食物和书籍用具。在被囚的25人中，他买食物最少，买书籍最多。说，只要有新书 就给我买。一天，他拿出一套《马恩选集》对哨兵郭万胜说：“这是梅魁送给我的，你送给我的朋友去。”郭万胜问：“谁呀?”彭德怀笑了，说：“隔壁”——他 指的是住在隔壁的黄克诚。郭万胜回答：“这个我不好帮你的忙。”
现在，读书也不能平复他心头的愤怒。一次，读到一本小册子《我们正在前进》，书中又指名道姓骂彭德怀。他把书一搁，愤愤说：“不讲真理!不调查乱写，看了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这是什么人，什么品质！”
读史想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大喊一声：“康生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半年过去，彭德怀的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拍片检查，癌细胞扩散至肺部。11月19日开始化学治疗。化疗中，彭德怀便稀尤重，10天 后，大便带血。彭德怀对哨兵职克庆说：“如果发现转移了，就去处死，到时你投赞成票，解剖研究一下。”“有机会向你领导、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彭德怀死了， 这人就是反动。”
化疗一个多月，反应日益严重，大便从稀到水，呕吐出汗，坐立不安，心绪缭乱，医生决定停止输液。彭德怀说：“输吧，可以吸取经验教训。”
最后的吼声
1974年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1973年过去了，1974年来到了”。“又过去了一年”，“这是最后一个年了!”他预感到1974年将是他生命的终点。
他给看守的战士讲朝鲜战场的故事。战士给他倒一杯水，他感谢战士说：“你这个人真好!”从床上扔给战士两个桔子，战士把桔子送回原处。彭德怀吃什么总想送些给战士。他仍然热爱着曾由他指挥过的、所向无敌的解放军战士。
医院办公室参谋来检查过节情况，对彭德怀说：“在这里条件好，多学习学习，好好改造改造。”彭德怀嗔目叱之：“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不管什么人，多大的权力，多大的官，我都不怕！”参谋说：“不要发火。”彭德怀答：“不发火就不是活人。”
新年的《人民日报》送到他手中，他阅读着，元旦献辞又是“大批判”，还点了彭德怀的名。他把报纸一扔，气得胸脯一起一伏。
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彭德怀左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允许彭德怀的侄儿女在星期日来探视。彭梅魁、彭正祥、彭 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彭德怀)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 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伯伯，您那时用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我们，好像我们能给您一个答案。”
他哪里知道，在专案组那里，结论早已经准备下了：“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还要“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苹果树，骨灰可作肥料。”他永远忘不了养育了他的人民。
在医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报纸撕下来一半，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阳台，进出还要回避和其他病人见面，总之，要他与世隔绝。
但他没有被人遗忘。乌石的乡亲们怀念着他，太行山的群众怀念着他，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老指战员从心里同情他。许许多多对“文革”的倒行逆施逐渐发生怀疑的人，从心里产生出一个问号：那些被斗被批的老帅、老将们，果真是反毛主席、反革命的吗!?
14病室是三○一医院的高干病室。在这里住院的几位老将军发现5号这间被严密封锁的病室里住的是彭德怀，他们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彭老总就 在这里!他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看他?有的人在他去阳台晒太阳时偷偷从楼下张望，曾跟随他参加平江起义的解放军上将李聚奎佯装走错地方，闯进病室，看他一 眼，向他致以无言的慰问和敬意。张爱萍上将在被囚禁中折断了左腿，也被送到这座医院，刚做了手术听说彭老总就住在楼上，他拄着双拐自己挣扎上楼要看看彭老 总，哨兵不许进屋，他就大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进！我是张爱萍啊！”专案组和医院保卫人员硬将他架了出去。多年以后张爱萍 回忆了这一时刻说，他是“希望彭老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希望彭老总知道，他没有被忘记”。
1974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腾，“疼死我了!”“警卫战士，你帮助我，打我一枪吧!”“这样痛死，不如捅我一刺刀”。
被剧痛折磨到1974年6月，彭德怀已消瘦不堪，神志昏迷。“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哨兵记载：他一遍遍说着这句话。一次他问护 士：“这房有多高?我来了三次，要不要挂号，要不要交钱?”他想和护士握手，护士不伸手；他要和战士握手，战士也没伸手，他说：“告别了!”
他不再有任何拘束，清醒时常常说出他想说的一切：“庐山会议是毛主席的错误”，“光能批评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他，这是错误路线”，“我这个 人和毛主席没有什么分歧，就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我说毛主席实行过“左”的政策，他就对我进行斗争。我这个人脾气又不好，坚持我的原则，结果就把我关进 小屋子里……”专案组不许警卫战士记录他的话了。在专案组的记录中，则写他：“经常放毒”，“恶毒攻击”。他在病床上使尽全身的气力发出吼声：“我是被国 民党特务害死的!”“我没有里通外国!”“把我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攻击。”
疼痛加上愤怒，他咬住被单，用还能活动的右手，将它撕成一条条。
8年了，他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战斗，坚持真理，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大无畏的精神敢言、敢怒、敢骂，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他的鲜明个性，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浓重的色彩，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1974年8月，彭德怀病势垂危。叶剑英元帅得知，指示人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说”。
9月2日上午，专案组李××、任××进入彭德怀病室。与往常一样，门口站着哨兵，窗上糊着半截报纸。彭德怀躺在病床上，面容干瘪，身躯瘦小，他已经熬尽了心和血。
李××开口说：“我们今天来向你传达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指示，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完全是冷漠地划清界线的样子。
眼泪一下子从他枯涩的眼中涌流出来。他挣扎着，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向李××、任××说。这时，他们是代表着他46年来热爱的党呵！据专案组笔记，这次谈话断断续续约四十分钟，在向叶剑英汇报时只有以下几段：
“文化革命胜利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次运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歪曲马列主义，一贯右倾，是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是我们党内从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件。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不搞就要天下大乱。”
“周总理，我们相处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已经审查我8年了，现在还没有做出结论。”
来人向叶剑英报告彭德怀的病情是：“左侧肢体偏瘫，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
同日，专案组李××、任××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浦安修。她正在图书馆整理图书。这是较轻的“劳动改造”。
李××说：“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决定。”
“他的病怎样?”浦安修问。
“病危。”
为什么说“由你决定”呢?其中又有什么文章?浦安修低头流泪：“我还是不去吧。”
“工宣队和我都在，是组织上通知你去的。”李××知道她害怕。
“今天有你们在可以证明，你们不在谁来证明!”1965年彭德怀去三线，浦安修到吴家花园送别是通过彭真同意的，“文革”中彭真“倒”了，她为这次会面被斗得死去活来。
“你再考虑一下，给我们打电话。”
她已没有勇气决定去不去了，找了几个人询问，都劝她不要去。
9月4日，北师大党委给专案组去电话：“浦安修还是不去为好。”
她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留给她的是无尽的悔恨。
此时，彭德怀持续高烧，已停止进食一个月。他时哭时笑，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清醒过来，要哨兵给他泡一壶湖南茶水，给他买一点西北的白兰瓜。他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西北的白兰瓜，他没能吃上。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顽强的生命在死亡线上抗争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14时52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静静地躺在三○一医院14病室5号病床上，再没有愤怒，没有呐喊，他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窗外北风呼啸，大地呜咽。彭梅魁独自赶到病床前：“啊!伯伯。他们连梅魁痛哭一场的时间也不给，更不让所有的侄儿侄女来看您最后一眼。他们只给了梅魁20来分钟的时间……”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彭钢：《泪水沾湿的回忆——怀念我们的伯伯彭德怀》。
魂归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彭德怀的手表。这块手表是彭德怀从抗美援朝时开始戴起，直到刚被关押时还戴着，后来就不让戴了。
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穿的棉衣和内裤。衣服上的补丁都是彭德怀自己补的；棉衣上的布面已破了，棉花大部露在外面。
彭德怀在关押中的生活用品——铝勺和手帕，是侄女彭梅魁为他买的。“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三○一医院送北京火化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三○一。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12690”。
骨灰存放在一个用粗木板钉成、未上油漆的盒子里，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3个字。
专案组李××等2人带着这个木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3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 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其时已身患癌症且亦处境险恶 的周恩来总理，可谓用心良苦!
1976年，神州大地被全民族的巨大悲痛、不安和惊喜接连震动。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 月，在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决断下，“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4年的徙骨灭名，终究未能把彭德怀这3个大字从历史上抹掉。随着“左”倾错误、“文革”灾难日益被人们认识，彭 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也在亿万人心中叩响。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惨痛的教训中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了彭德怀。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使人肃然起敬，他的惨 遭迫害、含冤逝世使人悲痛沉思。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彭德怀和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图为追悼会上彭德怀的遗像和骨灰盒。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 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彭德怀元帅忠魂何处?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的骨灰。
当时受命接受彭德怀骨灰盒的四川省3名领导人之一——原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于1975年奉调北京，曾去看望浦安修，详细告诉她彭德怀骨灰被 转移到成都的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云告诉浦安修中央对彭德怀重作结论的消息。浦安修听说彭德怀骨灰下落不明，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情况。
记名为“王川”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第273号骨灰架上。寄存单上写的是：王川，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市。
为什么“王川”又成为32岁的成都当地夭亡者呢?原来是经手寄存的省委干部杜信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非同寻常，当代名人中并无王川其人，想必是个化名。于是就临时改填为32岁，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一些。
火葬场负责保存骨灰的老工人辛自权也意识到这骨灰必有隐情。1977年10月他退休之际，把它慎重交代给接班的人，又谆谆嘱咐：“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不要轻易处理。”以后辛自权老人又多次去看这个骨灰盒，深怕出差错。
1978年12月22日，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线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许多干部、工人自动向6尺红绸包裹着的骨灰盒洒泪默哀致敬。
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旅客下机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綦魁英、景希珍捧着骨灰，乘该机在北京上空绕行一周。此时，首都已是万家 灯火，天安门华灯齐放，迎接彭德怀元帅的英魂归来。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人——彭德怀的亲属、老战友、老部下已泣不成声。党、政府、部队的 代表们挥泪肃立，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在成都，老红军、老八路、老指战员们渐渐得知彭总的骨灰曾寄放在东郊火葬场，纷纷前往，在273号骨灰架前洒泪默哀。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在“文革”中被迫害逝世的陶铸共同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 名誉。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 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 勋，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 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护。”
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大会会场。这时，给庐山会议平反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以说，悼词对彭德怀的评价，虽已是天翻地覆，但还是比较“低调”的。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 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 的。”
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向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表示亲切慰问。沉冤昭雪，正义申张。1981年12月，彭德怀在被囚禁中写的“交代”——简历 材料，以《彭德怀自述》的书名整理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感动了千百万读者。该书发行了290多万册，成为建国以来革命回忆录中的最畅销书，并被译为 英、法、日、俄等文字。
彭德怀的亲密战友、曾任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读〈彭德怀自述〉》一文中写道：“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李先念、陈云同志亲切慰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同志。彭德怀同志的亲属在追悼会上。参加追悼会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向彭德怀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后，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安放。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及侄儿、侄女们哀痛地向彭德怀的骨灰告别。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写道：
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仍还活着。
彭大将军还活着——在人民的心中，在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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