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信给杨尚昆等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历史的模糊表述，愤怒地提出了批评。在其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
从1937到1983，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深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七十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伤心史。
两封电报：张国焘严令西路军遵守中央指示
人们不愿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人们不敢提起西路军，因为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而事实上西路军从1936年10月下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从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指示或经军委批准。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西路军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毫无关系。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徐向前元帅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规定的新时期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指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战略总任务的出发点，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问题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是因为：第一、红军集结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没有战略靠背，孤立难持；第二、张学良急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目的是加强抗日和对付蒋介石，特别是对付国民党内亲日派。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旧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这就说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或退却主义的口号。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到陕北，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其后，1935年初，红军的东征及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延安“批张”：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被整肃
事实上，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先后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毫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
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更有令人不解者，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中央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发善心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文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酿成以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将领被捕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可惜，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从1937年到1983年，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将士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建议李先念：“把西路军问题搞清”
1937年5月，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突围到达新疆星星峡时，陈云、滕代远已经迎候在那里。
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记载：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中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
代表团组成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驻地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
45年后，1981年11月29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朱玉：《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由新疆返回延安后，职务被降六级，从军政治委员变成营教导员。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1949年后，一贯喜欢看战争题材小说、电影的李先念，却拒绝看有关西路军的作品，也不愿见西路军老战士。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补白：
徐向前：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枪几乎失去作用。……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摘自《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撰写回忆录“毛选”修改西路军注释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打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并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疑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是西路军的总指挥。从1983年开始，徐帅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内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新版发行，内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做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以后，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讣告及徐帅生平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然而，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某些著作依然有意无意掩饰历史真相。
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信给杨尚昆等同志，针对即将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西路军历史的所谓“奉命”的模糊表述，愤怒而严厉地提出了批评。在李先念的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在此前后，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从而为深入研究西路军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共中央在新世纪之初，对红军西路军所做出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西路军的历史说明，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没有犯过错误。中国革命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失败与成功交织，正确与错误并存。失败和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教训而令人意气消沉。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事实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对敢于正视历史引以为戒的政党及其领导者更加增强信任感，从而提高其威望。
徐向前和李先念的骨灰都撒在了祁连山
1990年11月6日，徐向前元帅的部分骨灰伴着白黄两色鲜花撒向西路军浴血奋战过的河西大地。此前，当李先念探望病重的徐向前时，徐帅告诉这位与自己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1992年7月2日，又有飞机乘云而起，扶摇直上。李先念的骨灰和鲜花一起撒向了祁连山。
半个多月前，病重的李先念向夫人林佳楣倾吐了心里话：“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主要参考文献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
夏宇立《血色黎明》
郝成铭、朱永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