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初并没有什么运动”。这是胡适眼中的五四运动，也是一般人心中的五四运动。然而，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还有一个广义的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新青年》创刊（1917年）之后算起。
梁漱溟先生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说：“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鲁迅）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在这四人中，除李大钊外，其他三人都“缺席”了“五四”那天的学生运动。
鲁迅：忙着实现家庭梦想
对于鲁迅来说，1919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运动，而是实现家庭梦想。
在整个1919年，鲁迅一直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是在他已经客居7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第二，是把全家迁进京城。
鲁迅绍兴新台门的祖宅已卖给朱朗仙家，需在阴历年底前全部交付。于是他年初就开始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住房，直至八月中旬，他终于倾囊而出，花巨资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梦想。之后又开始招工备料，紧张地张罗修缮事宜，一直忙到十一月下旬。然后亲自赶去绍兴，接来了母亲、三弟及眷属。以母亲为核心的周氏三兄弟一家，经过多年的骨肉分离，终于在这桃花源里开始了其乐融融的团聚生活。
1919年的前半年，鲁迅一直在北京城四处寻找新房。就在他奔波找房之际，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但是，对于鲁迅来说，这场运动似乎也并不重要，在他的日记中，对当天发生的学生运动只字未提。就在“五四”当晚，他的学生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鲁迅听后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他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鲁迅与“五四”无关。事实上，鲁迅在这之前发表的大量文章，正是那些激进学生的营养。
顺便说一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当时也是北大教授，“五四”那天，周作人正陪着妻小在日本探亲。如果在北京的话，他也许会参加的。
胡适：在上海接老师
“五四”那天，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干脆连人都不在北京。
在4月底，胡适就去了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国时的导师杜威先生访华。在杜威访华的那段期间，胡适常伴其左右，充当翻译。5月2日晚7点，在杜威上海正式开讲之前，胡适还应邀先做了介绍杜威“实验主义”的演讲。许多慕名前来的人其实大多不为杜威，而是想一睹胡适的风采。
“五四”大游行那天，胡适正在蒋梦麟先生上海的家中，晚上还喝了酒，压根就不知道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的事。第二天一早，胡适从来访的张东荪、俞仲华口中，才知道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5月7日，他又收到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陈独秀的北京来信，报告了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当时的胡适颇不以为然。
胡适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学生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学生运动方式的拒斥。
胡适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主张“读书救国”、“教育救国”，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而政治救亡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年轻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
胡适的这种思想主张，在政治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这恐怕也是运动后期，罗家伦和傅斯年这两个学生领袖追随其左右的原因。
陈独秀：发表文章
“五四”当天，北京大学扮演着学生运动的领导角色，而那时，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人已不在北大。
作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思想激进，性情暴烈，是反封建的旗手、斗士，但他“名士遗风”也很浓厚。据传，虽然1918年陈就加入了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戒律的道德会，可是他的私生活并不很检点，居然忙里偷闲去逛妓院，结果反对他的人在报上大加渲染，掀起“倒陈”运动。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召集北京大学“关系诸君”，在汤尔和教授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拿下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位置。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仍然就任北大教授。
陈独秀不当文科学长，虽身份尚在北大还是教授，但已不担任北大的课程了。他以请长假一年的方式自我放逐。蔡元培安排他下一学期在史学系讲授“宋史”，后来又聘他为“国史馆编纂”。但他都没有表示可否，实际上他也不再到北大上班了，他已不再把自己看做北京大学的人了。——所以胡适说“3月26日”是陈独秀离开北大的日子。
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陈独秀都在箭杆胡同的家中给《每周评论》写文章，抨击时局。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0期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五四”之后，陈独秀才直接投身到政治革*命中了。
毛泽东：回湖南探亲
五四运动，曾被毛泽东给予极高评价，而在这个运动爆发前夕，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却正好选择离开。
相比起闻名中国的鲁迅、胡适、陈独秀，那时的毛泽东还默默无闻。1918年6月，毛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得以广泛接触新思潮和新人物。许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那段生活，却不免感伤：“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191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京正忙于筹办欢送一批湖南青年由上海登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突然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于是便匆忙结束第一次北京之行，回长沙服侍母亲。
然而，坐上南下列车的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回到长沙。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回忆了那几天的行程：“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南京，在火车站外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借钱买票到了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4月6日，毛才从上海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毛把母亲接到了长沙，方便服侍。同时，由于每周课时不多，毛泽东还能腾出时间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个月后，北京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很快影响到长沙，毛立时成了极为活跃的人物。7月14日，毛创办了《湘江评论》，用白话文宣传最新思潮，随后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周刊。等毛泽东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事再次回到北京时，已经是1919年年底，那时母亲文氏已经过世。
五四“遗产”的反思
梁漱溟曾经在他晚年的回忆作品《忆往谈旧录》中说到：“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出现；而若非蔡先生掌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
五四运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GCD和共和国的诞生，梁漱溟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其实，这样的评价也并非言过其实——在中学课本中，五四运动也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不过，除此之外，关于“五四”还是有一些反省的声音。即使推崇五四运动的梁漱溟，同样做过深刻的反思。
法治意识的失落？
5月9日，蔡元培悄悄南下后，北京大学已经没有蔡元培这个遮风避雨的“大树”了。当时，被学生们殴打的章宗祥仍然处在危险中，据当时的传闻，章还是有死亡的可能。而且，时时还有谣言传来，说章宗祥已经死亡。
当章宗祥还在挣扎的时候，学生们都非常紧张。因为一旦章宗祥死亡，参与五四的学生就有故意杀人的罪名。为了避免受到章宗祥的牵连，学生们颇费一番心思，想出了一个策略：说谎。他们宣称也有一名学生死亡，如果这样的话，即使章宗祥真的死了，最起码也可以扯平。
据罗家伦的回忆：“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惟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在当时的学生领袖们看来，通过撒谎的策略来为自己的激烈行为辩解，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罗家伦也是到后来才对这一行为做出反思。
这一行为也反映了“五四”中的一种心态：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或者说，为了正义、正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是为了“救国”才痛打“卖国贼”，才“惹祸上身”，所以撒谎也不是问题。
对这种做法，梁漱溟就不以为然。在梁漱溟看来，所有的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作为依据。
1917年进入北大担任教师的梁漱溟，对佛学有很深入研究，因此，和那些激进的同事、学生相比，他更冷静。他说，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做法，不管动机是否正确，行为本身无可置疑地触犯了法律。对于被捕的学生，梁漱溟也不主张保释，而提议应该交给法庭审理，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审判厅审理判罪，学生尊判服罪。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中国的损失会更大。“我们没有法律、司法的意念，这是我们民族的弊病。”如果不判决，会失落法治意识。
因为从道理上来说，章宗祥等人即使真的是卖国贼，在法庭审理之前，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更不能对他们施暴。他进一步提到：中国要永远走上安定的道路，必须要遵守法律，不能用任何理由超越法律之上，只有这样，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保证。
“街头政治”的流行
五四运动几乎席卷了当时所有的学生，比如正在清华大学潜心学习的梁实秋，也卷入了“五四”的洪流。不过，他后来也对“五四”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他常提到的一个词汇就是“群众心理”。
梁实秋回忆，当同学们聚集在前门外珠市口演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与民众阻碍了交通。为了能通过这个街道，路上有汽车按喇叭，这引起听众的愤怒，于是大家一起动手，顿时就捣毁了一部汽车。
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梁实秋还回忆到同一宿舍的一位室友——章宗祥的儿子。当五四运动爆发后，这位同学就赶紧离开学校。但他留在清华的床铺还是被同学砸烂，衣箱私人物品被四处乱扔。
梁实秋由此感叹：“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道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
在“群众心理”的支配下，发展起来了另一种政治规则：街头政治。人们要表达自己意愿、提出自己诉求的时候，不再经过正规的法治途径，也不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一窝蜂涌上街头，通过街头的游行示威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的时候，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经被抛到脑后了。此后中国的政局，就经常受到这种“街头政治”的影响。
学生运动的异化
7月，由于各界的挽留，蔡元培答应继续担任北大校长，让蒋梦麟代表自己到学校顶职办差。不过没多久，“讲义费风波”再一次让蔡元培失望。
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决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买讲义券，才能得到老师的讲义。收费标准是每门课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大约六、七元。
但当时的北大，已经不好管理。对此，蒋梦麟描述道：“他们（学生）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果然，校方提出收取讲义费后，几百名学生开始了抗议，并包围总务长蒋梦麟的办公室，要求收回成命。即使蔡元培赶到现场进行劝说，依然有学生不肯散去，甚至还声称要找制订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
忍无可忍的蔡元培挽起袖子，挥舞着拳头：“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看到谦谦君子蔡元培的反常行为，学生们吓着了，最终慢慢散去。这件事让蔡元培非常失望，在自述中，蔡元培把这一事件称为“少数学生暴动”。
当时，学生们罢课已经成为常态。也开始变质：“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的荒唐行为。”
学生的“街头政治”不仅仅停留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还延伸到学校内部。台湾研究“五四”的专家吕方上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说的就是这一转变：学生从运动中得到了甜头，一次偶然的学生运动，促使学生成为搞运动的高手——运动学生。“运动学生”加上“群众心理”，一旦被利用，也是可怕的力量。
“五四”与启蒙
我们今天常常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但什么是启蒙？
启蒙，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敢知”，也就是说，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以前人们不敢这样做，他们遵循长官、习俗和文化的意愿，不敢思考，启蒙就是让人们敢于思考。
五四运动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而且，学生也开始积极地干预政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掀起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启蒙中的学生，有的时候还是迷失在“群众心理”之中，忽视了启蒙的一些其他要素：对法律、对民主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对程序正义的重视……
90年后，当我们再次说到“五四”的时候，这些反省比起肯定而言，或许更能让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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