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冤案——饶漱石此文为《饶漱石》一书的后记与结语
作者：景玉川
1927年9月，江南初秋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早晨，饶漱石乘船离开故乡临川，白帆盈风，碧波澄澈，抚河浩浩流淌。船上这位刚刚脱离虎口的青年人，又怀着献身的激情，奔向血与火的远方。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告别家乡，他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此后，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还远涉重洋，留迹于苏联、欧洲、美洲，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的人生历程，充满了战火硝烟，艰难困苦，还有惊险与屈辱。
光阴如水，转眼之间，八十多个春秋过去了，饶漱石出生的小村还在，田园依然，旧宅尚存(1994年我采访时尚在)，只是人事全非。他本来可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受人尊敬(当然他也有缺点与错误)，给故乡的小村带来荣耀。可是，一场冤狱使他在开国不久就背负着“反党”、“反革命”的恶名而名传天下。
他在贫困中出生，又在牢狱中离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这位曾被刘少奇称赞不已的“英明的青年革命家”，在他不到72年的生命中，却有20年时光是在自己人的牢房中度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作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的为首受害人，他命运的悲剧固然沉重，但在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像他这样含冤而死的高官重臣成千上万，几乎史不绝书。因为我们这块土地上，封建主义的汁气特别浓稠。1945年著名学者、政治家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见时，除了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个著名的“政治周期律”外，黄炎培还问道：贵党在建立政权后将如何对待“功臣”，是杀掉还是“杯酒释兵权”?毛泽东当时说：共产党不会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假如有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民主”的方法......但后来的许多事实却并没有像毛泽东所标榜的那样美好(《黄万里先生访谈录》2005年10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高岗、饶漱石等人是建国后第一批被冤屈的功臣与高官。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富田事变”、“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每次党内斗争，从来都没有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用“民主”的方法，而是无限上纲，严厉打击，戕害忠良。说你“反党”你就是反党，且“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肖克回忆录》语)，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文化传统、政治体制，还有领袖的个人品质。
临川钟岭乡环洲饶村“邑前饶氏”的后人们，并没有因为饶漱石的不幸而冷落这位乡贤。他们自身尽管不少人终身穷困潦倒，饶漱石的平反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但他们一直关心着饶漱石的平反与恢复名誉，十多年前记者第一次上临川时，饶早秋、饶荣秋和他们的兄长饶犀园、饶明秋等与年轻的村长都极为热心……
史传人物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化积淀的标志。饶漱石、饶思诚子与父，都应属进入国史与地方史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小的环洲饶村虽然贫穷，貌不惊人，但有了这两位史传人物，小村也便有了历史的份量。临川不愧为才子之乡，饶氏父子的命运不管如何坎坷，他们给家乡增添的总归是一份荣光。
时光会冲淡一切，今天的青年人，知道“高饶事件”与饶漱石的已经不多，再过十年八年，对其人其事惘然者会更多。如果饶漱石等人的悲剧不再在中国重演，即使人们淡忘了饶漱石这个人，那么，这沉重代价所换来的教训，对国家、对民族，也是一件幸事。
原来，在1999年9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苏丹给中央写信前后，高岗之妻李力群不止一次地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高岗平反。2001年4月陆璀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为饶漱石平反。江对此十分重视，2001年中央成立了高饶问题复查小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赵洪祝副部长是具体负责这一复查工作的领导人。陆璀对赵要求：希望两件事(指“高饶联盟”和“反革命案”)一起解决(平反)……
接谷思义先生电话后，我对饶漱石即将平反也持乐观态度。考虑到高饶一旦平反，大量掺水和胡编乱造的有关高饶的书便会迅速出版，到时候内容较真实的书反而不容易出来，于是我决定开始《饶漱石》的写作。写第一稿时正是炎炎夏日，那时我不会用电脑，而是手写。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我足不出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拉出了第一稿。几个月后，经过修改补充，又完成了第二稿和饶漱石生平大事记，这时已近2003年元旦了。
在我写作期间，饶漱石之妹饶玉莲给中纪委写信，询问兄长平反一事。同年11月4日，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回信云：
“饶玉莲同志：你给中央纪委信访处的信已收悉。目前，组织上正在慎重研究饶漱石的有关历史问题。故请你保重身体，不要来京，待组织上有了结论，我们将以适当方式通知你”
[中共中央组织部监督局信字(2002)261号]。
“文革”结束后，饶玉莲曾无数次就兄长平反一事向中央领导或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每次信发后都如石沉大海。唯有这一次，不仅很快收到了回信，而且语气温和。这一变化，对于关心此事的饶漱石的亲友们当然是一种安慰，因而我对这部书的出版也充满了信心。
可是，接下来过了一段难以煎熬日子后，并没有饶漱石平反的迹象，上边也没有给饶玉莲他们带来任何消息。在这期间，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对兰沁谈起此事时曾说：现在要找证据证人很困难……这仿佛是不祥之兆。果然，2004年6月，赵洪祝副部长再次找到陆璀，虽然照样口称“饶漱石同志”，但告诉说饶的问题基本维持原来的结论，只是承认饶在出事前曾为中国革命作过很多工作。
平反成了泡影，饶的亲属们又是一次失望，对年届高龄的亲人，这也许是最后一击。对于我，则意味着这部书的出版将遥遥无期。于是，我又将书稿搁置一边，心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此书都难以问世，只能作为一份沉重的的遗产，留给后人。不过，我仍然注意搜集新的资料，随时充实到书稿之中。
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好书名，第一稿完，才决定就叫《饶漱石》。因为我想：为饶写传记，我对传主的资料了解得并不多;写评传，我又自忖不够格，所以取名《饶漱石》，这样的书名留下的空间也许会多一些。
饶漱石的资料之所以缺乏有几种缘由：一是年代久远，他出事太早，有关他正面的材料长期被封存、销毁，许多当事人早已故去，即使他们健在时也不敢说、不愿说;二是饶漱石这个人过于“正统”、严肃，与同僚、部下基本上没有“私交”，更没有自已的“圈子”。所以他出事后，虽然知道他被冤屈，但几十年来，竟没有“铁哥儿们”为他说一句话。不像高岗，对与自已患难与共的战友、部下讲“江湖义气”，人情味很浓，一旦环境稍稍宽松，这些人都乐于谈起高岗的往事，缅怀他。在这一点上，饶漱石应该比高岗更为不幸;三是饶虽属文化人，懂外文，在国外办过《救国时报》，主政华东时，很多社论出自他的笔端，但他没有留下诗文，使人们能从诗文中寻觅他的情感与经历。我只是后来从临川蔡洪堂先生处知道他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著作;陆璀曾是他的妻子，本来很多事她是知情人，如国外办《救国时报》……她都在场，可能因为陆璀离婚再嫁，往事不堪回首等多种原回，复杂的心理使陆璀一直拒谈往事，甚至对女儿兰沁也是如此。所以，对饶漱石这位经历不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饶漱石》一书关于他在东北、上海、新四军、国共和谈、解放战争等重要时期活动的记载都很简单，有的地方几为空白。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只能感到非常遗憾。
造成这种遗憾的还有我自身的原因：学识与才华的不足、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地位的低下……自然而然局限了我查阅史料，采访更高层的人士。比如1994年我到上海，采访了艾丁、刘廷臣等前辈后，很希望采访饶在上海时的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饶当年的卫士长李宝贤曾很热心地帮助我联系，但胡立教拒绝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当年接受我采访的老人，很多人已经谢世，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采访时他们有的一直很平静，有的则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无论是平静还是愤慨，他们都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支持和鼓励，为此我很感激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同志。只是，对这些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书的正直的老人们，我则只能怀着永久的愧疚。
另外，还有一位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人是饶早秋。早秋是本书开篇中提到的饶寿泉的长子，属饶漱石的堂侄，他是饶侄辈中最关心饶漱石平反的一位。1994年我去临川，他和饶荣秋一起，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后来我们一直友好交往。可是，饶早秋却于2008年初那个多雪的冬天因肺癌病逝，终年不过五十出头。
如何准确评价饶漱石这位历史人物，是史学家们的事。但史学家们评述历史人物需要较客观的史料，这部《饶漱石》旨在给人们提供这些史料。不过，我2002年动笔写此书时，为了赶在饶漱石平反之初出版，全书的倾向必须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因而就整体而言，本书对饶漱石的叙述都是客观的。
半个多世纪后来看饶漱石，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与局限。饶漱石的能力和对革命的坚真不容置疑，他是在战火与生死考验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不是和平年代凭机遇和手段获取高位的领导者。按一般的程序也许他不可能升到那样的高位，但“皖南事变”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忠诚、才华、意志与领导能力，后来在新四军独当一面的任职更使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饶漱石的另一个特点是俭朴与做事慎密，他甚至有“苦行僧”的雅号。与这一特点相伴的则是他的严肃和寡言，对妻女他同样寡言少语。也许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从一个个性张扬、活泼外向的年轻人变成了表情冷漠、言辞谨慎的大首长。
饶漱石即使躲过了“高饶事件”之灾，在这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他恐怕也难保无虞，更难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劫难，而且会首当其冲，因为人们会视他为刘少奇的人。当然，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及后来的“反右倾”等一糸列政治运动，他也许会紧跟毛泽东……
饶漱石的一生以悲剧结局，许多受他牵连而死于非命的人也是以悲剧结束，尽管他们都是于中国革命有功之臣。高岗尚有墓冢和一块无字碑留在世间，饶漱石则尸骨无存。2006年2月，75岁的饶玉莲见大哥平反无望，便上书有关部门，请求在父亲饶思诚墓旁(饶思诚墓在南昌革命公墓)为饶漱石立一座衣冠冢，并希望发还大哥的遗物。
两个月后，饶玉莲收到了国家信访局一纸信函[信复字(2006)1173号]，信函云：
饶玉莲同志：
你今年2月写的信收悉。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答复如下：
饶漱石衣冠冢不宜建在南昌革命公墓。如亲属愿意在其它墓地建饶漱石墓，可由亲属直接与南昌市民政局墓园管理处联系购买墓地事宜，费用由亲属负担。在购买墓地过程中如有需要协调的问题，可请江西省委老干部局协助。
要求归还饶漱石遗物一事，已转请公安部研处。
二00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公章)
接到此信，饶玉莲夫妇心冷意灰，无话可说，公安部发还遗物一事更无回音。
1955年4月，饶漱石因“饶、潘、扬反革命案”被捕时，卫士长菅荣斋替饶保管的三千多元的工资全部上交充公。近六十年过去了，那个“反革命案”早已被证明是冤案，被没收的存款理应发还给亲属。1955年的三千多元，加上50多年的利息，到现在值多少钱?难道建不起一座普通的墓冢?饶漱石因“反革命案”获罪入狱二十年，既然是冤案，囚禁二十年，这位“吏部尚书”该补发的工资与国家赔偿加起来是多少?且此案发生前中央会议已决定饶仅撤消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党籍，他仍是一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资格共产党员。更何况权威机构在新世纪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也承认饶漱石“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那么，饶漱石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就有足够的资格葬在他家乡的“南昌革命公墓”。在讲究法治和人情化的今天，如此对待一位被冤屈的中组部部长亲属不算出格的要求，似乎欠妥。
由于大学同窗吴洪森先生的帮助，《饶漱石》一书得以出版，这使我感到压在心中多年的重担顿时放了下来，就象当年在山上砍柴，挑柴回到了住地一样轻松。所以这篇后记将十多年来酝酿写作这部书稿过程中的一些想法，零零星星、无所顾忌地信手写下来，显得拉拉杂杂，随意而又散漫。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内地出版物的惯例，本书中凡是用仿宋体排出的文字，无论有没有引号，都表明其内容均引自他人的著述或被采访人的谈话。再者，第十三章中饶漱石的检讨和邓小平等人撰写的“专题报告”虽然冗长而乏味，但为了给有兴趣者保存较完整的史料，我还是将其全文引入书中。
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前辈与同辈,编辑与出版人,还有本书附录参考资料的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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