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级地震、海啸、核电站发生爆炸及核泄露，日本几乎重演了好莱坞灾难巨片《2012》。但在空前灾难面前的日本人，表现出让全世界惊叹的素质：镇静、秩序、克制、理性和互信。

虽然在情感上，中国国民对日本普遍怀有特殊情结，但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的互联网，都对大地震中显现出的日本国民精神、日本防灾救灾体制以及日本 社会各机构组织的表现赞不绝口，它受到的关注度甚至更高于灾情本身的介绍。只是由于特殊的情感因素，没有人直接使用“向日本学习”的标题，而以“镜鉴日 本”或“向灾难学习”之类的口号代替。
“模范”日本与“阴谋”日本

日本人在忙着救灾时，中国媒体已开始系统总结日本经验：建筑的质量标准、国民的抗震防灾经验培训、国民素质的系统教育、媒体的监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对日本国民精神和日本经验的总结关注甚至超过灾情本身的报道，自然引起日本媒体的惊讶。

在日本人看来，在核电站危机还未完全解决、救灾仍是当务之急时，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现在还言之过早。对日本来说，每一次大地震，都会暴露出一大堆全新的问题。无论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还是今天的大地震。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日本国民早早就变成模范生，除了中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每次都暴露出一大堆问题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或者有政府默然无声 的支持在其中：因为担心日本核电站造成核泄露，中国各地相继出现大规模抢购碘盐风潮，止谣一时成为中国各地方政府最挠头的首要任务。

震了日本，却乱了中国，自然强化了日本国民是模范国民的印象。

共同社驻华资深记者盐泽英一注意到了中国媒体这次对日本国民素质非比寻常的赞叹，但他认为，这种印象显然忽视了两国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在盐泽看来，日本人在地震时的镇定冷静完全是因为日本人从小到大要经历过无数次中小地震。

事实上，在地震袭来时，与日本人同样淡定的还有美国加州人。处在地震断裂带上的加州，尤其是旧金山人，历史上遭遇过两次灾难性大地震，对平常的中小地震，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副处惊不变的态度。

盐泽更认为，日本人远非中国人心目中的那种凡事镇定冷静的“模范生”。日本人对中国人恐惧的地震可以处变不惊，但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食品安全问题则 会表现得格外“大惊小怪”。譬如，2008年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中出现“毒饺子事件”后，日本全社会出现了巨大恐慌，相关话题长时间成为日本社会的关注焦 点。一时间日本人闻中国食品色变，完全不敢相信中国的任何食品。

日本的长时间恐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看来，多少有些小题大做。不少人因此认为，这一事件引起如此巨大的震荡，是因为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的阴谋所 致。事实上，就如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何在地震中如此镇定一样，日本人也无法理解在隔三差五爆出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人为何如此镇定。
无关国民素质的恐慌

灾难中心的人与远离灾难中心的人的不同表现，或许无关素质。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后，核污染恐慌冲击波下，并非只有中国人疯狂抢购碘盐，它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核电恐慌。人们不但要求重新审视核电甚至要求彻底关闭核电站，欧洲股市也因此大幅下挫。

核恐慌反应最严重的，是最以冷静、理性闻名世界的德国。相对而言，世界上运用核能发电最多的法国倒是要安静得多。

3月12日，德国斯图加特爆发了大规模反核电站示威游行，当日约近6万名示威者上街，抗议政府计划延长某些核电站的运行使用时间。示威者在内卡韦斯 特海姆核电站和斯图加特市之间组成了一条长达45公里的人链，阻断了当地的铁路公路。当晚，柏林总理府前亦被数千名示威者包围。他们要求立即关闭德国境内 全部核电站。

受核恐慌影响，3月15日，德国DAX30指数暴跌3.2%，盘中一度下跌近400点，在欧洲三大股指中跌幅最大。

巨大压力下，3月16日，德国政府被迫答应暂时关闭7座1980年前建成的核电站，但反核示威者则要求德国永久性放弃核电。从技术上看，完全放弃核电或煤电，是无论政府还是工业家都不可能采取的手段。

拥有17座核电站的德国，核电占电能的23%，使用率并不高，而且并非地震频发国家，但绿色和平组织影响深远的德国素有强大的反核传统。尤其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德国曾是放射性物质飘散的重灾区。

据当地民意调查显示，德国在日本地震前，约42%的人反对核电，震后，这个数字升至65%。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表明：对地 震灾区的医生需求量、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等事项上，非灾区居民的估计值要显著高于灾区居民；在灾区，则是重灾区居民的 估计比轻度受灾的居民更乐观。亦即：越是受灾最重的地方，人们越冷静，而越是远离灾区的地方，人们反而越担忧。

李纾等人将这个看似悖论的心理反应称为“心理台风眼”效应，因为通常被称为“台风眼”的台风中心直径大约10km的圆面积，其风力相对微弱，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即使在中国发生的不可理喻的碘盐抢购风潮，恐慌在不同人群中的感染程度有巨大差别。各地官方和记者的调查均表明，抢购主力几乎全部是老头、老太太， 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人极少。这也非常容易解释：越是远离互联网等现代资讯的人群，越是无法获得权威的科学信息，口口相传是其信息的最重要渠道，而这是最 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并放大恐慌的传播渠道。此外，这一代人经历过中国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留下了难以改变的行为习惯：只要是必需日用品，先尽可能地囤起来， 用不完另说。

在匮乏时代，这其实正是一种典型的理性选择，但在物质极大丰裕的今天则显得极为荒谬。
日本人的秩序是怎样炼成的

汶川大地震中，灾民的坚韧乐观和顽强以及中国全社会表现出的团结和凝聚力，曾感动了世界；而日本地震，让世界感叹不已的是其高度的秩序和纪律性。

有在日本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称，去日本之前，就知道日本在地震发生后，秩序井然，社会运转一切如常。抵达现场后，一个更为深刻的印象是：普通日本人无论在接受外国还是本国记者采访时，礼貌热情，不拒绝接受采访，但在接受采访的同时，绝不会停下手中的活。

即使是在非地震时期，世界各国对日本人的印象也总是与秩序、纪律相连。2007年一项对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在世界最佳游客名单上名列第一，而中国游客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排名第三。

但文化高度同一性的单一民族与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域差别巨大的国家，并不宜用纪律或秩序简单做“素质比较”的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驻日本记者吉莲·泰德在纽约曼哈顿惊讶地发现，不少餐厅、加油站甚至写字楼里，许多卫生间里面的门是上锁的，——“以至于欢迎新移民来到美国的网站上都专门有一段话，解释如何索取卫生间钥匙。”

在吉莲看来，“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遵从性和凝聚力；所有人都假定其他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举止……公共或半公共的基础 设施通常处于光亮如新的状态。这是一种卫生间信任。”而在多元文化的纽约，虽然对多元化存在的宽容给人们带来自由感，但自由也同时意味着欠缺秩序。“因 此，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精英们对于让陌生人随便出现在卫生间感到十分紧张，需要用钥匙对此加以控制。”

由吉莲的分析也不难看出，像日本这种文化高度同质性的国家，社会达到一种高度的秩序、纪律和互信，来得远比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同质性更低的国家容易得多。纪律性、互信度的差别，不完全能作为素质高下的判别尺度。

高度秩序、纪律和社会的互信，亦非日本生来的品质。地震时秩序大乱乃至陷入社会狂乱，亦是日本历史上的一大污点，甚至是日本独有的历史污点。

1923年日本爆发关东大地震，是日本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场造成14万人死亡的大地震中，日本社会爆发了空前恐慌：传言将出现巨大海啸，富士山将喷发等。其社会混乱程度与今天的日本迥然有别。

在当时的关东大地震的诸谣言中，最引起日本社会亢奋的是旅日朝鲜人准备趁火打劫。这个谣言先是在民间广泛流传，接下来，部分地方政府下令居民组织自 卫，结果导致大批警察、军人和民间组织“主动出击”，用各种残忍手段不加区别地屠杀朝鲜人，共计造成6000余名朝鲜人被屠杀。生活在日本的华人，也在屠 杀狂潮中一并遭殃，约700余名华人死难。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很快发现朝鲜人闹事是谣言，制止了屠杀蔓延，但在事后遭全世界谴责时，却对“西方国家妖魔化日本”百般狡辩。

屠杀朝鲜人的暴行，直到二战后才被日本政府和民间社会正视。在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努力下，各屠杀集中发生地均立造“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以志不忘。

可以说，日本社会今日在抗震、防震及应对灾难时表现出的一流秩序，乃是从无数次地震中巨大的物质损失和血的教训中一点点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