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并非推论的结果，对这些观念进行推论，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1948年的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

　　1948年3月至4月，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向中国留美学生发出问卷，测验中国留美学生的政治倾向。据《观察》杂志所载，发出问卷共2300份，回复714份，达33%，比起盖洛普(从未超50%)亦不算差。测验结果表明，对于国共两党，过半数(51.5%)持中立态度，认为如要达至和平，须组织包括中共和其他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

　　6月，测验统计结果出来。《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北平大学生政治倾向的报道。消息说，据北平各大学有关系的中美人士估计，1万多大学生一年前约有半数倾向共产党，到当年暑期已增至70%。原先大部分教授稍倾向政府，现在亦憎恶政府，已准备接受共产主义。

　　此一问卷范围除政治意见，还包括个人经历、对长期经济政策的意见、中国对美苏外交关系的意见共四项;其统计结果，大致可勾勒出战后中国新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个人经历：

　　男性(77.1%);无神论者(50.2%)或基督徒(45.6%);专业为工程(27%)、自然科学与数学(18.3%)、社会科学(15.8%)、法律商科行政(10%)等;出生于大都市(71.5%);留学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家庭(39.7%)、学校奖学金(24.7%)和半工半读(15.6%)。赴美时间则体现了战后美国对中国知识阶层不断上升的影响，1947年抵美的为48%，1944年至1947年为33.5%，比战前和战时高出了许多。

　　长期经济政策：

　　关于土地制度，主张不耕者不应有其田的占了90%;但赞同耕者应该有其田的只占33%，其余的人要么主张组织合作农场(46.5%)，要么主张集体农场(9.8%)。对于工业化，半数以上主张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国营(51.5%)，主张轻重工业与公用事业全部国营的或全部私营的只占少数(前者6.8%，后者4.9%)。

　　对当前政治的意见：

　　关于国内和平，过半数要求组织包括中共民盟和其他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主张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18%)与主张由中共掌权的(2.7%)只占少数。大多数认为中国的自由分子应另组新党参政，其中主张奉行独立路线的占了39.7%，主张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只占19.5%。对美苏关系方面，认为美对华援助应仅限于经济和物资的占38.8%，认为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也要提供军事援助的占35.3%。对苏方面，认为苏联援助中共是以东北日军的军火转交的为66%，还有19.7%的人认为是从苏联运来的。

　　《观察》杂志的文章最后写道：“从这个测验的结果看来，目前在美国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对于局势的态度却不很明朗。他们希望中国立即和平，但很多人不能确定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愿望。他们之中，大多数虽或希望国民政府能改进，但并不信任政府，他们也不信任共产党。多半的人认为组织联合政府以求国共两党合作，仍然是解决目前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

　　中国知识分子的流行观念

　　当时留美学生与北平学生观点上的差距，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待发生的转变——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正如北平学界的转变一样。这一转变不仅存在于时局变动之际——所谓大势所趋，也存在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流行观念之中。

　　在上述测验中，可以看到当时流行的一般观念：社会主义是好的，民主是好的;资本主义是坏的，独裁是坏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些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比如“二战”后的情形。战败的轴心国不用说，资本主义加独裁，都是坏的，但胜利的一方就不好说了。胜利的一方叫做“民主阵营”，美英法苏加中国。按习惯说法，美英法算是民主，苏联就成问题，若不是同属战胜国，它本来是另一边的。学者吴世昌引用拉斯基的话说，共产主义如果没了理想，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吴世昌解释道：“这个理想，据我看，大概即所谓经济民主。”而所谓经济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当时从苏联访问回来的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对国人说，许多人认为苏联人民没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这也许是对的。但苏联人民有经济民主，人人丰衣足食，绝没有英美资本家拥资百万而失业者得不到面包的现象。于是，知识分子面临别扭的选择：要么是民主搭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搭不民主。

　　吴世昌总结道：“大体说来，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则多希望苏联式的民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界线。也许应该说，偏于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进者希望苏联式的民主。”

　　难道就只有这种好坏搭配吗?知识分子们显然不甘心。吴世昌接着写道：“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也并非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别人家的短处，我们并没有必须抄袭的义务。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我们现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却还没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须为兼。”(《观察》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1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主题，也在干涉与放任、自由与平等的名目下得到讨论。

　　学者谷春帆认为，无论是放任主义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以放任主义立国的美国，都进入了干涉主义时期。“不独美国在民主政治的方式下，国家积极干涉，老牌民主的英国更是在民主政治的外套里，左倾到社会主义。由此说来，从美英的民主到苏联的民主，实在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各国的政治趋向，几可说一致从放任走向积极干涉一条路上去。从民主走向帝国路上去。要使全国人民服从一个统一的意志，如卢梭所说general will。至于这个统一的意志，如何来表达，是否用一个人来代表，用一个党来代表，用议会的方式来代表，或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示，倒是另一问题。民主的内容是非常宽泛而富于伸缩性的。”

　　关于自由与平等，英国史家阿克顿曾说：“追求平等的热情，令我们对自由的希望化为泡影。”对此，学者吴恩裕问道：“那么，自由和平等究竟是不是冲突的呢?如果不冲突，有什么理论的论据?如果冲突，则不但要有论据，并且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跟在后面，即：我们究竟要自由呢?还是要平等呢?”

　　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民主的极致，就是达到自由及平等的境界。”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得到自由的都是特权阶级，而这一自由的获得有赖于他们的经济条件。此种自由无法惠及全民。其原因是，“在现代国家中，虽然表面上享受自由的法律权利，但是他们自身的经济情况，却阻碍了他们实际上享受这种权利。所以，法律上的规定是‘应该’享受自由;而事实上的问题是能不能享受自由。这种‘能’与‘不能’的背后，实在隐藏着阶级的分野，财富分配的不均。这种情形就正是所谓‘不平等’。”

　　他写道：“我们要一反阿克顿那句话，而认为全民普遍地获得自由，必须建筑在经济平等之上。我们必须取消经济上的不平等，然后才能实现全民的自由。”

　　对理性主义的信念，令经验和常识化为泡影。信念可能误置，推理可能出错。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并非推论的结果，对这些观念进行推论，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吴恩裕们的逻辑如果在现实中实现，将导致不但没有平等，而且连原有的那点自由也会失去。

　　对英式社会主义之单相思

　　至于国民政府，这个混在“民主阵营”里的既无自由也无平等的政权，这个“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的东西，按吴恩裕的意思，于法无据，阻碍进步，是全社会的罪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应有正确的认识。”换言之，“不是要驳倒，而是要消灭”。(马克思)

　　但也有人觉得它也不是那么不堪。比如吴世昌就认为，起码初衷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它被训政“弄坏了胃口”，想学苏联无截止的工农专政，“一经训政，便欲罢不能”。

　　谷春帆则认为，首先要克服武力掠夺政权的旧习惯，然后要“努力建立一个以选举舆情和平转移政权的机构与习惯”。“假使今日中国而能将就搭成功一个民主形式的架子，已经不容易，特别要留心在此架子内去求进步，而不要拆毁此架子。固然我们至今还不敢肯定，这个充满‘缺陷’，七穿八洞的架子，是否真能搭得起来。搭起来亦是否还有民主意义。但这正是爱好民主的人应当努力的地方。”

　　比较当时留美学生的意见和国内知识分子言论，主张在现有政权下进行改革的还是主流;鱼和熊掌兼得，既要民主，又要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有先例，那么，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实例又是谁呢?早先张君励们崇尚的“二半国际”的理想，已随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而破灭，剩下的就是战后英国的工党政府和它的费边社会主义。

　　对英式社会主义之单相思，不光有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还有那个不上道的国民政府。据1948年《南京日报》报载：“最近一时期内，各方已暗暗传闻，谓政府对英国目下所实施之社会主义，颇感兴趣。而外长王世杰氏在参加联大会议时，据谓将前往英国研究彼等所实行之方法”。该报还认为：“吾人今日最大之需要，首为终止内战，次为复兴农村，至于社会主义，则在政府未能控制全国及和平治安未恢复前，决不可能实施。”

　　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毕竟不是推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究竟走哪条路，终归还是大炮说了算，对此，知识分子只有跟从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