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危机不会影响中国核电的长期发展趋势，但短期减速在所难免。在核知识、核理念、核基础单薄的中国社会，核电每一步发展都颇为艰辛

《财经》记者 李纬娜 王奇华 张旻

　　突如其来的日本核危机，使得中国的核电发展问题又重回到原点——核电是否安全，该不该发展核电，既定的核电计划是否过于冒进？

　　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立即停止建设；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并要求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决定一出，悲观者担心，日本核危机会成为中国核电发展的转折点，高速发展势头刚刚开始即告结束。

　　国金证券3月1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国家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利用核电进行能源转型，而是如何稳定民心，消除对核电的恐慌情绪。该报告断言：作为政策主导型的行业，核电正在遭遇滑铁卢。

　　但是，规模庞大的中国核电计划真的能戛然而止吗？碳减排承诺和压力仍在，能源需求依然增长，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为唯一路径。水电资源丰枯受限，地域受限；风电、太阳能发电成本过高且不稳定；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并不成熟——核电几为中国必然选择。

　　2005年，中国核电政策由适度开发调整为积极发展后，公开提及核电时，决策层必谈“安全”。2010年9月，在中国核工业创建55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明确表示：没有核安全，一切无从谈起。

　　同样在2010年9月，岭澳核电站二期3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营。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在演讲中表示，中国核电“势头不错，隐患不少，务必保持清醒头脑”。

　　李干杰明确指出，当前核电建设质量控制压力持续加大，形势不容乐观。核电建设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质量事件，但小的问题却是发生了不少，并且其中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引人深思和担忧。

　　对清洁能源和GDP的饥渴迅速战胜了核危机带来的恐惧，日本核危机结局未及明朗，中国核电行业的决策倾向却始终清晰。

　　3月12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不会改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亦表示，安全高效地发展核电，是实现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3月21日，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研究员冯毅非常明确地告诉《财经》记者：“中国肯定不会抛弃核电的，之前制定的高效发展核电的方针也不会动摇。”

　　“对在建项目不会有影响，在进行一轮安全检查后，基础打得更扎实，反而会有利于中国核电发展。”冯毅表示。那些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项目，要重新进行安全审核，安全标准可能会提高，如果审核通过，获得审批不存在太大问题。

　　《财经》记者采访发现，除了28个在建核电工程仍在追赶进度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此前已开展“前期工作”的核电工程也未误工期，席卷全国的“核电跃进”并未驻足。

　　中国核电飞速发展的投资盛宴依然诱人。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认为，短期内中国对核电安全性忧虑可能放大，对核电相关公司的股价将产生一定压力，但从长期看，在三代核电技术特别是AP1000的国产化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核电仍将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3月23日，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费·乔治（George Frampton Jr）和理查德·梅瑟(Richard Meserve)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在三里岛事故后，无论是监管方和还是核工业方面都采取了许多的措施与改变，安全监管有重大提升。此次日本核危机之后，全球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讨论和研究，中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费·乔治曾经担任美国核管制委员会“三里岛”核泄漏事故特别调查小组的副主任兼组长，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环境事务首席顾问。理查德·梅瑟曾在1999年至2003年担任美国核监管委员会主席。

　　“中国在核工业方面和美国有合作，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来确保全球核电站的安全。不管是监管方还是核工业企业，都要保持合作，互相学习。”费·乔治对《财经》记者说。
 

　　五年跃进

　　经济飞速发展、能源缺口巨大，中国开始高速发展核电的背景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

　　日本核危机之前，中国核电正在经历罕见的快速发展。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共核准13个核电项目，3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702万千瓦。最近五年来，中国年均有近700万千瓦机组获准开工建设。

　　2007年10月，《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下称《规划》）公布，计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比例从不到2％提高到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亿到2800亿千瓦时。

　　这一计划在推出后不久，目标便不断上调。2011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的与会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国家能源局设计的“十二五”核电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在运项目装机容量达4000万千瓦，开工建设项目装机容量达3800万千瓦，核电发电量达3200亿千瓦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2.2％。

　　这一目标不可谓不宏大。截至2010年底，全国核电发电量为473亿千瓦时，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占比仅0.5％。

　　而更宏大的目标仍在后面。2011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2020年全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要达到8600万千瓦。有关材料显示，目前全国各地准备新上的核电项目总规模已达2.26亿千瓦，三倍于上述计划。

　　庞大的核电投资带来的是庞大的市场。中信证券研究认为，2020年前中国核电运行规模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是最低目标。这意味着，总投资额高达4000亿元的核电建设即将启动，年均市场容量近400亿元。目前，采用二代或二代半技术的核电站投资成本约每千瓦1000美元，三代核电站测算成本约每千瓦2000美元。

　　迅猛急速的核电发展计划，与中国紧迫的能源需求有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到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5.99万亿千瓦时到6.57万亿千瓦时，“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7.5％到9.5％。到2020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将达7.85万亿千瓦时到8.56万亿千瓦时。“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为4.8％到6.7％。

　　蜂拥而至的核电投资热潮，更与地方政府倚赖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思路有关。

　　Frost&Sullivan咨询公司能源与电力系统分析师曹寅告诉《财经》记者，出于拉动GDP和税收增长考虑，地方政府均希望核电快速上马，有些省份由省领导亲自“挂帅”抓核电项目，“地方虽没有审批权，但可以不断向能源主管部门申报”，希望将本省项目纳入规划，已经纳入规划的省份又要求提前开工。

　　相关央企的投资冲动也不可忽视。“核电是个大蛋糕，谁都想来分一块。”中广核内部人士如此形容，但“核电市场并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门槛较高，不大可能完全放开”。

　　据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下称中广核）内部人士透露，华能、华电、大唐、国电等四大电力集团早已垂涎核电经营权，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呼吁放开核电控股经营权，以便让更多主体参与到核电建设和运营中去。

　　《财经》记者了解到，决策层有意让两大核电开发企业中核与中广核保持平衡。消息人士透露，国家会保证两大企业获得项目的步调基本一致，之前中核与中广核每年均会一前一后地获批一个至两个项目。

　　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价格上涨、电力缺口巨大、节能减排压力增加、央企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国核电高速发展几近必然。这一幕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核电飞跃式发展时的情景十分相似。

　　世界核能协会（WNA）统计显示，1971年至1979年，日本共有20座核电机组投入商运；1980年至1989年，日本又有16座核电机组投入商运。20年发展的数量，占日本目前在运核电机组55座的65％。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对《财经》记者表示，彼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传统能源供应紧张，电力缺口增大，核电成为最恰当选择。

　　快速发展中，危机悄然孕育。“为追求速度，日本多采用美国西屋公司沸水堆技术，这种电站建设起来更快。”韩晓平说，也正因为要快速上马建设，技术设计有欠周到，如福岛核电站在设计时未考虑到海啸会把柴油发电机冲毁。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引进三代技术（美国西屋公司AP1000和法国阿海珐公司EPR）并努力国产化的初衷，考虑安全之外，更是为了日后能够批量建设。

　　2005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新一轮石油价格上涨周期来临，最高时每桶突破140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的石油需求亦连年攀升，2009年超过4亿吨，其中超过半数都依赖进口。这像极了日本当年的处境，中国核电“高效发展”的策略应时而出。

　　速度不减

　　在建核电项目正在抓紧施工，前期准备阶段中的核电项目也在积极筹备

　　许多人一度相信，日本核事故后，中国核电发展或将迎来拐点，减速在所难免。

　　曹寅认为，国务院会议精神中，暂停并不是关键词，修改长期规划才更值得玩味——“调整完善”就是“调低目标，减少建设项目”的变相表达。他预测，沿海、内陆等位于地震带上的项目将首当其冲。例如，辽宁省的一批已立项项目可能会被叫停或撤掉，一些老化或出现过问题的，如大亚湾核电站，可能会停堆检修。

　　中广核在给《财经》记者的邮件回复中亦提及，3月13日，中广核集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对在建和在运核电站进行安全评估。评估的重点是在运核电站的专属安全设施、应急电源、重要厂用水源等应急设施的有效性。

　　忧虑情绪在中广核内部从事新项目开发的员工中蔓延。上述内部人士透露，一般选好厂址后他们会迅速接洽地方政府，商谈居民迁移等问题，眼下这项工作可能放缓。

　　产业观察者中仍以乐观者居多。3月21日,农业银行发布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核电产业发展将更加稳健，日本核泄漏会促使中国加强核安全，但“十二五”期间核电投资不受影响。多家核电站运营、建设企业负责人亦对未来表示乐观。已开展前期工作的多个内陆核电站并未停止建设，参与某项目建设的人士透露，新一期采购工作正在进行。

　　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处在前期准备阶段的核电项目，也在继续推进中。山东核电公司网站信息显示，日本地震发生后，山东海阳核电站1号机组的施工仍在进行。3月23日，1号机组的蒸汽发生器开始焊接。有媒体援引华能集团方面的消息，号称采用“四代”核电技术的山东荣成核电站的前期筹备工作也在进行中。

　　中广核台山核电项目的前期工程如期推进。3月23日，《财经》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三通一平”已基本完成，主体设计已进展30％，设备和材料采购仍按原计划进行。

　　不过变化也在出现。中广核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原来预计台山项目会在年内获得“路条” ，开展主体工程建设，“现在看难度加大，可能要拖到明年。” 该人士还透露，公司在建项目和所有待批复项目需要重新评定，但在建项目的建设速度不会慢下来，岭澳二期4号机组仍将如期在7月商运。

　　3月21日，中广核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公布当天，下属工程建设公司还在武汉与相关企业召开核电站筹建会议。他相信，“避开这个敏感时期，重新审核通过后获得审批，应该没问题。”

　　中广核是当前世界上同时开工建设核电站机组最多的企业，正在建设的机组包括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项目、宁德项目、阳江项目、台山项目、防城港项目、陆丰项目、咸宁项目等。另外，有芜湖项目、四川三坝项目、韶关项目、佳木斯项目等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3月22日，湖北能源集团董事长肖宏江告诉《财经》记者，咸宁内陆核电站已获批开始前期建设，“国务院只是再次重申安全，并没有叫停建设，前期工作仍在继续开展”。肖宏江说，国内许多内陆核电站的前期工作均已展开，至于谁会最先获得“路条”，“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调控的事。”

　　对于外界盛传的大亚湾核电站三期易址一事，中广核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该工程前期工作尚未开展，“不定因素太多，现在谈没有意义。”

　　此前曾经调研过多个核电站项目的华彩咨询董事长白万纲对《财经》记者表示，暂停核电审批只是一个“临时性政策”，中国核电发展的脚步不会改变，但核电分布规划可能出于平衡考虑会有所调整。

　　必然选择

　　或者成本太高，或者不成熟，其他清洁能源技术难堪大用，从长远看，核电发展计划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对于中国可能调低核电发展规划，甚至暂停新项目审批的预测，不愿具名的资深电力分析师指出，“十二五”规划纲要刚刚公布，如果中国整体核电规划目标调整，各地已出台或正在准备的核电规划同样面临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大可能说变就变”。

　　3月21日，农业银行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对能源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长，需要多渠道增加能源供应，核能无论从成本还是发展空间来说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该报告认为，长期看中国“会进一步加大对核电安全的研究和投入，但日本核事故不会阻碍核电行业的正常发展”。

　　3月16日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11.4％的目标。按照政府此前承诺，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将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其中核电贡献比重为4％，这已表明未来十年中国核电必然大发展。

　　上述资深电力分析师表示，核电规划目标若下调，将会给其他清洁能源，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带来更多利好。但水、风、光等能源形式不容回避的劣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规模发展核电的不可或缺。

　　2005年至2009年，由于涉及环保和移民等两大敏感问题，百万千瓦以上级别的水电项目无一获得国务院批准。虽然“十二五”期间水电开发基调设定为大力发展，但水电建设成本提升、周期长、营运回报低等问题难以解决。

　　国投集团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总经理陈云华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水能资源约在2025年前就可开发殆尽，核电作为恒定电源应积极发展。合理的搭配是，核电提供稳定电力，水电承担调峰作用，二者相互协调。

　　曾狂热一时的风电，在“十二五”期间将被控制发展节奏，其电力不稳的缺陷使得电网企业不愿意接纳风电。国家电监会原主席邵秉仁向《财经》记者透露，迄今只有三分之一的风力发电获得上网机会。

　　至于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前者上网电价即使降至1元/千瓦时以下，发电成本仍是核电的两倍多。后者尚处技术摸索阶段，难以规模应用。

　　研究人士指出，中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丰富，在沿海大力建造天然气发电厂或可替代核电。然而，天然气的过度垄断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打破，勘探和开采投入不足亦难迅速解决，高昂的发电成本更令其难以形成竞争优势。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网刊部主任汪兆富对《财经》记者分析，规模性与经济性是核电发展的最大优势，可长期稳定、带基本负荷满功率运行,不受气候、日照条件等影响，每千瓦时电能成本较火电站低20％以上。

　　以秦山核电站为例，一期、二期、三期上网电价分别为0.42元/千瓦时、0.39元/千瓦时、0.46元/千瓦时，均低于浙江火电每千瓦时0.47元的上网电价。

　　目前，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总投资约在10亿至20亿美元间，开发业主一般依托项目成立公司，或全额控股，或与地方能源企业和外资企业合资，在投入20％自有资金之外，其余八成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银行人士认为，核电项目的借贷主体多出自军工，资产优良、信誉良好，新成立的业主公司没有历史包袱，核电业务本身营利性颇佳，因此多数银行愿意提供大额授信。

　　美国Tech Precision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米力那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需要更多的能源，而在成本上不可能让太阳能实现核能的效率。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是不得不发展核能。因为相比传统能源和其他新能源，核能是最便宜的发电方式。

　　Tech Precision公司正是核电技术巨头西屋公司反应堆技术的提供者，当下，西屋公司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正在被中国广泛采用。

　　导致中国核电加速发展的外部因素也依然存在——中东局势动荡可能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地区经济高速成长造成电力缺口持续加大，地方政府为拉动GDP和税收增长而对大型投资项目过度渴求、大型央企的投资冲动强烈等。

　　按照“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为16％，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此两项均为约束性指标。分解至地方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被分为五类，确定的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在10％到18％之间。

　　在上述多重背景之下，中国核电政策从“适度利用”转变为“积极发展”，再转变为“高效发展”。多位分析人士强调，虽然接下来发展核电的态度会更加谨慎，但从中长期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核电仍是决策者的上佳选择。

　　技术试验场

　　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让中国核电产业在受惠的同时，也让中国承担了先期运营试验的风险

　　“同时上马的项目太多，发展的步伐有点快。”中广核从事核电工程建设的人士承认。近年来，不少业内人士对中国现有条件能否支撑大规模核电建设表示忧虑。

　　该人士指出，核电人才稀释太快，“比如做过一期工程的经验人士有100人，因为后续项目越上越多，这100人被迅速分散到各个项目中去，身边都是一批刚刚进入行业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造成项目建设困难加大。”

　　据介绍，核电站投入运营后，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配备800人到1000人，其中核相关专业400人。而一名合格核工程技术人员大致需要四年到八年的培养时间。中国核电大发展背后，专业人才培养不足的矛盾突出。

　　技术成熟度不够也阻碍着中国核电发展。1月，国务院研究室范必和唐元在《望》杂志撰文指出，核电装备制造水平不高、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能力不足将制约核电快速发展。

　　国家发改委要求，除压力容器、主泵等核心设备外，其他设备的国产化率要达到70％至90％。但是，许多核电装备企业以往主要制造常规电力设备，制造核电站装备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不够健全。

　　有装备企业人士透露，虽然中国已拥有每年制造多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装备的能力，但由于产品质量不稳定，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拖期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完成一套百万千瓦机组的成套装备也很困难。

　　国际上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大多采用第二代核电技术，但基于“引进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实现核电全方位自主化”等考虑，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将三门和海阳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必须采用第三代技术。

　　2007年5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成立，国务院将其定为引进和建设三代技术的主体，持有60％股份，中核、中电投、中广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各按10％比例出资。

　　第三代技术主要有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AP1000和法国阿海珐公司开发的EPR，中国与这两家公司谈判多年。最终，三门和海阳使用AP1000，中广核在广东台山则使用EPR建设两台机组。

　　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在今年“两会”期间对《财经》记者表示，核电站建设有两大瓶颈，一是人才，二是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后者直接决定成本和运营安全。

　　不过，目前全球还没有使用第三代技术建成的核电站投入运行。浙江三门使用AP1000技术开工建设的机组是全球第一台，此机型之前只存在于图纸上，没有任何实际运用经验反馈。

　　在台山项目开建之前，采用EPR技术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号核电站和法国弗拉芒维尔3号机组有两台已开工建设，但工期延误严重，拖沓三年仍未能投入运行。两个欧洲项目进展缓慢，法国电力公司一直希望能将台山项目打造成EPR技术的标杆工程。

　　詹姆斯·米力那罗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来说，采用AP1000是明智之举，这一技术已经成熟，可以大规模采用。

　　但是，上述参与EPR项目的工程建设人士透露，“设计在不断变化中，边建造边改进，每天的技术变更都有上百个，质量、规格、型材、管道数量、壁厚、弯管角度等，建设时间表不好说，成本也不好计算。”

　　在项目交流中，该人士了解到，浙江三门的AP1000项目也存在类似情况。

　　引进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使得中国核电产业有机会占据核电技术最前沿，但是风险也随之而来。上述工程建设人士不无担心地说，中国已成为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试验场，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要让中国产业界迅速完成技术的消化吸收，达到发改委所规定的国产化率指标，难度更大。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由于目前第三代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此次日本核事故之后，第三代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可能会有所延缓，需要等三门和海阳的三代机组上线运营稳定后才会大面积推广。

　　“尤其是内陆核电站，出于安全性和影响范围的考虑，肯定会更加谨慎。”该业内人士说。

　　核阴影难消

　　日本核危机仍未过去，国内民众惊魂未定，中国核工业界的乐观分析能否获得民众信任？

　　2010年9月，李干杰在演讲中直言：“尽管中国核电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这种发展的社会基础还很脆弱，特别是公众对核电的信心和信任还不十分坚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严重影响对核电的接受度。”

　　果如斯言。日本核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公众对核电安全性的关注急剧上升，因担心核辐射，东部沿海等地爆发了民众“抢盐风潮”，这些荒唐行动成为李干杰演讲最好的注释。

　　民众对核技术存在异乎寻常的恐惧，超大规模的核电发展计划与民众的恐惧之间鸿沟仍在。对中国公众而言，核技术更多地与致命武器相联系，与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景象相联系。因陌生、神秘而更添恐惧，因恐惧而更添误解，在核安全主管部门看来，中国社会的核基础异常单薄。

　　在中国核电产业大发展之际，能否尽快消除民众内心的恐惧？能否尽快回答民众，特别是核电站周边民众“核电站是否安全，极端情况下是否仍旧安全”的疑问？

　　“两会”期间，中核工业建设集团总经理穆占英对《财经》记者表示，核电发展速度快慢，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发展的前提是必须保障安全。“你所具备的能力、设计、设备制造、建造能力、调试、运行能力的成长能否跟得上，决定于国家能力的成长，这两三年非常关键。”

　　乐观者认为，国内在运核电项目的技术领先于日本福岛核电站，公众不必过于担心。中广核内部人士介绍，正在运行的大亚湾及岭澳核电站，已针对可能出现的事故，设置了多道安全屏障和多个专门针对事故的安全系统，安全系统均采用冗余设计，一个部件出现故障并不影响安全功能。海边的核电站在设计时也布置有防波堤，可抵御6.5米左右高的海浪。

　　中广核方面表示，除对在运和在建核电站进行安全大检查外，还将按最严格标准对所有核电站新厂址进行安全评估，重新筛选厂址，在核电站选址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周边公众安全。在厂址确定后，针对可能受到的影响，核电站周边划分有5公里、10公里等不同的应急区域。在核电站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也建立了完备的应急计划、应急设备和应急体系，并进行定期应急演习，确保核电站在可能发生事故时，周边群众能及时安全地转移。

　　但是，日本核危机仍未过去，国内民众惊魂未定，中国核工业界的乐观分析，能否获得民众的信任？

　　2010年9月李干杰专门提及一起事件：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燃料棒包壳出现微裂纹，导致放射性水平升高，虽然低于正常运行限值的十分之一，满足技术规范要求，放射性物质没有进入到环境，也未对公众和工作人员造成影响和损害。但这一事件仍引起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干杰不无担忧地表示，试想一下，如果核安全方面真的出现问题，公众和社会将会有何种反应？那必将严重动摇甚至摧垮中国核电发展的脆弱基础，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李干杰演讲一个月之后，大亚湾核电站的1号机组又出现了一次“运行事件”。国家核安全局在通报中认为，这一事件的国际核事件分级为1级，没有产生放射性后果，对工作人员以及环境的影响在允许范围内。

　　两次事件的级别不高，却都引起了媒体高度关注。深究其原因，除了媒体以及民众核知识欠缺，核电运营方对公众可能产生的较大情绪，也缺少足够的预见和应对。

　　对核电技术的恐惧伴随核能技术利用的全过程。国内外核电发展的历程充分说明，严格高效的监管政策与透明公开的建设管理政策，是消除民众“核阴影”、确保核电顺利发展的最佳途径。

　　国外的经验或可借鉴。3月24日，费·乔治在邮件中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新建核电站需要经过非常细致的审批过程，申请方必须对选址提出书面申请，获得建造许可，并举行公开听证会，公众有机会提出质疑和反对。

　　但是，最终作决定的不是公众，而是名为核管理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的独立机构。该委员会成员由总统任命，但总统无权推翻委员会的决定。

　　李干杰建议开展核电科普，使公众了解、接受核电，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增强公众对核电的信任感，及时应对不良炒作，避免简单问题复杂化。念及时下情形，确为良策。

　　安全监管启示

　　完全依赖系统自身的处理能力和安全手段是有问题的，监管方和操作者都必须清醒认识并践行安全第一的原则

　　谈及中国核电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英国《经济学人》周刊近期虽出语偏颇，却不失为一种提醒：核电站的运作，需要可靠和透明的监管，需要运营者与监管方之间的制衡以及高标准的建设质量。福岛核电站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因此造成现在局面。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更一无是处。

　　每次核电危机也必然带来核电技术和监管的进步。外界已经开始反思日本核危机处理失当之处，地震之前，东京电力公司涉嫌数据造假广受质疑。

　　3月23日，费·乔治和理查德·梅瑟在共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力量必须非常强大。完全依赖系统自身的处理能力和安全手段是有问题的，监管方和操作者都必须清醒认识并且践行安全第一的原则。

　　三里岛事故直接导致了美国核电运行协会（Institute of Nuclear Power Operations，下称INPO）的成立，也让所有美国核电企业深受触动，这些企业达成协议，确保各家核电站都对彼此的安全性相互监督。

　　交互检查的做法，来自于美国海军相互检查核动力航母和潜艇的经验。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ions，下称WANO）成立，借鉴了INPO的做法。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的核电站都加入了WANO。2002年，在国防科工委和国家原子能机构的推动下,中国成立了核电站运行评估和运行经验交流委员会。2007年，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成立，负责组织企业相互检查，此称为“同行评估”。

　　3月24日，冯毅向《财经》记者透露了国内核电站相互安全评估的方法。一般评估团队由20人至30人组成，在特定电厂工作两周到三周时间，通过发现事实偏差找出存在问题，写出报告。五年以内综合评估至少一次，专项评估至少两次，间隔不能超过三年。

　　在核电业内，每个电站的评估情况都是公开的，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安全责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冯毅透露，2010年总计有三场评估，其中包括大亚湾核电站的应急反应评估。

　　评估的最后结果发现，核电站强项非常少，一般一项到两项，最多三项到四项。而发现的问题却很多，每个综合评估报告发现的待改进领域约有30多个，待改进项目超过100个。

　　“这是卓越标准，是‘天花板’；政府设定的安全标准都是准入门槛，是‘地板’。”冯毅说，评估结果出炉后，核电站要在2个月内制定修正计划，18至24个月内整改落实，1年或1年半后再接受复查。

　　应对紧急情况时，美国的核电站须不断将其应急计划告知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及核管理委员会。必要时，核管理委员会、国土安全部应急管理部门、能源部、环境保护局和其他的联邦机构也会加入协调危机处理。

　　费·乔治认为，这个应急机制满足了两个需求：第一，政府机构和核电站方面及时保持最好的信息共享，协同工作把需要的资源调向核电站。第二，这样的程序和办法可以保证让最新的信息得到反馈，对公众相对透明，公众能够相信政府和核电站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应对紧急情况。

　　“在安全上有深刻的认识，确实可以减少事故发生。” 费·乔治说。

　　《财经》记者获悉，2010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开展核安全规划的编制工作，由国家能源局电力司牵头，国家核安全局以及相关工业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起草，至今已数易其稿。

　　参与过前两稿讨论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安全规划草案由前言、国内外现状、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安全标准、保障措施、附件等部分组成，从分析国外核安全监管的长短板入手，提出了中国实施核安全规划的路线图。

　　“由于此前能源局从未编制过类似规划，没有经验，初稿内容存在很大缺陷，没有抓住要点。”该专家指出，前两稿缺少安全目标，包括行业总体目标、技术目标、管理目标的设定，也没有涉及核工业界所崇尚的安全文化建设内容。在安全技术基础性研究、安全平台如实验室搭建等问题上，是政府大包大揽投入，还是鼓励以企业为主投资，仍在讨论中。

　　上述专家透露，在核安全投入方面，国家预备与企业共同分担，二者将按照1∶2或者1∶3的比例进行出资。目前，安全投资约占项目总投资成本的15％左右，以每千瓦成本1000美元计，若2015年前要开工建设装机容量达3800万千瓦的项目，届时国家财政的核安全支出将达到17亿美元至28亿美元。

　　“目前的核安全投资全部是企业行为，中广核和中核希望国家财政投入其中，但规划尚未征求其他电力集团意见，变数很大。”该专家认为核电站建设是市场行为，理应由项目开发业主全部承担安全成本，国家行政部门只需承担好监管职责即可。

　　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确定抓紧进行核安全规划编制工作。上述专家透露，核安全规划已预备提交至国务院，预计今年上半年即可出台，“完善调整”后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也将会与其同时出台，“规划目标估计不会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