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摒弃了作为“建国大纲”和“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离开发展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既定道路，大张旗鼓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以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紧接着，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直接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被迫进行政策调整使得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之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又恶性膨胀，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致使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极为严酷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推动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以启动，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的一页。

　　30多年来，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取向，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其主要表现，一是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基本上平反了建国后30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二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愈益显现;三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相继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四是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猛地增长到2010年的39.8万亿元，年均增长约10%，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也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五是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为任期制，初步实现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职务比较有序的新老交替。

　　不过，相对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大趋势而言，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存在着相当突出的缺陷和差距，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其主要表现，就是以下“四个没有”——

　　第一，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等旧的教条社会主义思想实行割裂。

　　根据恩格斯的分析，任何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某种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的“物质附属物”[1]，是由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而且，这种制度一旦形成，又成为一种既定的现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这表明，体制作为制度的具体形态，必然有其所依赖和凭借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主要上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其本原的理论依据就是当时在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宰地位、而后来已被历史实践所唾弃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里包含有某些有益的探索成分(如对“十大关系”的分析)，但其主体内容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演绎。因此，我国要推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必须顺藤摸瓜、寻根究底，从源头上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清理，同其实行根本性的割裂。但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至今，承担改革大业领导职责的执政者不仅没有致力于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清理，还一再强调要牢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项“基本原则”。但仔细分析主流意识形态所阐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不难发现，其最重要、最具现实性的内容就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比如，30多年来历届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说“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2];“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3]。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4]新的社会形态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投影。我们既要顺应时代潮流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又要把悖逆时代潮流并被历史发展所摒弃的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化表现形态奉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样的改革怎么可能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

　　第二，没有摒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所谓“基本制度”。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启动伊始，执政者就一再声明需要改革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体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予以维护和坚持，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其所说的基本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公有制为主体”。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呢?中共十三大曾经诠释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试图将国家权力从党的领导中剥离出去，以实现“党政分开”。但是，1989年之后，最高领导人又从十三大的立场上退回去了，重新将“共产党的领导”表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并将其具体实现方式定格为各级党委“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后面这一种党的领导制度，与前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制度没有实质性差异，邓小平曾批评其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是传统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总病根”[5]的主要根源。我们的改革既要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总病根”，又必须坚持“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的基本制度，这势必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势必使得改革的实践进程在“党的领导”的强大威力面前难以迈出决定性的步伐。然而，人们很难理解，此种与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管理规律相悖谬的“一党专政”制度，早在20年前就在其原产地俄罗斯及其近邻东欧各国被人民抛弃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在顷刻之间多米诺骨牌坍塌般地相继丢掉了执政权，它怎么能够能长久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始作俑者是斯大林。其具体的实践形式，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国有企业和所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一统江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多年后的现在，则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以绝对垄断地位对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排斥、挤压和剥夺。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6]的公有制根本不是一码事，与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势必产生尖锐的矛盾。在坚持此种“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怎么可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最终的成功呢?

　　第三，没有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邓小平原来设计的改革总体方案，不仅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还强调“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7]。遵照这个思想，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所取得的实践成效也令人鼓舞。但非常遗憾的是，自1989年政治风波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被搁置起来了，其实践进程严重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一是这20多年期间召开的四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大都比较实在、具体，改革矛头已经指向传统经济体制的核心部位，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阐述则往往过于空泛、抽象，只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翻来覆去地打转转，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至今没有触及;二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分别通过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决定，而20多年来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一次也没有召开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实施方案至今杳无影踪;三是20多年来不仅完全避开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传统体制“总病根”的根本要求，连邓小平认为应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的“党政分开”[8]也不提了，还废弃了党的十三大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开了历史的倒车;四是对于这些年来一再重复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不仅缺少实质性、根本性的推进措施，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进一步、退两步，走了回头路。比如，不少地方在前几年就明确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的比例必须占到80%以上。这些做法，难道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基层民主”所需要的吗?难道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吗?

　　第四，没有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作为判断改革的根本标准。

　　对于一些人担心改革“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疑虑和恐惧，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判断和检验改革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这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在这三条标准中，第三条最为重要、最为根本。因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自1984年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改革进程更多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库充盈，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则不仅没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中予以应有的注重，而且为了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还对权贵集团乘新旧体制转换空挡对人民创造的财富巧取豪夺的恶劣行径，对各级官僚凭借权力的寻租和自利行为，采取了默认乃至纵容的态度。当人民群众对此不满并表达愤懑和抗议时，领导改革的执政者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和专政工具来进行压制乃至镇压，堵塞了普通民众行使权利、表达意愿的一切通道。这样一来，随着国有企业“承包”和改制、商品价格双轨制、高校扩招、原始股上市流通等所谓改革措施的相继推行，一方面，不仅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因下岗和企业效益不好而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慢，进城农民工在血汗工厂里受到的压榨和盘剥越来越残酷，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散户股民血本无归，连刚开始孕育的中产阶级也处境艰辛、前景堪忧。另一方面，权贵集团则凭借自己所垄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利用各种合法、非法乃至犯罪的手段，从普通百姓身上和国库里肆无忌惮地攫取了数额巨大的不义之财，成了当代中国寡廉鲜耻、骄奢淫逸的新剥削阶级。这样的改革实践，无论引领改革者原本的动机和意图如何，仅从老百姓的实际感觉而言，它已经背离了1978年刚启动时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想象，在相当程度上变异了，变成了一种充满原始、野蛮色彩的经济掠夺，嵌入了相当程度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关心、支持和拥戴，经过此后10多年的怀疑、忧虑和担心，逐渐变成了近些年来的冷漠、恐惧和排斥。

　　[1] 转引自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29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第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3]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4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32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般。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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