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作者任理轩，是“人民日报理论宣传部”的集体署名。这篇文章结构很清晰，分作三大部分。首先，提出问题，阐释“社会公正”的涵 义和特点；接下来分析问题，细数当前存在哪些社会公正问题，成因有哪些；最后一部分提出，从当前现状出发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问题，并从哪些方面入手来逐步 解决问题。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篇假大空的废话，文中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然而同时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认识也不免有避重就轻或不得要领之处。下面从三部分依 次分析。
1. “社会公正”的定义与特性
《理性看待》一文首先提出“社会公正”的定义：
什 么是社会公正？一般而言，社会公正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其实质是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每个人 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各种义务由社会成员合理承担，每个人都应承担其所应承担的。而要实现这种合理的分配与承担，就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从这个 意义上说，社会公正既体现为一种价值理念，也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既可视为一种原则和标准，也可视为一种状态和结果。
这一段 定义首先提纲挈领地点明社会公正是一种“价值评判”。紧接着又指出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和责任的合理分配——这是一种事实评判。这种对于价值和事实的混淆在 最后一句以典型的教条式辩证修辞表达出来：社会公正既是原则，也是结果。然而，社会公正究竟应该首先是原因，还是结果？这个位置不摆清，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的方式就很含糊——倘若政府能够以不公正的手段实现公正的结果，那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西村。从结果上看，村民普遍富裕财产均等，住 房装修都一模一样；然而同时村委书记一家享有绝对权力，在处理财产分配方面公然违反劳动法，并不承认村民能够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既是原则，又是结果” 的定义，虽然也许包含着“要从原则和结果两方面都实现社会公正”的美好愿望，但却给问题的解决埋下巨大隐患——从结果上解决问题，往往比从原则上解决更简 单，也更粗暴。就好像拿破仑对嘲笑他个子矮的将领说，我砍下你的脑袋，咱们就一样高了。
“公正”即“公平正义”。《理性看 待》一文粗略介绍了一些学界观点，诸如“多数学者认为，相对于强调衡量标准同一尺度、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公平而言，社会公正还强调‘正义’的价值取向，内涵 更为宽泛”。然而最后以语录体概括公正的定义：“综合学者们的各种观点，用比较简洁易懂的语言来概括，也可以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看成是对社会公正直接而生动的表达。” 公平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正义就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正义”的涵义很有问题。首先，“人民”被视作一个整体。正义本应是人民内部 的关系，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把人民视作一个整体，要么就已经假定人民内部权责均等、成果均分，也就是假定人民内部已经公正了；要么所谓正义就 无从谈起。其次，“人民”被视作一个客体。谁在发展为了人民、谁在依靠人民，谁又把发展成果拿给人民共享？这个主语是党和政府，是领导阶层。这种根深蒂固 的精英——群众，或者先锋队——人民的二元划分，在这个“正义的定义”中将普遍的社会正义降格为人民的、或者非领导阶层中的正义。领导阶层又一次被默认为 天然的实现正义的执行人。然而这种划分本身造成的官民冲突该通过谁的正义来评判？这个定义在此留下空缺。
接下来《理性看待》 一文提出社会公正的判断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首先，关于历史性，文中援引，“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 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在今天看来很不公正的 现象，也许在历史上曾被认为是公正的；在今天看来属于公正的现象，也许在后人看来未必就是公正的”。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公正的观念是有积累性的，而并 不是不断更换的。比如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具体的刑法条文不同，然而对于法律的尊重是不变的，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共识是长存的。事实上， 由于法治观念较为淡漠，普通百姓在权衡一些社会现象是否公正的时候，更多会不自觉援引古代的、历史上的公正观念；很多普遍认知的不公，比如官商勾结强拆住 房逼人自杀，比如“70码”撞死人的凶手能通过官员的财力和人脉逃脱罪责，都是放在哪朝哪代都不公正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历史上曾被认为是公正的现象， 比如父传子家天下，现在虽然被视为不公，但其影响远远没到能激发社会冲突的地步。
第二，公正是相对的，意指“绝对的社会公正 虽然美好，但难以企及。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应防止落入平均主义这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颇具诱惑力的窠臼中”。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走过平均主义的弯 路；现在“按需分配”仍是意识形态宣传中的终极理想。对平均主义的否认很中肯；然而谁该对引进这种“颇具诱惑力的窠臼”负责呢？
第 三，公正是具体的，“社会公正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各种义务合理承担，但具体如何分配与承担才是合理的，在具体的领域 又有具体的内涵和具体的标准”。文中举例说“我们不能将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甚至优胜劣汰原则简单套用到社会领域，无视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基本 生存需求。”这一点说得很中肯。然而这种理解又一次缩小了公正观念的适用范围。公正观念对具体领域有具体标准；然而不同领域之间普遍的权责分配的公正性又 该如何评判？一个每天喝茶看报的公务员也许可以买到相当于市价四分之一的房子，一个起早贪黑的农民工也许辛苦一年挣得的工钱，也只能在他盖的房子里买半间 厕所。对于“具体性”的阐述恰恰避开了当前社会结构性不公、领域间不公的问题实质。
综合“历史性”、“相对性”和“具体性” 来看，《理性看待》一文忽略了一个事实——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公正性的感受也是历史的、相对的和具体的。一个面对祖宅将被强拆、耕地将被占用又拿不到合理补 偿的农民，即便他能想到“放在古代，也许我一分钱都拿不到，还可能被栽赃陷害被官府处死”，或者“我的邻居拿到的补偿和我一样少；总比死在煤矿里拿一千块 补偿要好得多”之类的“理性看待”，他的痛苦也不会因而得到缓解。
同时，这三个特点更多是关于“公平”，而非“正义”。在不 同的历史阶段，对于不同的领域，权利与责任有特定的分配，就被视为公平。然而如何分配权责才算合理，合什么理，这是何为“正义”的问题，正义为公平提供基 准。而历史性、相对性和具体性试图这个基准给相对化，以及庸俗化——好像“平均主义”就是唯一的一种流行的正义诉求一样。
2. 看待社会公正问题
《理性看待》一文第二部分从社会与人两方面来看待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不公。对于目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该文概括得比较全面：
“收 入差距日益扩大，一些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任务十分艰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比较突 出，由此引起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权钱交易等 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反腐倡廉的任务十分艰巨；等等。”
然而这个概述有两个重要 的缺陷。一是整体上它是从经济资源的角度来论述不公。然而对于其他方面，比如言论、宗教、结社的自由，并未被提及。二是特权阶级与民争利的现象被避开不 提。改革开放初期的权钱交易只是由官员利用公权向那些打算开拓市场的商家寻租索贿，或者利用政府招标等公共项目将公款税金转化为私产，与商家分赃。这两种 形式可称为权钱交易。然而公权提供合法暴力手段与私人资本相勾结来盘剥平民，这又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滥用。
接下来，《理性 看待》分析了导致社会不公的社会因素，或者客观环境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因此“还无法 彻底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变革，产生、积累社会矛盾不可避免；三， 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
第一点其实是有些离题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在较短 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从这几十年的发展结果来看，蛋糕肯定是做大了，然而收入差距也增大了。与过去相比，生产力发展了，不公正的问题却愈 发凸显了。即便依循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定律，它也必须摆在更漫长的历史空间来讨论。这种漫长的期待，希望有朝一日物质极大丰富以至于所有特权者 的贪欲都被填满，资源再从高留到低处增长社会福利，这对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是毫无助益的。何况这种类似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展成福利国家的路径是资本主义制度 苟延残喘的表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来不应有参考价值。离公权中心更近的人——城里人，公务员，大型垄断国企员工——享受着更多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其 他人却忍受着初级阶段的代价和牺牲，这显然不是单由把蛋糕做大就能解决的状况。
第二点强调社会不公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 中不可避免；第三点尤其强调体制缺陷不可避免。在表述上，谈及体制，《理性看待》一文措辞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非常模糊，并不进一步区分经济体制与政治 体制。第二点强调社会不公不可避免时，文中提到“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谈到第三点又总结说“这些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引起的社会不公，虽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人们对之心 里有些看法、嘴上有些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必须注意，“我们的体制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典型，“我们的体制机制”并不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两点放在一起说，会造成令人迷惑的效果。一，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遇到社会不公的麻烦，这 是不可避免的，我 国也遇到了麻烦；二，我们的体制机制不健全，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麻烦不可避免，这一点可以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来做证据；“我们的体制机制”带来的不 公，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不可避免，这里其实并没有任何佐证。贴上“不可避免”的标签，反而会让人停止探究其中深层的问题。
讨 论完 “社会”的客观原因，《理性看待》开始讨论主观上为什么会感到不公。文章提出两个原因。其一，社会分工更加多样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公正有新兴的、多样 的诉求。言下之意是，不可以偏概全地将个别群体对于不公正的抱怨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上；“正是对社会公正越来越多的不同期待交织在一起，使当前我国社会公 正问题凸显”。这一论点与上面提出的公正的具体性相辅相成。文章没有进一步指出的是，不同的期待也许会互相冲突，对于甲公平的事情也许对于乙就是不公平。 这时候需要有一个更高层的判断标准来决定甲乙双方谁的诉求更正义。然而由于“正义”在这篇文章理论架构中的缺席，对于“不同期待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个人 只能去认识、接受它，并因此不要抱怨整个社会。
第二个感到不公的原因与“公正”定义的“历史性”相对应。“当某一层次的社 会公正需求相对满 足了，人们就会期待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使社会公正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标准到高标准...” 更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心理期待的提高并不总是被动地跟随社会发展亦步亦趋，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心理期待会超越社会发展步伐，从而使社会公正问 题更加凸显... 应看到人们的心理期待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而水涨船高甚至‘跨越式’提高这一事实”。
简而言之，人们感到 社会不公，因为他 们期望过高，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所能保证的公平限度。这一点恐怕是《理性看待》一文中最让人感到吃惊的论述了。虽然此文并没有明说“人们应该降低预 期，接受不公的现实”，然而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它把常识意义上的人们的希望——之所以被称为希望，正是因为比现实更美好——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心理。“人 们心理期待的提高并不总是被动地跟随社会发展亦步亦趋”，这里的“并不总是”，隐含的意思是，《理性看待》一文认为，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心理期待的提高是 被动的，是跟随社会发展亦步亦趋的。这种观点要么是精英论的——社会发展被少数精英掌控，大众，或“人们”只是高兴地接受各种进步。它或者是历史主义的 ——社会发展遵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样的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提升了人们的心里预期。
然而更可能的 是，它是一种精英论加历史主义的结合——少数精英遵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社会发展掌舵。定义“正义”概念时透露的精英论倾向在这里得到重申。精英是正义 的，因为掌握了历 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便利之处在于，对于正义的实现，要感谢精英的操持；对于正义未能实现的情况，要怪就怪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怪自己生在这样特定的历史 阶段。
3. 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理性看待》一文论述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这一部分，与前两部分的论述是比较脱离的，不过是以一种好的方式相脱离——前文不愿明确承认的问题和缺点，在“我们应当如何做得更好”的建议里被隐晦地提出来了。单看这一部分，倒是更为全面中肯地在讨论社会公正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 一部分提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要“认识到位、举措得力、形成合力”。“认识到位”指的是要认识公正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首先，社会公正对社会发展的方 向有引导作用，否则一味发展会造成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这与前文“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导致社会公正难以实现”的辩解相矛盾。其次，社会公正对于社会发展有 保障作用，公正的实现有助于效率的提升。
关于“举措得力”，文章列举了诸多由政府来实行的、亟待实现的目标：
“应 坚持和完善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 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应对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防止弱势群体的弱势循环累积，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应形 成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为身处底层的人打通向上流动的渠道，使社会各种职位和机会都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等等。”
关 于“形成合 力”，文章明确了三方面的责任。首先，政府应“对实现社会公正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特别是加强制度建设 ... 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制度保障。”其次，社会力量应“积极介入，发挥协同作用。尤其是各种社会组织和各类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来，对处于 困境而无力自行摆脱的社会群体提供更多援助和关爱。”再次，个人应“具有公正之心...如果个人缺乏公正之心，总想在社会分配中多占便宜甚至不劳而获，必 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社会的非理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快结尾的时候文章甚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个人缺乏公正之心，总是由屁股决定脑袋：当自己属于社会不公中受损的一方时就愤愤不平、希望马上改变； 而一旦自己属于受益的一方时则沾沾自喜，千方百计阻挠变革..."
这一部分勾勒出一幅社会公正的美好图景。“形成合理、公 平、开放的 社会流动模式”，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强调个人的公心，都是跳出了前文历史主义视角的务实建议。然而公正的原则性地位，或者“正义”的角色，仍然被忽 视了。尽管社会公正被视为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指标，但它的地位是由缺少它的后果反推出来的。没有社会公正，我们会碰到社会动荡、发展停滞，因此我们需要向 社会公正的方向努力。可是类似于“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大原则，在《理性看待》的理论框架里是不存在的。
如 果公正真如开篇定义所言，既有作为价值理念的一面，又有作为结果现象的一面，那么它的重要性来源，除了从结果上“它有助于社会发展，没有它社会发展会受到 阻碍”之外，还应 该有的是，它本身就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公正和效率相比，如果公正具有价值理念的一面，那么牺牲一定的效率、放缓GDP的增长速度来修补社会不公的问 题，理应是题中之意——因为效率应该是中性的，效率不应是价值理念。可惜的是，《理性看待》并没有跳出“效率是目标”的迷思。文中甚至明言“必须通过提高 社会公正水平来提升效率，让社会公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公正因此并不具有价值理念的地位，而是从属于社会发展这一目标的保障性手段。“社会公正具有导 向性地位，因为没有它社会发展会受阻碍”，这一论述不仅没能真正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反而将其贬损为一种必要的防范。考虑到它的历史性、相对性、具体性， 不禁会问：是不是把公正的水平维持在不至于损害社会发展速度的程度，就万事大吉了呢？
总而言之，《理性看待》一文最大的问 题，不在于没有切中当前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矛盾，而是在于它实质上折损了社会公正的价值，因而也折损了社会公正问题的严肃性。如果社会公正只是为了社会发 展提供必要条件， 同时又神奇地受到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限制，并且“我们的体制机制”还要“不可避免”地来添堵，那么社会公正不可能“放射出比太阳还要灿烂的光辉”。这样的 话，我们需要社会公正，就好像找小姐需要戴安全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