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球的政治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危机过后，比较容易实现反弹，但攻坚战尚未开始。经济大萧条期间，各国都实行了大规模刺激政 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惜这些政策难以产生持续的效果，这也不足为奇。政府加大了赌注，通过未经验证、更危险的方式，期望能启动缓慢的全球经济走 向复苏。人们很清楚，当前的汇率之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主权债务负担，都给经济复苏之路带来了悲观情绪。世界刚经历完一场经济危机，尚不稳 定，现在新的问题已然隐现。

　　中国也有很多风险。长期以来，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种紧密联系自然是双向的。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中 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决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加大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压力。正如2008年至2009年，因为经济危机 和大萧条，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承受了巨大的风险，经济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还是会受到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通 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非孤立的事件。这些风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达国家再度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不利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尚未稳定。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现在却停滞不前。在今后的几年，美国消费者的持续去杠杆化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消费支出高居国内生产总值的 70%，比20世纪最后25年的平均还高出4个百分点。现在，支撑消费热潮的资产和信贷泡沫破裂了。今后几年，情况有可能发生转变，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可 能有所下降，并维持在66%。这样的话，美国就能够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带动就业——只有依靠出口和资本支出，才能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但这并不容 易。

　　欧洲正在忙于处理一体化带来的问题。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一方面拒绝承认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带来的分歧，另一方面，拒绝承认各自独立的财政和政 治结构，各国都觉得合并的不成功。还没有解决原欧元区的内在问题之前，欧洲各国就结成货币同盟。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双重体制下，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 班牙得以维持不负责任的财政体系；借道统一货币，德国和法国的低利率相当于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经济刺激。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暴露了这 一结构的内在缺陷——过度的国家债务，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中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问题。现在，欧洲还面临着危机过后的余震。在今后的几 年，各种消极因素将会阻碍该地区的根本发展。

　　日本也无力扭转乾坤。实际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崩盘后经历的20年，预示了现在困扰欧美的问题。日本各公司已经通过重组，解决了 各产业中的许多问题，现在正努力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老龄化到现在的人口减少，深层次的人口结构问题限制了日本生产力增长和出口，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日本最 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增长方式实现平衡——在人口结构束缚之下，实现生产力增长和紧随中国之后的出口增长。因此，未来十年中日本经济仍有持续疲软的风险。

　　发达国家中主要经济体持续疲软，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关键的挑战。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亚洲的情况更是如此。尽管亚洲的发展存在无 限的潜力，却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亚洲地区过度依赖出口和国外需求。20世纪90年代，亚洲面临金融危机，那时出口占整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今 天这一比重增加到45%。在危机过后的时期，西方各国经济持续走低，给亚洲出口外向型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这突出了亚洲在发展道路上也面临着紧迫的 问题。而惟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开拓国内市场，刺激35亿人口进行消费。

　　中国的转型非常棘手，而且至关重要。温家宝总理一直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没有可持续性”。2008年到2009年的经 济危机以及随后的波动让这些担心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不能再依赖全球经济增长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内的需求十分必要。中国马上即将启动“十二五”计 划，关注消费增长，这是重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于一向重视社会稳定的国家来说，糟糕的国际环境也许并没有给予中国充分的时间，以完成这一棘手的转型。中国 必须加紧建设消费型社会——尤其是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人们过度储蓄，增加农民收入和工人的工资，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促进服务产业的发展，以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雄心勃勃地实施上述倡导消费的政策，到2015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 比例将从谷底的36%升高至42%-45%。随着中国经济进口份额历史性地占GDP的25%-30%，这种消费转型对于亟待增长的其他经济体来说至关重 要。消费者带动的经济增长不仅会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提供巨大的红利，而且对采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的欧洲和美国也非常有 利。

　　中国和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反差最为鲜明。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出发点强势，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出发点较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想 当然地认为中国危机后的恢复能力旺盛。从最近爆发的通货膨胀，以及令人担忧的房产市场泛滥，显然可以看出种种风险的迹象。这是中国主要经济症结的表征：如 果中国领导层未能抓住时机，未能积极地将政策落实到位，改变增长结构，那么温家宝总理长期以来对可持续性的担忧，就很可能应验。

　　所有这些都有赖精心设计的政策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指引我们驶出后危机时代日益危险的不测水域。劳动力市场压力巨大的今天，政治容易偏向治标不治 本的速效政策。尤其在美国，美联储已开始实施极具争议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国会则开始打财政再刺激和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主意。相比之下，欧洲和 亚洲的决策者们对政策的态度与美国大相径庭——更重视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堪为此后西方国家经济问题的警示，包括无节制信贷和资产 泡沫等；同理，今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可成为前车之鉴，预示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危险。欧洲目前纷纷承诺采取紧缩措施 ，而这不仅仅是几个过度负债的欧洲边缘经济体，在德国和英国也一样。

　　最近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也是如此。通过达成平衡经常项目的目标，避免了货币战争，而各国政治家们似乎终于愿意面对全球平衡这一沉重的任务。全 球储蓄和贸易流动存在结构性差异，通过多边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绝非易事。但它远远优于有缺陷的双边方式，这种方式让人民币遭受了错误导向的压力。它也优于金 融工程的炼金术，例如第二轮量化宽松的目的是依赖资产增长玩金钱游戏。

　　2011年，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仍不稳定，因此将是增长缓慢、不平衡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市场增长点的任务只能更为紧迫，其结果可能会给政 治和政策之间的博弈带来巨大压力。政策辩论当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否则它可以让我们再栽一个大跟头。日本和美国都遭受过泡沫破灭带来的灾难，别让世界经济 再经受下一次冲击。中国不能对日美的教训视而不见。

　　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