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秋，在慈禧太后梓宫奉安的大典上，隆裕─这会儿要称太后了─太后行礼时忽然冒出几个扛着摄影机来拍照的，惊动了后驾。一查问，“横冲神 路”的这批人都是新任直隶总督端方的人马。端方到任才刚满百日，犯了这事，立刻教一个农工商部的左丞李国杰劾以“大不敬”之罪，着即革职议处。没过多久， 又冒出来个打蛇随棍上的御史胡思敬，上章弹劾端方“贪横”，列举了他十条大罪，看来墨迹甚深，洗刷不易。可是因为当事人已经罢官，也就没甚么好追究的了。

　　端方捡得一命，无怪乎有阴谋立论者造出两种版本的说词，有人说隆裕切责摄影之人失礼的一节，纯粹是一出“周瑜打黄盖”；也有人说端方冲撞后驾原本是一个避重就轻的机关─毕竟，因失礼而落职比起因贪墨而下狱，要轻松得多了。

　　端方贪不贪？如果从《清史稿》之类庙堂的史料来看，并无一语及此，看来端方是个干练、忠勤的好官儿。可是之所以如此，极可能是由于端方这一生中的最后一小节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了一下，使得他整个人有了全然不同的声价，这一点十分令我好奇。

　　最早接触到端方这个名字，应该是多年前中小学时代的历史课本，其中“五大臣出洋考察”里有他一个，“四川保路风潮”一幕，起事者杀清廷大臣端方云云，不过寥寥数笔。然而真正令我产生兴趣的一段出自我干娘李慧芳之口。

　　慧芳干妈是知名的京剧艺术家，一位全能演员。在一次闲谈间，不知怎么地说起前清不唱夜戏，是以一般戏院里是没有灯的。这一点实在大出我意外。

　　慧芳干妈说：“的确是这样儿的。京中戏园原本没有夜戏，这是老规矩。每日午后开演，上大轴的时候，差不离儿也就是黄昏时分。也就因为不唱夜戏， 戏园子根本没有灯火。所以夏至前后，昼长夜短的，唱大轴的长甚么样儿还看得清；到了冬至前后，昼短夜长的，往往台上谁唱着甚么都看不清了。那才真叫‘听 戏’呢。

　　“听老辈儿的说，民前不过十年，戏园子里开始供上‘气灯’了，一边儿一个，多到一边儿六个，悬在台口上。也有自己带西洋进口的‘手提电灯’ （按：就是今天的手电筒）进场的，等王瑶卿、谭鑫培这些名角儿一上场，就往台上照，光影撩乱，还十分有风致。这就逼得经营戏园子的掌柜不得不动脑筋了─这 些拿得出手提电灯的，都是惹不起的客，为免打搅台上的活儿，看似非装电灯不可了。可那是个什么时代呀？发电不稳，说断就断，断了只好摸黑听，也没说的。

　　“听老辈儿的说停电，还是宣统三年的那一回吓人，武昌起义之后半个多月，各省里都沸起来了，唯独京师还算平静，一切生计如常照旧，连戏也没少唱 一出。那一天老谭与杨小楼在宝禅寺街庆升荣茶楼贴《连营寨》，当时已经戒严了，老谭哭灵牌的时候忽然停电，而且开窗透亮也不成─天儿也是黑的，几乎到了伸 手不辨五指的程度，没辙，只好散戏。当下人人都哄：这是个不祥之兆啊！过不了几天，消息果然传来：端午桥教人砍成一锅泥儿了！”

　　我对端方产生了兴趣，还从他的爱说笑而来。先就这一面闲说几则。

　　恭亲王之子载澂淫恶万状，曾经一度栽在庆远镖局女镖师邓剑娥的手里，被打成了一只“人虾”。端方闻知此事，还戏作一长联嘲之─句意有些泛黄─上 联是：鞭非不长，莫可及之，噬脐犹悔登途（按：途、徒同音），载不动、许多愁绪，是非只为强翘首；腰实在细，岂堪握也，低眉却憎孟浪，澂（按：澂是澄的古 字）难清、一抹萍踪，烦恼皆因懒回头。上联是用旁人看笑话的观点，直指载澂登徒子行径之可鄙，其中“翘首”二字所指的“首”，是二哥，不是大哥。下联则是 用载澄的观点去揣摩那不愿回头的少女的心思，竟然还有点儿深情款款的意趣。两联中也巧嵌“载”“澄”二字，这是端方的惯技了。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到宣统元年五月间，端方还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一天正在江宁督署衙门里同幕友打着麻将，忽然司阍来报：王壬秋（闿运）来拜。王壬 秋贸然前来，是要借钱，而且胃口不小，一借就是三万两。端方也不拒见，一面扠着牌，一面就跟王壬秋说上话了。三言两语下来，笑道：“借多少？三万？成， ‘三万’，拿去罢！”说着，递给王壬秋一张麻将牌的“三万”。

　　东三省之设总督、兼管将军事务，这是很晚的事，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首任总督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把兄弟，当过北洋政府的总统。继徐之后再干过 这差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锡良，一个是赵尔巽。赵尔巽上任，是宣统三年三月。有谓三年三月之类的数字并非巧合，当时满州宫室中的确有这个迷信：一个好数 字，能带来一番新气象。而赵尔巽之能得差，还有一个秘密的原因：他行三，都下诸公径呼“三哥”。

　　相传就在赵尔巽即将拜东督之命的前夕，端方前去道贺，一见面就说：“三哥恭喜！帖子想是已经写好了罢？”“帖子？”赵尔巽一时没意会过来，正狐 疑着，却听端方接道：“就是‘谨具满州三省奉申俄日笑纳’的帖子啊？”赵尔巽这时当然明白端方这是嘲笑他又要受制于列强，竟至于割地辱国，连忙摇头说： “这事儿恐怕我还做不到！做不到！”算一算，说这个笑话的时候端方还不知道他自己─乃至于整个儿大清朝─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

　　接下来的事就跟铁路有关了。铁路收归国有，在当时是一个充满妥协性质的政策。一方面清廷要向洋人借钱修筑铁路，一方面又要防止洋人透过股资转移 来拥有或集中路权。对于借方来说，大有可以上下其手之处；经手借贷的王公大臣、亲贵子弟当然也就得以中饱私囊。是以仅仅在宣统三年三四月之间，外债就增加 了两万万银元，其发达可知。借贷是国家出面，铁路之营利收入自然是由国家与债主合议；那么地方呢？各省也有官绅，官绅也要赚钱，于是“借款国有”就出现了 “商造自营”的对立面。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上谕，强调：

　　“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铁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这道上谕直等于明白宣示：各省营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交出路权，至于之前的投资如何，也全然不予体恤，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湖南、湖北、四川、广东，都有参劾抗议之声传来，主要针对的目标就是盛宣怀。

　　盛宣怀原本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干过一桩漂亮的案子，就此发迹。当时张之洞手里督导的汉阳铁政局亏空了几百万两银子，盛宣怀于是向张之洞自荐： 如果能保我督办铁路，铁就有了销路，铁政局的亏空就可以渐渐弥缝起来了。这个以铁路救铁政的主意让盛宣怀成了炙手可热的新贵，从此垄断交通事业，成为动见 观瞻的重臣，钓鱼岛就是慈禧赏给他私人的一份地产。

　　事情走到这步田地，已经回不了头了。铁路国有是庆王奕劻之“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的第一要务，没有收手的道理。据说奕劻在闻知舆情哗然之际，曾经说过一句话：“怎么找不着一个能谈笑用兵的去？”

　　当时没有人知道奕劻这话本身是不是一句“谈笑”，听起来，好像并没有把地方上的不满看得太严重，此其一。要不然，就是奕劻心目中早就有了祭旗的 人选，此其二─这第二点很难说不可能，不管谁听见这话，都不免想起刚罢官的端方来。用兵不敢说，谈笑他是第一名。端方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临危受命的。《清 史稿》本传说他：“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文采直追毕沅、阮元，似乎捧过了头； 可是他公子哥儿爱说笑的脾性的确发自内心，俨然有一种旁人撑逞不来的风度。

　　端方原先干过湖广总督，这一回到武昌来，已经称得上是识途老马，根据卢彦五《辛亥摭零忍录》所载，端方到达的第二天，依照他手绘图样兴建的行台 已经在平湖门外打造起来，钦差督办亲自勘查地形，鸠集工匠，准备九月初择吉施工。就在那行台上交办着什么事呢，忽然指着一处正在开挖、喷涌出泥浆土石的坑 洼之地，回头对帮办虞维舜说：

　　“我有一联，颇切此景─‘胡为乎泥中？曳尾三叹；焉知非福也，伸头一刀’；但不知‘伸头一刀’与‘缩头一刀’孰为有神？”

　　伸头也好、缩头也罢，都是乌龟，可见他知道这差使大不好办，极可能有性命之虞；而且，他当下的处境还真有点儿生不如死的况味。但是这一副对联却成了端方的绝命词，简直是“诗谶”。

　　当时的湖广总督是瑞澂，驻节武昌，知道端方除了吟风咏月、舞文弄墨之外，并无实务之长；但是督办这一次川汉铁路的事如果搞砸了，非但四川方面会 激起民变，甚至也会直接波及湖广。四川方面其实早就已经摆明了态势：川汉铁路早在光绪皇帝在时已经有谕旨发归商人集赀兴建，如今一纸令下，收归国有，地方 商绅情何以堪？于是早有传闻，地方人士准备自制一个“德宗皇帝神位”，抬到制台大人衙门去向总督赵尔丰抗议─这就是不惜要造反了。瑞澂当然希望端方能够压 制住这股风潮─起码能够在前面抵挡一阵，于是推荐了一个人给端方。

　　这人叫董海澜，原来是瑞澂的随扈，因为“恃众持械与民争”，给劾去了公职，可瑞澂有个宠妾跟这董海澜有戚谊，枕边嘈切，无论如何要给谋一高差， 瑞澂便荐与端方任用，说这董海澜“英武过人，有常山赵子龙之勇”。端方得之大喜，把董海澜安插在自己担任湖广总督时提拔的曾广大麾下，担任营官之职。

　　宣统三年七月，四川总督衙门前果然集聚了好几千人，顶着光绪皇帝的长生牌位，来求总督赵尔丰“代奏民意，上达枢廷，请收回成命”，赵尔丰一直没 露脸，集会游行者去而复来，且情绪一次比一次激切，赵尔丰终于忍不住，命令卫队开洋枪镇暴，老百姓颇有死伤，这一下事情就闹得不可收拾了。

　　端方是在七月中旬接获朝旨，要他率领湖北军入川平乱，端方带着当时两标瑞澂的军队，其中除了曾广大和一个姓邓的管带算是端方自己人之外，就只有 董海澜可以勉强使唤得动了。据说有一回端方要人给打盆水洗脚，那士卒打了水来，见他脱了靴袜，便索性把一整盆水向他脚上泼了，说：“伺候督办洗脚！”端方 倒也忍住了，说：“我算什么督办？叫你打水，你把大人的脚都洗了，你才都办呢！”如此忍辱负气，实出无奈。

　　当时川楚荆襄一代的兵士们之所以能如此凶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产生了彻底的变化——你们这批官老爷做得过子时，还未必做得到午时呢；大清 朝撑得过今朝，还未必撑得到明日呢。率领着这种部队，莫说是打仗，就连去远足恐怕都要哗变，端方行至宜昌，就按兵不动了；可是朝旨接二连三地催迫，勉强来 到重庆，重九日，风闻骤至：武昌变天了。

　　朝廷里的应变手段无它：只有一纸人事文书而已——革了川督赵尔丰的职务，教这“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两头不靠岸”的端方接任。曾广大倒是死心塌 地，极力捍卫，不断在兵士之间协调折冲，为的就是保全端方一条命。可那董海澜却正好是对立面的思考：他是识实务的，懂得“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道理，于 是打从这一天起，便到处跟军士们鼓噪：“下个月的饷向谁去领？”

　　果然，“请饷”成了一个时髦而迫切的议题，曾广大再三传端方的手谕：已经派人到成都银行借四万两银，十月的饷一定发得出来。捱到十月初五，董海 澜亲自率领一小队人马拦了总督大人的驾，要给立个字据。端方笑了笑，道：“王壬秋当年来借三万，我还有张牌给他；今天我手里连张牌都没有了─就算立了字 据，怕你也是不信的罢？”这话还是谈笑用兵，可却尖锐地拆穿了董海澜的心计─你小子哪里是来要钱的呢？不过是使个身段向军士们市恩罢了。

　　初七日一大早，董海澜全副戎装，手持兵刃，率领了更多的兵卒来到总督的行馆，把端方挟持到一间侧屋里开会。其余的人众一哄而上，翻箱倒箧地在正 屋里搜了半天，连一锭银子也没找着；于是都吵嚷着要杀端方这“狗鞑子”。曾广大看这已经是哗变了，显然阻拦不及，遂想起一套“民主进步”的说词，登时大声 疾呼：如今人人说伸张民权，何不以众意所归而决之？信得过端制军已经借得饷银、而愿意稍待数日的，请举手示意；信不过端制军而执意杀之以谢其罪的，也可以 举手示意——杀不杀端制军，便以多数决行之。

　　这是武昌起义之后的第一次民意展现，大部分的人都举手赞成杀端方，原因无它，就为了端方是个鞑子。因为缺饷而杀一鞑子不能解决缺饷的问题，可坚 持杀一鞑子的原因还不只是愤怒而已；其中最深刻的机关还在后面。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随即被乱刀砍死，兄弟俩都身首异处。当曾广大要为他二人收尸的时候，董 海澜立刻上前制止，说：“这颗脑袋要用盒子装起来，解送到武昌去！”不如此，董海澜如何向革命的伟大行列输诚取容呢？

　　初八日，成都银行的借款居然真的到了，可这钱是总督大人借的，大人缩头一刀断了气，旁人不能提领，展现民意气势的部队还是得饿肚子。有人后悔了，大骂董海澜鲁莽，董海澜说：“诸君都是举过手的！怎么就骂我一个呢？”

　　张大春，台湾作家，1957年生，原籍山东济南。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作家莫言曾说他“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现任教于辅仁大学中文系，News98 电台主持人。作品有《四喜忧国》《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