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

——戈尔巴乔夫评说 中国改革开放

特约撰稿  姚望 费佳  发自莫斯科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人眼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自己的伟大梦想。

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拾兴国之梦时，苏联已不是她的目标。而遇到重重问题的苏联也开始实施自己的改革。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胆提出“新思 维”和“公开性原则”，对外改变与西方关系，对内推行自由选举、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放开新闻审查。然而沉疴已久的僵化体制绝非一针见效，更有可能虚不 受补，苏联的问题集中爆发了。

1989年，时任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发动“八一九事件”，软禁戈尔巴乔夫。百姓集会，军队倒戈，时任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则爬上坦克，高呼反抗。

戈尔巴乔夫获救了，但苏联的前途没有获救。至1991年，苏联分解为15个独立国家。社会主义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寒流。戈在任时就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而由苏联分化而成的15个国家。

之后，作为苏联前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失业”了，但他并没停止公开活动，继续组建政党、筹建报纸、出版著作。2008年3月，他的新作《理解改革》付梓。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用改革挽救社会主义，但他的挽救失败了。这样一个改革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提出怎样的建议？对比中国，他又如何反思苏联的改革开放？

围绕这些话题，通过书面和面谈的形式，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戈尔巴乔夫。

采访他颇费周折。老先生差不多80岁了，还是满世界跑，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经常连续几周不在俄罗斯。好不容易回到莫斯科了，事情仍然很多，下一步会如何，他的新闻秘书也不知道。

不过对于我们的采访申请，他们还是颇为重视，新闻秘书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委托他做了调查。他先通过驻中国的朋友做了一番了解，才决定接受采访。

见到戈本人时，满头白发的他已不复当总书记时英姿勃发的少壮派形象。但他还是相当有精神，对记者轻轻一笑说，“中国记者还对我感兴趣啊。”并在其出版的文集扉页签上“给中国朋友”。

“改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

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

人物周刊：相信您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关注和了解。总体上，您对30年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

戈尔巴乔夫：我的回答很直接：众所周知，这些政策是现实和有效的。我注意到，在变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他是20世纪卓越的改革家。按照我的观 点，邓小平以及他政治上的战友和继承人——新体制的当代领导人，创立了这样的功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了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并且促使 这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人物周刊：具体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按照统计数据，中国GDP在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注：戈尔巴乔夫在本文中所列举的一些数据，因出处不同，会与中国统计数据略有差异）。在2007年，中国GDP的增长超过了11%。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一。

中国的工业不仅仅是在产值上增长了，而且逐渐具备了革新的特征。今天，移动电话、电脑技术和网络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了现代航天大国。如果对比到3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上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真让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中国今天是一个有着现代工业、科学、发达精神文化和体育运动，并且在各方面快速发展的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中国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理解，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严重差 异，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顺便提一句，相似的问题也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困扰。

“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

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遵从这一思想。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曾经力推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人，您十分重视在理论和思想上的突破。相比中国在经济和物质层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这是由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至今已有30年。邓的理论获得了其后所有各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展。

我很能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既要排除左的教条主义，也要排除忽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右翼自由主义。尤其困难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克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策带来的沉重后遗症，那些政策在很多年中阻滞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但是，掌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实现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中，计划和市场、公正和效率之间，国家开放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都实现了本质上的协调。

这些思想和最近的“科学发展观”一样，是以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不但促使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很重要的是，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众所周知，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认同这一思想。

“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人物周刊：在您领导下的苏联也曾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革，遗憾的是，改革并没进行下去。

戈尔巴乔夫：今日的中国正在做我们在改革年代也打算做的事情。我们也曾试图克服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遗产，寻找最有效的方式刺激经济，落实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试图把苏联时期的改革进程与现代中国的改革作比较。我认为，这样的企图不能接受。

苏联的重建和中国的改革，从一个方面，彰显了改革在我们两个国家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那就是力图在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践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经历了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最终走上了激烈的改革道路，意图根本上改善本国国民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人物周刊：您自己是否曾经比较过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您的结论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不该忘却我们两国各自的历史独特性。这不单是地理和人种的差别，两国文化有许多特别之处。苏联更多地和欧洲历史相联系，这个传统来自于古希腊和罗马。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数千年的东方智慧、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天才的诗词和绘画大师的艺术成就。

我们两国也存在着历史和当代的社会政治差异。今天俄罗斯试图在私有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后工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延续自己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两国人民在思想性格方面也有差异：我们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快速而激烈的方式解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立即做好；中国人则相反，其固有的特点是，从容不迫地达到预定的目标。

我相信，每个国家都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但是，不考虑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特性，就匆忙地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 式，这样的复制从不可能达到成功。无论是中国的“大跃进”，还是俄罗斯跃进到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因此，尽管有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 型，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全面的现代化，从经济领域开始，以政治和社会精神领域为终点。对于中国，这个任务有其目标制约，即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对于俄罗斯，则是要克服社会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转型失败后开始的落后局面。

人物周刊：如果您有机会再次在苏联进行改革，您会改变您在位时的哪些做法？

戈尔巴乔夫：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依照当时需要，及时对政党进行改革。第二，那时候需要把苏联慢慢地变为分散管理。第三，解决市场上不足的问题。（接着，戈尔巴乔夫笑着说）第四，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让他当个外交官。

“我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历史上的先辈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您的“新思维”之后，俄罗斯尝试过“休克式疗法”等多种发展模式，对于俄罗斯自独立后的变革和发展道路，您怎么评价？

戈尔巴乔夫：据我所知，中国对苏联的改革和稍后的俄罗斯的激烈转型有很大兴趣。应该注意到，大部分俄罗斯人，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休克疗法”。因为这个疗法忽视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贪婪的私有制关系绝对化了。

实践显示，大部分人更接近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平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自己在苏联的改革时期就宣布过。我的很多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鉴于俄罗斯在1990年代改革模式的代价和缺点，在本世纪初的俄罗斯，出现了根本上的转折，从叶利钦时期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到了加强国家和社会 取向的政策。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 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十多年前，俄罗斯进行了很多民主化的改革，现在，俄罗斯变得越发集权了。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变？

戈尔巴乔夫：走向民主的过程是无法回避矛盾和困难的。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混乱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定的中央集权，采取决断的措施，克服那时候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其他的分离趋势。处理这些问题所采用的措施，不应该和对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的打击混为一谈。

“我与邓小平开启两国和平的大门”

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实。

人物周刊：现在有个说法“和平崛起”。在当今的世界背景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地位和意义？

戈尔巴乔夫：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由于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中国 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地位，是稳定发展和热爱和平的国家。我很高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针对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和 冲突，表态支持和平决议。为了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他们推动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人物周刊：1989年5月，您曾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握手，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您怎么评价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戈尔巴乔夫：我曾作为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会见了邓小平。我们成功地商定从根本上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搁置了许多有争议的、导致我们以前冲突的问 题，开启了通向和平未来的大门，确立了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也很高兴，这个关系至今成功得到发展。这不但对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对全人类有利。

现在，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具有全球意义。

（李小鸣对本文亦有贡献）

1991-2010

俄罗斯的转型之路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4位国家政治领袖的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

特约撰稿  姚望  发自莫斯科

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完全认清楚的。对于戈尔巴乔夫，或许我们应当把他放入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对他的历史作用有所观察。

自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进民主化开始，后继的俄罗斯总统们都为民主化的大戏设置了不同的场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起”，叶利钦是“承”，那么普京、梅德韦杰夫就是“转”。至于“合”在哪里，目前人们寄希望于未来。

戈氏  民主的先行者，启动民主化道路

对于缅怀苏联的左翼人士来说，戈尔巴乔夫实在不可原谅，在他们的意识中，戈尔巴乔夫要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他上了美国人当”、“他以为美国的都是好东西”，在一次莫斯科的“五一”游行中，一位中年左翼愤愤地说。

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2008年5月6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有类似的反思：“美国人承诺，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边界不会超过德国，而现在中欧和东欧的一半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当初的承诺到哪里去了？”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苏联的解体也不是他想见到的。

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掌舵人。他担任了总书记的职位，也继承了总书记的权力，他很希望苏联这艘大船能在他的带领下破浪远航。他 用计划的手段，在苏共的主导下推进改革。当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又希望按照自己设定的步骤推动民主化，但是局势最终超出了他的预期。

在苏联酗酒的人很多，戈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以“整顿国民精神秩序”。他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产以水果为原料的酒类，商店限量供应酒类。可惜事与愿违。一方面限制使酒类工业的上游——水果产业几乎破产，另一方面私酿酒风行。结果这一运动不了了之。

戈氏起初使用计划手段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推行“加速战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模式，给企业放权，大搞劳动竞赛。但由于经济改革者的经验还停留在计划 思维阶段，对于市场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内部官僚体制的惯性比较大，经济改革的步子也不协调，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是 3.2%，1986年后下降到2.8%。“加速战略”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

这时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改革，同时监督苏共的干部队伍。由此，他终于开启了一扇门，一扇他无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门。

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了“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开始重新评价和反思苏共的历史，并形成了种种和民主有关的概念。

楼管员丽达大婶回忆这一段时的感觉是：“当时不清楚怎么回事，突然有些乱。”她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是安德罗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苏共总书记）时代，“那个时候很有秩序。”

那时的苏联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观。人们希望舆论开放，希望多党制，希望亲自选择国家领导人。人们也开始相信，全人类具有普世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人道主义。其中还包括，加盟苏联的各个民族可以自由讨论民族自决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

五十多岁的政治学者安德烈对笔者说：“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前，人们的行动自由度没那么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面有限制，有些人比如犹太人，虽然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公开化后他们拥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权利。”

但安德烈对“公开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公开化’之后，自由泛滥了。人们对过去采取批评的态度，不但批评不好的，也批评一些好的东西，破坏 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比如社会主义式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以及爱国主义等。”他总结道：“自由化给人带来了自由，但是没有带来规范，自由扩 大了人的选择范围，但是丢失了理想。”

伴随着涌动的多元社会思潮，戈尔巴乔夫主导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权的尝试。首先是修改党纲，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提法，把党的权力转到最 高苏维埃，并推动修改苏联宪法，通过竞选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会议上，进一步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苏共党对国家领导作用”的条 款，并规定了公民有结党的权利。还在苏联设置了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届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推动了民意、顺应了民意，并且似乎是推翻官僚制的先锋，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是，有3个因素影响了他获得“苏联民主之父”的殊荣：

各个加盟共和国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下，自波罗的海三国始，纷纷欲摆脱苏联的控制，连俄罗斯也打算独立。这就消解了苏联整个国家的权威。

叶利钦通过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和政策不彻底，进展缓慢，没取得什么成绩”，以及从体制中脱离，成了反体制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苏共官僚们的沉闷之气，在选举时代很能挣得选票，并尽收这样的光环，掌握了当时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沉重一击，一些还打算维护苏共体制的官员期望通过政变结束政治改革，挽救苏联。但是民心已经不向着他们了，连军心也不能收复。这一事件中，叶利钦成了反政变英雄，并在政变后实际掌握了原苏联中央所掌握的权力。

最后，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订新《独联体条约》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则无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辞职。

“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但是选择了不明智的方法。”这是丽达大婶的评价。不过当时对戈尔巴乔夫的离职，她并没什么遗憾。如今的她则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东西是免费的。赫鲁晓夫式的房间虽然小，但毕竟是自己的。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在前代总理盖达尔出版的著作《帝国的消亡》中，他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苏联的经济很困难，希望得到援助，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国家独立 呼声很高，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戈 尔巴乔夫选择了经济援助。

当“八一九政变”的领导人试图劝服戈尔巴乔夫和他们一起，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

不采用武力，符合他所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也许这是成长于揭批斯大林大清洗的赫鲁晓夫时代的青年干部的共同印记。

叶利钦  民主发展，承上启下

1991年底，随着苏联国旗的飘落，叶利钦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建国元勋。他要大展拳脚，为俄罗斯的民主之路打下框架。

选民也给予了相应的预期。独立初期的俄罗斯，人们很朴素地想，万恶的官僚体制结束后，这些被自己选出的民主精英能够为自己办事。逻辑线很简单：民主 意味着民选，意味着三权分立，民选的官员会为选民谋利益，而权力的制衡可以防止某些官员为恶。所以他们很真切地希望，新的俄罗斯能很快给自己带来利益。

叶利钦成了这样的化身，可以把他们带到更好的道路上去。即使叶利钦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如1993年以炮打白宫的方式，瓦解了对手的对抗，人民也认了。

可惜事与愿违。

刚独立时推行的“休克疗法”，并没有给俄罗斯百姓带来实际的利益。人民对新的体制失望，他们对经济迅速恢复的幻想破碎了。

第二届杜马选举，表现了这种愿望。象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的政党遭到了打击，左翼政党有向上的趋势。这表达了人民经过比较后的失望。

1993年第一届杜马选举，盖达尔领导的自由派政党“俄罗斯选择”在450席中占了96席，成了议会第一大党，俄共获65票是第三大党。而两年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俄罗斯选择”连进入杜马的门槛都没达到。而俄共获得157席成了杜马第一大党。

但这一时期，民主思想获得了普遍的传播。1993年，叶利钦希望通过武力去攻占议会时，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不想执行这样的命令。只是在一颗子弹意外打 死“阿尔法”（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一位军官后，部队产生了愤慨情绪，促使他们进攻议会大厦。叶利钦在自己的自传《总统笔记》中对此作了描述。

叶利钦也基本遵守了民主政体。1996年大选之前，民调很不看好叶利钦，以致总统安全局长科尔扎科夫建议取消总统大选。不过叶利钦本人没采纳这个建 议。其后利用执政的条件和传媒指责俄共想要回到苏联时期，在寡头帮助下，叶利钦险胜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不少观察家认为，把俄共和苏联时期的消极现象 联系起来，从而获取选票，这是从叶利钦直到现在的俄罗斯总统获胜的秘诀。

“苏联时期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人们并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政治学家安德烈说，“因为现在人们有了自己的资产，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读书。”

女商人薇拉说：“当然不愿意回到苏联时期。那时还不错，哪像现在国力变弱。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开始复兴了。苏联体制只适合那个时期，只适合那个时期的人们，尤其是反抗纳粹德国，但是不适合国家的发展。以前我的父母住在封闭的国家，有许多限制。那个体制早就该被淘汰了。

人们也对这一时期的准民主状况进行了反思。

“叶利钦有积极的一面，他打碎了原有的极权主义模式，初步地，只是初步地建立了民主的基础。”政治学者安德烈这样说。“但是当时人们滥用了自由，人们用这个口号不遵守秩序，犯罪率上升。”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六十多岁的让娜向笔者表示。相比较3个总统，她最喜欢叶利钦，因为叶利钦给国家打下了基础，但因为战争，他没有精力为国家 做更多的事情。让娜送了一本精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笔者：“这可能是最后一版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她的脸上透着遗憾。

叶利钦执政后期，共产党左翼主导的议会和总统之间关系紧张，政府更迭频繁，经济危机又加重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普、梅  民主何处，转的精彩？

普京当选总统，的确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有着克格勃背景的强力人士，当选了总统。

不过他2000年的当选，被认为是符合了宪法，符合了民主标准：公开竞选，全民投票，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然他也借助了他作为掌权者所拥有的便利，有车臣的胜利军事行动作为功绩。

西方一开始也对他抱有推行民主的厚望，美国总统小布什“从他的眼中看出了真诚”。不过，随着任期的推进，西方人士转换了思路。普京收缩了反对党的权力空间，收缩了地方的权力，通过打击寡头，把原来寡头旗下的传媒转换到了自己的手中。

普京在收权时，也善用民意。比如发生公共事件时，利用民众的群情激愤，收缩权力。

2002年，莫斯科大剧院事件，由于独立电视台的报道，泄露了警方的行动，独立电视台领导被更换。不久，修改了《传媒法》，对媒体在反恐行动中的报道进行控制。

2004年，9月13日，别斯兰人质事件爆发10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台了一系列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国内安全为目标”的反恐新举措。一是要改 变现行地方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用任命方式替换全民投票选举制，在总统提出地方行政长官人选后再经过地方立法机关表决通过。二是将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的混合选举制度(450名议员的一半按照政党比例分配，一半由各大选区选举产生)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

布什还像老大哥一样教训普京，他认为，“伟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权力的平衡。”

但是安德烈不同意这个看法，“叶利钦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获得地方的支持，对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领导人说，你们需要多大的自由就给你们多大的自由，这样就使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很大，像国王一样。这使俄罗斯有进一步解体的可能。”

2004年，笔者曾经询问一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怎么看待普京的政治。那位美国学者说，普京会大力推行民主，这是总统第二期为自己树立历史丰碑的时刻。也有分析认为，普京会推动两党制的发展，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

不过，随着普京成为总理，打碎了西方世界对美国式民主之路的想象，俄罗斯似乎被披上了不民主的外衣。

但普京还在坚持着民主的底线。他不敢超越宪法的限制，连续三任当选总统。如果这样做了，会失去民心。2007年11月，一个俄罗斯民调向受访者提问：“是否应该将普京定为终生总统？”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反对。

笔者的朋友薇拉说：“如果普京修改宪法谋求三连任的话，大家还是会投票给他，但是人们会很失望。”

很有可能，普京是怕丢却其老师索布切克和叶利钦对民主的希望。普京在2007年底一次采访中说，把自由赋予俄罗斯，这绝对是叶利钦时代的历史功绩。

普京也一直尝试用西方式的概念来描述权力。比如他当选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同时也预备接任总理时说：“作为政府首脑同时担任政党的领袖，是文明的和自然的做法，民主国家的传统都是如此。”

笔曾者问过一位发社会主义传单的小姑娘，怎么看待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她说，经济发展是不错，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她又匆匆继续她的宣传了。

2008年3月份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32%的受访者认为，普京执政期间的不足，是没能打击腐败和受贿；18%的人认为是 没能限制寡头影响力；17%的人认为是打击犯罪不力。 53%的人认为，普京执政时期居民贫富分化扩大。大约70%的被调查者对普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 面的政策表示满意。

安德烈也表达了他对普京的认可：“普京制定法律，采取权威性措施，限制过度的民主泛滥，使国家走上稳定的道路，使政治经济都获得安定。在他当政时，生活有了好转，比如我的表弟，有自己的卡车跑运输，在以前，罪犯和警察常向他勒索。现在国家有秩序了。”

2008年总统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有西方媒体指责不民主。

莫斯科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笔者说：“叶利钦时代的民主有些乱。但我认为本次大选是民主的，我投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博士生爱德华说，普京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证明是成功的，其他人还没得到证明。所以如果选其他人的话，风险会更大。

梅德韦杰夫成为这块土地上第四任总统，他在就职时说自己的最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开发公民的新机遇。”

他上任不久，就推动了修改宪法，使下一任总统任期由4年变为6年。梅总统也大力开展反腐工作，并不时发表政改言论。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前进，俄罗斯》一文，提出要把俄罗斯建立为“以民主价值观和民主体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

在这10年中，曾在解体之初叱咤风云、具有西方自由主义背景的政党都未能进入国家杜马。2007年，棋王卡斯帕罗夫作为反对派曾被短期拘留，理由是“没有遵从集会游行的条例”。

不过莫斯科的街头还可以容纳反对派的合法呐喊。2006年9月25日，有个名为“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组织一度攻占俄罗斯财政部大楼，并高呼“普京下台”的口号。这个组织目前还能参加合法的游行和集会，他们旗帜的中间，是黑色的镰刀斧头。

俄罗斯民主之路走向何处？

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民主化之门。2007年12月，普京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我不大可能敢做的事。他们向摧毁原有体制迈出了一步，俄罗斯人民已经不能忍受这个体制。我不能确信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迈出了第一步。”

“民主”的概念得到俄罗斯社会的确认。2007年12月的一个民调显示，大约67%的民众认为俄罗斯需要民主。

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在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先后带动下，形成了“起承转”的连接。但是何时能“合”，以怎样的方式“合”，则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尘埃落 定——这是普京定下的“手动档”治国的界限。200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说，俄罗斯最近15至20年需“手动档”治国，“当各种必要的法律条件和所有 市场经济因素得以建立的时候，国家才可以摆脱‘手动档’而转向‘自动档’”。

安德烈说：“当然也有担心，他把权力都集中在手里。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民众的爱国自豪感得到恢复。”

这个国家最盛大的仪式，是每年5月9日的胜利日大阅兵。也许俄罗斯当局认为目前最紧迫的，是提高国家的实力，以映衬普京的主权民主。

现在的俄罗斯人民有着更多的要求，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的让娜说：“现在经济条件比苏联好，但是人的心灵秩序就比不上以前。”

“现在社会富裕了，但我们丢掉了理想。”安德烈说：“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人道主义，现在人们都很忙碌，也希望富人能帮助穷人，帮助孤儿和老人。”

更多的人道主义？这似乎是20年前戈尔巴乔夫的诉求。在他主导下，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中宣布：“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