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见报署名为“四一”）  

     近来，再版的民国教材《开明国语课本》深受欢迎，以至当当、卓越上均卖断货，淘宝上有商家甚至开出260元的高价，是原价的十倍！这套叶圣陶主编、丰子恺配插图的小学课本，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前共印40余版次，建国后沉寂了数十年，如今再度走红。与它一同热销的民国教材，还有 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教科书》、1930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国语读本》等。此外，更多民国教材的再版也在筹划中，比如四川作家冉匪云飞就在主编一套十卷本的民国教材精选集，明年或将出版。

    面对民国教材的奇妙走红，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不无尴尬地表示，2011年教育部将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希望人们能更科学、全面地评判当代教材。同样尴尬的还有再版《开明国语课本》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赵炬，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面对突然飞来的雪片般的订单，我踌躇了。出版社专门研究此事，宁可放弃这诱惑，也要力挺现今的语文课本。厚今薄古，才是我们现今存在的理由。因此，只重印5000册，再有需求也会严格控制印数。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态度”。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态度呢？赵炬的另一段话春光乍泄：“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新中国的教育，始终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作为方针。这就是新中国语文课本产生的合理依据。”

    教育部发言人和社长的尴尬，恰恰说明，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代表的民国教材，已经技术性击倒当代教材。在我看来，民国教材之所以胜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赵炬所言，在当代，“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因此，当代教材负担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从而丢掉了最可宝贵的人文情怀。而这种情怀，在民国教材中却得到温暖如毯的展示。随手翻开《开明国语课本》，就可读到这样的句子：“泉水到了河里，许多朋友欢迎他。太阳光拍拍他的背。白鹅到河里看他。小鱼和他一同玩。又有不少的花草，都对他点头”。这些话里没有丝毫“国家意志”，只有童心与幼趣。再如这段：“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这些话里洋溢着为孩子量身定做的幽默感，真实而自然。相比之下，当代教材里“不要问我的名字，请叫我红领巾”式的对白，就显得太矫情和虚假了。

    其次，民国教材非常重常识，而如今的教材追求突出主题而罔顾常识。比如小学教材里有篇课文叫《爱迪生救妈妈》，说爱迪生妈妈突患急性阑尾炎，医生到家里来动手术，但灯不够亮，小爱迪生把所有蜡烛放在镜子前，集中光线让医生完成手术。有研究者委托留美学生查阅文献及求证医学专家后发现，史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是在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课文中的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翻开《开明国语课本》，简单、实在的常识随处可见、娓娓道来，孩子们心领神会，阅读真正成了悦读。

    最后，民国教材编者态度非常严谨，也不乏名家大师参与编著教材，除了前面提到的叶圣陶和丰子恺，史学家吕思勉、顾颉刚等都编著过中学历史教材。而现在的教材编者，阵容远不如民国，态度也差不少。《收获》杂志社副编审叶开近来撰写系列文章抨击当代教材，称“小学语文教材里大量出现的剽窃和篡改的劣质课文，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叶开提及的教材错漏，包括篡改安徒生童话，杜撰陈毅的孝顺故事等，最惨的是许地山《落花生》一文，不到600字，竟被编者修改30余处，真是遍体鳞伤。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本应担起构建常识、培养兴趣、陶冶情怀等责任。目前通行的教材，却基本是让孩子学一堆东西就是没有常识，灌输诸多教条而无法激起兴趣更无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服务于意识形态因此匮乏人文情怀、公民意识。不久前有新闻说，中国中小学生的想象力在参加调查的21国中排名倒数第一，当代教材对此应有重要贡献。
    可是，78年前我们的先辈已经做出那么美好的示范，原来教材也可以如此有趣味、有常识、有态度、有情怀，可以不搭理大人先生的说教，也不被意识形态的套话笼罩。教育部明年修订教材，倘若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新教材或可真正焕然一新，得到孩子、家长及社会的认可，而不再是修修补补、换汤不换药的小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