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Twitter在国外的应用，中国的微博服务更多体现出对现实的关照，起到了传播、组织的作用。这与Twitter上更偏向个人化表达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

中国微博的媒体属性被放大了

微博已经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热点。不过，资深互联网观察家谢文说，微博的技术要求并不高，是一个门槛很低的应用。

谢文认为，这些大佬公司已经很难做到颠覆自己，这也是大企业病的体现。“在中国做真正的开放太难了。现在热闹的这些都是web1.0时代下的成功大佬，如果是要重新革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的业务模式是盈利的，而架构太陈旧了。拆了重新盖，是否划算呢？”

他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各大公司将微博部分拆分成独立平台，但这一定会涉及到既有资源重新分配。“新浪的媒体基因对微博战略有帮助也有限制。名 人战略将博客时代积累的资源无痛无代价地转移过来，张朝阳的做法不过是邯郸学步。限制是他们会下意识非常自觉把自己当成是媒体。新浪给自己设定好了上限。 他们是可以做到内容管控很好，但这是按中国媒体标准来，对社会作用来说对整个社会未必是好事。”

相比较Twitter在美国等地的应用，中国的微博服务更多地体现出对现实的关照。不论是宜黄血拆还是山西矿工钟光伟事件，微博都起到了传播、组织的作用。这与Twitter上更偏向个人化表达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

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胡泳认为这并不奇怪，他是中文世界里最早的Twitter用户之一，也是饭否的最早使用者。作为互联网的研究者，他对比了 Twitter与几家门户微博指出：“Twitter是social media，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媒体属性，但在中国放大这一块了。Twitter在国外的玩法是百花齐放，有政治推广、企业营销，也有个人社交。”

胡泳分析，宜黄血拆等事件中微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不稀奇：“这是微博媒体属性决定的必然结果。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 具，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人们习惯了把媒体视作政府的某种组成部分，把媒体当成了青天。媒体成为权力的某种化身正是这种逻辑推演的结果。在正常的国 家，人们遇到问题了，有立法系统和民意代表、独立的法院，当然也有媒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而在中国往往只剩下媒体。”

在中国，因为新浪微博的示范效应，微博的媒体属性被放大了，自然也会遇到媒体在中国当下要遇到的种种问题。

陈彤认为微博给他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宜黄血拆的厕所攻防战中，当天由于相关话题访问量激增，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控制。同样的事情 也出现在腾讯微博，负责人李方说，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要刷新看一看，如果相关内容被有几百万粉丝的微博达人转发了，造成的传播效果非常巨大，他们也要采取技 术手段控制。

李方说：“最后并没有造成这个结果，中国名人的自我保护和审查意识还是非常强的。”

陈彤遇到的新麻烦是必须用一套新的理论去和要求他删帖的人进行沟通：“微博是一个个人空间，我建议他们不要去想着删，因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 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再让这些人去转发。我只能说，这事属不属实，如果属实，你就认栽，网络时代，大的丑闻被揭露出来只能应对和认栽。如果不属实， 赶紧澄清，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赶紧发官方声明。”

“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 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刚才有人发了条微博，说‘王石下月离深游学三年，淡出万科’。这是个人发的，我们不会删，只是会建议有关方面出面辟 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考证他的真实性，但如果信息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性，那就又不同。我们特别珍惜这种个人能发言的机会。地方政府即使找来也不会删， 除非真的是有极端危害的谣言，其他的删了没用。”

在中国的门户微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各地公安部门纷纷开通官方微博，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最早一个开通的是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他们以“平安肇庆”为平台，与网友进行交流，效果很好。肇庆的示范效应让“平安北京”、“平安南粤”纷纷出现。

厦门市公安局甚至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一起女童被害案，并恳请网友提供破案线索。案件很快得以破获，办案警官刘东强接受采访时承认：“得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和查清尸源，微博平台的帮助和扩大影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胡泳就公安微博现象指出：“这些年警民关系持续紧张，公安局的公共关系遭到了打击， 他们修复形象的诉求更为迫切。而且通过微博可以了解舆情的动态。”

李方则从另一个角度还原公安的举动：“公安在政府系统内比任何一个部门都更害怕成为瞎子和聋子。”

除开公安系统外，其他政府机构进驻的还很罕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透露，有几家在谈。至于官员个人，除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还没有多少政府官员开实名微博。

政治学博士胡泳认为，“官员开微博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还不可能，伍皓的经验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微博将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多人相信“围观改变中国”，媒体人邓飞说我们要大力欢迎公安等政府机构勇敢入驻微博，他说这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也加强了舆论监督。“毕竟，成千上万的人去微博问候你的母亲，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邓飞对比博客和微博的另一个感受是，在微博时代，“网评员”工作起来更难，“他们想说话都得先去注册，然后还得关注我，为了把话传递得更广，他们得关注更多人。最重要的是微博这种平台上，他们和其他人没有联系，他们的声音没人听。”

这会是个美丽新世界么？

在和政府关系上，Twitter在伊朗事件的表现一直被某些公司津津乐道，一种新的技术革命似乎对现实政治发挥了巨大影响。

事件过后，美国《商业周刊》网络版撰文称，部分伊朗大选抗议者利用Twitter组织街头抗议活动，但最主要的组织手段仍是短信和口耳相传等传统方式。

这一说法打破了Twitter在该事件中的神话色彩。《商业周刊》指出：总部设在多伦多的社交媒体研究公司Sysomos称，仅有约8600名Twitter用户的个人资料显示他们来自伊朗。

由于伊朗政府对Twitter实施封锁，能够访问Twitter的伊朗人少之又少。懂技术的用户可以通过代理绕过政府对特定IP地址的屏蔽，但大多数用户根本不知如何绕过封锁，还不如打电话或者上门沟通来得更快更方便。

谢文在伊朗旅游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在博客中写道：我猜那些前一阵广为流传，甚至影响到中国的神话是旅居海外的伊朗人(无法亲身参与 事件)、西方媒体(无法实地报道事件)和Twitter的公关公司(希望提高知名度)不约而同制造出来，又被怀有各种目的的人或机构无限放大歪曲了的。我 还是坚持以前的观点，Twitter就是网络界一个中等水平的创新，冲击力有限，需求有限，持久力有限，社会影响力有限，闹不出什么大名堂来。

漫步德黑兰街头，看见报摊上摆放着20来种报纸。伊朗导游告诉我们，凡是报头是绿色的，就是支持反对派的，其他颜色的，就是支持当权派的。我数 了数，竟有12-13种报纸是绿报头的。这说明伊朗在伊斯兰大旗下的两派之争还是有各种渠道表达看法的，并没有全面封杀，没必要也没可能主要通过网络甚至 Twitter组织群众。利用社会关系搞串联，打手机，发短信，甚至在公共场合振臂一呼，都可以完成组织群众的任务，毕竟在德黑兰这个拥有1200万人口 的城市，70%的选民是投票给反对派的。但在其他城市，在广大乡村，多数人还是支持当权派的。这种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与中下层民众的根本分歧又岂是靠最多 140个字的微博传播改变得了的？更何况当时全伊朗只有8千多人注册了Twitter呢？

即便是一直以行动派出现的北京厨子，也并不认为微博的作用就是如此强大。他说：“我97年开始进入互联网，现在通过微博干的这些事情不过是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结合，从互联网一开始就出现了，不新鲜。”

在纪念周恩来去世的天安门“四五运动”现场，谢文是其中的一名愤青。后来民间都说四人帮派人打死多少广场青年，事实上以他的经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社会越开放，资讯才会越发达。微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一个结果。千万不要因果倒置。”

在人类传播的历程中，每一次传播工具的演进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林肯能当选总统，是因为他的雄辩术和好体力，可以在美国一个又一个火 车站宣扬自己的理念。罗斯福总统充满磁性的声音与广播技术相得益彰，“炉边谈话”让人们忘记了他是个无法行走的人这个事实。电视直播的出现让肯尼迪赢得了 比尼克松更多的选票(听广播的人更多地认为尼克松表现更好)。这就是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即信息”。

传媒巨头、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年轻人不会等待某个神圣的数据来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想控制他们的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控制。”

微博给了中国人这个机会，打开微博，每个人所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人们对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提高。

这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么？微博达人、对中美都有研究的李开复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了题为《从中国的互联网看中国社会》的演讲，他引用了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的一句话：如果互联网美好，那是因为现实的美好，如果互联网丑陋，那是因为现实的丑陋。

微博在中国也是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