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讲一个理科生闹革命的故事。
这个故事先要从台湾的60年代讲起。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基本上比大陆早20年，台湾的60年代很像大陆的80年代，刚刚脱离白（红）色恐怖，老百姓有了一点自由，急切地想改变命运，于是掀起了出国潮，大批学生赴美读书，尤以读物理的居多，原因有三：一，越是乱世，学生们越是倾向学理工科，觉得靠手艺吃饭最保险。二，李政道杨振宁起到了非常大的榜样作用。三，容易拿奖学金。
其中有不少理科生很有理想，希望引进德先生赛先生，让台湾变得强大。赛先生是德先生的基础，于是这些人视开启民智为己任，科普就是开启民智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台大物理系学生林孝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台湾本省人，家境贫寒，但他很聪明，学习好，加之对台湾感情深，在读书期间热衷于办杂志，搞科普。林孝信活动能力很强，他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就有同班同学刘源俊。刘是外省人后代，比较书呆子气，但他也喜欢写字，和林孝信成了死党。
（左为刘源俊，右为林孝信。）
大学毕业后服了一年兵役，退伍后大家纷纷出国读书。1967年，林孝信去了芝加哥大学，刘源俊去了哥伦比亚。第二年林孝信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清闲下来，救国救民的心又开始骚动，遂决定在美国办一本科普杂志，在台湾出版，继续开启民智。办杂志需要人才，这正是林孝信的强项。他交友很广，为了联络散在美国各地的大学同学，他刚出国就发明了“循环信”，把大家串联了起来。
要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别说互联网，连复印机都还没有普及，电话也很贵，穷学生打不起，大家靠什么联络感情呢？答案就是写信。所谓“循环信”，就是一个人先写一段，寄给下一个，再接着写一段话，继续传递下去。这样一圈之后大家就都知道了其他人在做什么，信息传递的效率提高了，成本却没有提高。
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力量！
循环信发展到后来简直成了一门艺术。为了加快速度，林孝信把朋友们分成了6-10人的小组，最多时有12个小组，也就是说有12封循环信在同时进行。循环一圈后再拆散重新组合，这样做大大加快了循环速度，而成本仍然被很好地控制住了。
于是，当林孝信决定办科普杂志时，他手里有100多个学理工科的朋友可以帮忙写稿，或者帮忙联系合适的作者。事实上，光是写信还不够，1968年冬天，林孝信开始在美国大串联，就是靠乘灰狗和搭便车的方式去各个学校拜山头，用这个方式联系到了300多个朋友，并在几十个学校敲定了联络人，帮他联系该校的科普人才。刘源俊当仁不让地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络人，后来在那本科普杂志中担任最重要的物理组的负责人。
1969年6月，这本命名为《科学月刊》的杂志出了第零期（试刊），反响不错。1970年1月1日，该刊正式出版，作者大都是在美国的台湾学者和留学生，其中还包括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怡严和台大心理系老师杨国枢担任了《科学月刊》在台湾的合伙人，负责在台湾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循环信”也因此升级，变成了《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定期出版，讨论办刊事物。
故事讲到这里，另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出场了，他就是林孝信和刘源俊的同班同学胡卜凯。他父亲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胡秋原，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他还办过一本《中华杂志》，致力于保护传统文化。在父亲的影响下，胡卜凯从小就喜欢写字，在台大时参加了各种社团，撰写了不少文章。顺便插一句，台湾60年代的大学和大陆80年代一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团，大学生中的理想主义情结非常强烈。
因为这个原因，胡卜凯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但他却结交了很多文科生，在文理科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胡卜凯也出了国，在费城的坦普尔大学物理系读书，很自然地担任了《科学月刊》在该校的联络人。费城和纽约很近，胡卜凯经常去纽约和一帮文科生在一起混。这帮人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做“大风社”，还出版了《大风季刊》，但发行量很小，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
就在这个时候，从台湾传来了钓鱼岛要丢的消息。胡卜凯读到了父亲寄来的一期《中华杂志》，上面刊登了台大哲学系讲师王晓波写的一篇檄文，引用五四运动的一句口号，把保钓上升到了保卫中华民族的高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再顺便插一句，这个王晓波是台大的才子，马英九的学长，至今仍然是马英九的智囊之一。
读了这篇文章后，胡卜凯也热血沸腾，鼓动大风社为保钓做点事情。但文科生向来是热情有余，执行力不足，于是胡卜凯想到了林孝信，请求利用《科学月刊》在美国建立的联络网，把留美学生串联起来一起保钓。林孝信在征求了大家的同意后，把1970年12月的《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50多所美国大学，通过他们联系到了上千名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留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
据林孝信回忆，全美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3位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这件事为保钓后来方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1971年1月30日，美国5座城市的华人留学生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保钓大游行，只有伯克利例外，他们选择了1月29日，谐音“一二九运动”，暗讽国民党。事后证明，伯克利的那几位文科领导人全都是亲共的左派，他们想利用这次机会打倒国民党。但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反共的，于是保钓运动很快就因为参与者政见的不同而出现了分歧，勉强支撑到4月10号举行了第二次保钓大游行后，便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保钓运动被左派文科生所控制，变成了反对国民党的运动。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人民日报》高调报道了保钓，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5位保钓学生代表，但其实他们都是后来“篡权”的左派人物，保钓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在台湾留学生当中最具公信力的林孝信，最后受到迫害的也是他，林孝信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了护照，成了非法移民，在美国黑了20多年，直到1988年才终于回到台湾。
当然，保钓运动并没有停止，此后又连续反复了好几次，具体情况请看我在《三联》上写的文章。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所有细节均来自我的采访，当事人现在的照片请点击这里观看。
刘源俊回国后担任了东吴大学校长，现任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长。采访结束后刘源俊先生送给我一本《科学月刊》第零期和一本《科学月刊》创刊号，非常珍贵。
林孝信目前仍然活跃在台湾科普届，致力于开启民智。我觉得他无论是身材还是口音都有点像方舟子，尤其是那股子执着的劲头，更是非常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