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_许荻晔 摄影_邵欣

 

17岁离开家乡的小镇青年刘小东，30年后早已名利双收

《自画像》，38×33cm，2010年

《小豆在台球厅闲着》，150×140cm，2010年

《力五上夜班白天睡不着》，150×140cm，2010年

《“金城飞机场”》，300×400cm，2010年

《肋骨弯了》，150×140cm，2010年  （作品图片由刘小东工作室提供）

 

　　“零损失。”画家刘小东对警察说。

 

　　一个陌生的醉汉不顾劝阻，开车反复撞他的画棚，皮卡车最后插在倒塌的棚子中心。棚里没人，但未画完的一张《打卵子》被毁了；同时毁的还有那顶棚子，家乡兄弟齐力搭起来的，“工人阶级劳动的场面非常迷人。动作节俭，没有浪费”，刘小东回忆当时搭建的景象。

 

　　同是这批兄弟，自废墟里小心抬出残存的画板，雨雪交加，撕破的画布垂落如尸布。脾气火暴者嚷嚷要收拾那个面有刺青的肇事者。警察询问刘小东的损失，5000元以上就能判刑。2000万以上？警察怔了怔，“那得7年到无期吧。”

 

　　2008年刘小东的《温床NO.1》拍卖价是5712万元。

 

　　其实他不超然。回家三个月，每天坚持画足8小时，面对无来由的破坏，他痛心且窝火，甚至叩问：“如果我不忍因此使他失去自由，那么是不是怂恿了这个人继续胡作非为？”但最后给警察的答案仍是，零损失。

 

　　“社会转型，人心不静，仇恨日增。”刘小东以此作结。

 

　　这是今年10月19日他在家乡金城的一次意外，然而使他看清，时代加诸金城人或每个人身上的，不仅是令他感喟的东北工业的没落与工人阶级的消失，不仅是他画笔之下一干亲朋故旧的下岗转行自谋生路，更有这样不理性的情绪。“我们的记忆被膨胀的发展吞食了。”

 

　　残画被重新绷好，作为画展“金城小子”的一部分，11月17日起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KTV、台球厅、朋友家……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小镇金城的许多当下进入本次画展，这也是自考上中央美院赴京求学后，30年来刘小东首次如此近距离贴近故乡。

 

　　出金城记

 

　　1980年，刘小东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画画在故乡小镇受尽赞美的他，突然发现自己很土：城市的同学“酷酷的，比较洋气，讲究留长发。说话开玩笑，不爱认真交流，不爱答理别人”，开口塞尚，闭口个性，“我只会画点水彩画，根本不知道‘个性’这个词。”

 

　　同学中厉害的能读英文原作，看国外杂志，知道艺术界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他，只会画出一个洗衣板的质感，或者一个茄子的蔫儿劲。17岁的心高 气傲的少年较上了劲，穿奇装异服，留长发，“小孩子嘛，时不时髦，画得好不好，品位怎么样，都要较劲。”30年后，刘小东笑着调侃。

 

　　课上多是写实训练，学院教育注重稳扎稳打的功夫，课后则把该玩的各种主义自己都玩了一遍：迷恋过抽象艺术，尝试过纯粹的形式探索，搞过行为 艺术，在身上涂了墨汁印在画布上。他的先锋实验在1983年即开始，早于众声喧哗的八五美术风潮。他表示自己对八五并不关心，“附中的学生特别骄傲，连美 院都看不上，更不要说美院外面了。”

 

　　附中毕业，刘小东考进了美院，“就像在自己家院里一样，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很紧张，但我们在现场发挥，非常狂妄”，他描述当年考试的轻而易 举。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艺术评论家尹吉男回忆当时美院难考：“我记得以前一年只招四个本科生，比博士生还少，那四个一看就是全国最棒的学生。现在 有一些已经成功的画家，回忆说当年不敢考美院，其实不是说他考试没考过，而是真的不敢考，没有这个胆量。”

 

　　当时刘小东给打架入狱的朋友树军写信，树军回忆，因为信封上印着“中央美院”字样，狱警都对他另眼相看。

 

　　但他仍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如果课上画写实，那课下就会画很狂野的东西来弥补内心的欲望。但狂野的画多了又会觉得不自然，太夸张，课上又变得压抑了。一夸张就做作，一收敛就矫情，就这样反复循环。”

 

　　他的迷惑持续到大学毕业，毕业设计完成，他闲下来写生：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喻红和一个朋友站在打开的窗前。如果按照原来的构想，重点是两 个人，背景可以简化，画出光线感觉就可以。但那天刘小东不停看窗外，把人物与室外风景都画得很清楚：他突然发现，绘画并不需要一个中心点，可以乱叙事，看 似不搭的人物与背景会自动发生交流。“事物是有意义的，你把它们认真画出来后，别人就会产生联想。这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

 

　　他带着这一发现毕了业，留在美院附中当老师。

 

　　一展成名

 

　　1990年，陈丹青在美国唐人街一家书店里，看到了当年第二期《美术》杂志。扉页上，两名打扮时髦的年轻人站在红砖房前，远处是田野。阳光 下的青年凝眉垂目，无从开口似的，女孩半边脸在阴影里，表情滞重。画名却是《田园牧歌》，这是1989年刘小东带喻红回金城时画的自画像。

 

　　“我当时想，中国出了个天才，画得这么好。下午看到的，晚上一回家就给小东写信。也不知道地址，就写中央美院刘小东收。”陈丹青回忆。

 

　　当时刘小东正筹备办五月份的个展。附中给他一间宽两米，长5、6米的画室，作品都堆着放，若来个朋友想看画，只能去操场陈列。他想做一次展出，不仅是想把自己的画都摆开看看，也有出名的欲望。

 

　　1989年他想参加全国美展，虽然他一向觉得这套系统矫情而自己画得很好，但最终没被选上。同年他的两幅画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在那些凌驾于普通人的艺术品中间，他觉得自己扞格不入。出于对各种组织系统的反感，他决定自己单干，“比较自由，可以把握自己的走向。”

 

　　除了美院画廊，当时的画展场地只有中国美术馆和美院美术馆（陈列馆），他觉得是给老先生们办展览的，“人家挑选你而不是你挑选人家。”他也不知道办展览是否要走什么手续，直接找了美院画廊，因为是自己人，只收他800块场租费。

 

　　正是这个以个人名字大胆命名的“刘小东油画展”，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转折。

 

　　那时候的中国美术界还没有策展人制，也没有宣传画册，推广工作得靠学术期刊。彼时《美术》编辑黄笃是刘小东的同学，美院美术史专业毕业。陈 丹青看到的那期杂志上，不仅登了刘的画作，还配以美院教师、批评家范迪安的文章《刘小东或真实的陈示》，肯定了刘的创作方向，称他的油画具有“抓攫人心的 力量”，因其面对现实的尊重与认真，“开掘了写实或具象绘画新的意义，不加矫饰地展示人现实的状态。”

 

　　他那时候只要见到自己的名字被提起就高兴：“做艺术出名是很本能的欲望，出现在杂志上，我就特激动，特有成就感。”

 

　　更使他激动的是陈丹青的信。1980年，已因《西藏组画》成名的美院青年教师陈丹青，给附中上速写课时，并未留意到人群之中那个又骄傲又害 羞的小圆脸的年轻人。10年后，早已辞去教职的老师给现已成了老师的学生寄出一封既迟到又及时的信，盛赞刘的画“这种感觉我期待已久了”。

 

　　“他一不小心的信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刘小东总结。

 

　　陈丹青的影响更在于，他介绍收藏家吴尔鹿自美赴京，收购刘小东全部个展作品。这使得刘小东27岁就突然间名利双收，自此他的画被美国、法国的画廊代理，在美院里他也是很早一拨买私家车的，次年在大羊坊买了地自建工作室。

 

　　那时候的中国，市场尚来不及将一切变为商品，以画养画对刘小东来说还是件快乐的事。因为一直以身边人入画，他当时的想法是：“20个朋友，一月画一个，能画两年，朋友再介绍新的朋友来，一辈子就可以这么画下去。”

 

　　到众人中去

 

　　当代美术史提到刘小东当年的这次画展，多以“轰动”形容。除了校内的、本专业的，校外也来了不少人，搞戏剧的、搞电影的，甚至很多普通观众都来看。画廊方面告诉刘小东，每天都来这么多人，以前还没有过。

 

　　比如有个学美术的20岁山西青年，流窜北京一心想考电影学院，听说美院有个青年教师竟然办起了个展，还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闻讯前来：“挤 在人群中听说，边上那个抽着烟来回溜达的就是艺术家。我瞟过去，那个镜头就定格了：青烟盘旋，寸头，一脸胡子茬，眉头微蹙，青筋暴露……”

 

　　事隔多年，已成为著名导演的贾樟柯仍记得那次画展对自己的启发：“第一次看到很熟悉的年轻人形象出现在油画上，挺震撼的。”

 

　　刘小东画他周围的人，画眼见为实的生活。这种绘画风格的出现，在当时确实很新鲜。尹吉男评价，“当时很少有人画身边的人，但是看到小东的画就有一种亲切感，他把身边的人带入到绘画中来了。”

 

　　而范迪安更认为，刘小东的出场，代表着中国艺术的转向，“他的绘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个人化的方式，回到艺术家作为个体存在的自身。相比起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绘画，他的观察视点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手法是更加朴素的，语言也是更加直接的，他不是在意义上而是在形象上直接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存在 的价值取向。”

 

　　但刘小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再画熟人：“我害怕画我的朋友以后，这个作品会变为商品，我会非常不好意思面对我画过的人，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以前艺术是不能换成钱的。”

 

　　汹涌吞没一切的市场经济使他把眼光转投陌生人：行走中的盲人，火车上的牌局，睡觉的民工，一切百无聊赖的小人物。2000年他想作些改变， 画新兴的有钱人，没多久他就放弃了：“有钱人不太好理解，不太好接触。他有很多保护、不愿意示人的东西，我还是喜欢去普通人中间作画。”

 

　　普通人始终是他的着眼点，但是随着视野扩展，他能将他们置于更大环境。2003年他画了三峡移民，2004年画金门军人，2005年的《温 床》1、2号分别取自三峡的农民工与曼谷的性工作者。2006年，他的《三峡新移民》拍卖出2200万元的高价，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最高纪录。

 

　　随后，他做了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在新北京画廊的墙上画了10个学生，尹吉男配以文字，展出结束后全部抹掉，这一次被作家阿城全程摄录。

 

　　“所有的媒体都盯着市场。我说这时候办个展，像抢钱一样，人家都愿意往你这坑里砸钱，钱来得太容易没意思。我说画完了都把它毁了，做一个可以卖的展览是个羞耻。”刘小东回顾当时的想法。

 

　　正在他当年一展成名，被评论界誉为“新生代”画家主将，并受邀参加1991年的新生代画家群展时，他却不识抬举地以带学生下乡的名义缺席。“我不愿意被归类。”他解释。

 

　　还乡

 

　　刘小东的心愿其实是做个古典画家，专攻几个造型、几个笔触，令同行首肯：“画家对画家，常常只是因为几个笔触、几个色彩的处理，一下子就被征服了。画背后的主题，真的不是纯粹的画家关心的。”

 

　　用阿城的说法，这是一个专业画家的能耐：“职业画家是那种未必画得最好，但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人；专业画家则是技术型的，有什么技术上的疑惑，专业画家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刘小东得到许多认可，如陈丹青感喟：“我跟小东，起先我还算长一点辈分，多少还是个大哥，到九十年代中期晚期，尤其是新世纪，我看他的画已经望尘莫及。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世界范围内，画人物那么好、那么有力量，我看不出现在活着的还有谁。”

 

　　但容得下古典画家的时代已远去，喧哗骚动中，如何使绘画被人注意，刘小东必须考虑加进一些社会性的主题来吸引观众。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年纪大了很多时候考虑问题跟年轻时也不大一样，会更多去焦虑社会、焦虑环境。”

 

　　2007年，刘小东辗转青藏高原，探讨农业文明与工业社会的关系。在画作《青藏铁路》里，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已被大型工厂占据。而玉树的 《天葬》，天葬台不远处是正大兴土木的机场。2008年他还跑了国外很多地方，画了罗马的市民、美国的学生等等。之后刘小东回到中国，今年4月，他为上海 双年展画了《出北川》与《入太湖》，肇因是汶川地震与太湖蓝藻。

 

　　年龄增长使他变得成熟坦荡、理直气壮。如面对别人评说他近年频繁变化的绘画主题，他说：“这跟吃菜一样，吃过荤的总想吃素的，画了大画之后想画点小的，画了男人之后想画女的，国内画过了想去国外画。”

 

　　他又能画他的朋友了，上海双年展之后他回到金城，开始为期3个月的“金城小子”的准备，17岁以后，他第一次在家待三个月，每天与老朋友踢球吹牛喝酒消夜。他画他们的时候心无旁骛，最快的一张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一摊芦苇摆荡，它们原是造纸材料，刘小东回乡的日记，仍写在这种纸上。只是金城造纸厂现已关张，全员下岗。而他当年个展的资金来源，是造纸厂厂长给他父亲的5000块钱：“咱子弟到北京上了大学，办展览咱理应帮助。”

 

　　他画了金城的变化，KTV、台球厅、朋友家，也安排朋友仍站在巷口田间做模特……有人称他的画有温度，他认为这种温度来自金城：“小地方来的人，对物质有迷恋。因为物质匮乏，反而会观察得细一点，注重物品的质感。”

 

　　他甚至回到《田园牧歌》的砖房，画了《我的老家》。全家六口人睡过的炕、灯绳、窗户、墙角……记忆与现实于此叠映，他曾在这里告诉父母，自己被选入美术组，要去学画画。

 

　　47岁，往回看，梳理自己与金城的血脉联系，即便已成为现在的刘小东，但金城还是如来掌心，跳脱不出，这一点使他感激，“我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故乡的城里人”。

 

　　（实习记者于美红对此文亦有贡献，感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姜潇提供的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