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路军是指由原红四方面军组成的意在由陕北向西打通与苏联联系通路的派遣军。这事得追溯到1936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 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 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 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由此，西路军走上一条灭亡路。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 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 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 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李先念回到延安后遭降职处理，由原来的军长降为营教导员，而总指挥徐向前，则被降职为129师副师长。而那些活着的西路军指战员，命运就更是凄惨，“文 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 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 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西路军缘何惨败？除了诸如敌强我弱，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后勤不计不足，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 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在零下30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之外。最根本原因在于以毛泽东为 首的军委一厢情愿投靠苏俄的意图所致。

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我们不妨看看中央军委当时给西路军的任务是什么。在徐著《组成西路军》一节，一开头便说：“渡河后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 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出击。”可见，，“西路军”的建立与它的战略目的，头一条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了。 而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会师与内争》一章第二节《懋功之会》中也写道：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秦邦 宪、周恩来、张国焘等召开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有一段对话：“毛在会上提出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 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 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巳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张闻天的回答是毋容 置疑的，十个月之前长征还未开始，那时的张系党中央的第二位首长，专门负责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所以由他站起来说明是可信的，有权威性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有下述一段话：    “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派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是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动的有利条件。” 这里还未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只是抽象地讲“有利条件”，没有超出张闻天转述的那个电报的内容。  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朱德、张国焘会见林育英（他是联共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曾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系林彪的哥哥），他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准 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等待通知。”徐著也说：“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  徐帅在总结西路军惨败的教训一段中谈到：苏联“为支持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 队）”总而言之，所以派遣西路军乃是中央军委希望打通陕北与苏联通道，进而得到苏方军用物资援助打内战。

然而，苏联是不是真想给红军军用物资呢？徐向前在其回忆中就哀叹苏联军用物资何时到达，还是个未知数，是肺腑之言，是十分沈痛的话。同时，也透露此事的靠 不住。 那么，苏共许诺的运至中苏边界的军事装备究竟有没有呢?据说是有的，不过送给了新疆的盛世才了。这就怪了，以前讲的是“红军靠拢外蒙古”怎么跑到新疆去 了?出发至外蒙古或新疆，不论从相距远近和地貌障碍，去新疆远得多，还得穿过戈壁沙漠。当西路军被迫进入祁连山的死胡同，败局已不堪收拾，军委主席团的电 报还希望残部“率三团人马突围向外蒙古冲去。”事实上，在祁连山大败中，只有李先念率四百人突围成功，他们转辗千里，步行四十日，才到达新疆。  再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覆电中有一句：“远方的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你们自己奋斗，打开局面。”这条电文的意义很重要，党中央己觉悟到所 谓苏联的军事物资（电文中称“远方”），是靠不住的空心汤团，你们不要再抱幻想。斯大林准备在中国西部边境输送军援物资给中共一事并无诚意，这里有两种可 能：一是斯大林口惠而实不至，本来就没有那回事；一是真有一批军援物资运到新疆，不过不是给红军，而是支援盛世才的。而毛泽东当时为了一批子虚乌有的军事 物资，居然就派遣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方面军去跟明知道不足与之对垒的马家军死磕，结果全军覆没。  这就是西路军覆灭的根本原因。

还值得一提的是：西路军是原红四方面军组成，因为其领导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和中央产生过分歧，结果导致整个西路军在战斗中不敢在自主作战而处处听命中央—— 这也是他们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徐向前在总结祁连山之败的教训一节中，曾用愤慨的话指责“西路军”政委陈昌浩：    “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说到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这也是徐向前的问题。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西路军先后有五次机会可以扭转败局，转危为安，但每次都因为毛泽东严令下属机械执行远在八百里外的指令 性命令，甚至不惜用政治压力、紧箍咒收紧的办法强迫部队首长执行。比如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再加上党中央书记处下达给西路军的电文就这么说： “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与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 有关系的。”    这是毛惯用的给下属施加双重压力的手法：一个组织衔头不够有力，再加一个中央书记处，这是层面上的“双重”，老账新账一起算，这是威慑力量的“双重”，这 就迫使原本在军事上一向擅长转危为安的徐帅心情忧闷，不敢吭声了，这更使得陈昌浩奉命唯谨、俯首帖耳，头上生了紧箍儿了。   

更为可悲的是，当西路军全军覆灭后，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却对此做了如下的总结“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 路线，他惧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 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把自己的决定说成是“张国焘……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 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罗织罪名，嫁祸于人，力图自圆其说的领导 技巧，迹近于奸诈了——这跟建国后，为了整臭刘少奇，居然给对方罗列出“叛徒、内奸、工贼”罪名的做法，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