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一文（见10月2日博文）中，我指出：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 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 “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 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那么，他这种对毛的捧场到文革前是 不是就无影无踪了呢？

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加之，刘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所以很多人认为刘少奇在其晚年已经跟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至于他跟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那自然是泾渭分明了不相涉。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 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 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的始作俑者。

这话得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到了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 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河北省的“桃园经验”以及天津 的“小站经验”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 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这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看出来。

第一，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 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 “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 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 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 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 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 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第二，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 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 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 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 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 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 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 经验“。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 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558，220人。[24]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 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第三，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 （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 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 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 脾气。[26]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 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 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 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 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总之，刘少奇跟毛泽东在执政理念终极追求上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也仅仅在于施政方式，追求目标的步骤等无关宏旨方 面。也因此，才有延安时期他对毛泽东的全力吹捧和文革前“四清”的匠心独运，当然，这一切都不过筑就了他通往地狱的道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