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故事是关于钓鱼岛的，我贡献了3篇文章。

当初一冲动接了这个活儿，但我心里很没底。我对钓鱼岛当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我的观点一文不值，因为我的地理、历史和国际政治知识都不足以让我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带着惶恐我到了台湾，承蒙央视记者张文静和台湾纪录片导演张钊维的帮助，我很顺利地找到了最初参加保钓的那几个台湾留学生领袖，在跟他们的交谈过程中，我突然就明白应该怎么写了。

简单说，国与国之间的领土冲突很普遍，为什么只有中国出现了“保钓”这个民间运动？而且持续了40年？通过采访我明白了，这实际上和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最近50年里的命运分不开。保钓这件事，和钓鱼岛，甚至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大了。保钓运动其实是发生在中国人圈子内部的一次政治运动，这也是保钓历史最有趣的部分。

关于中国的保钓，我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完全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用采访对象自己的话完成了这个故事。这不是因为我偷懒，而是我采访的这5位老人从5个侧面把整个故事完整地描述了一遍，我完全没必要用自己的文字再重新翻译一遍了。在此必须感谢这5位老人，他们是：

《科学月刊》创办人林孝信（同时也是保钓运动最重要的人物）：

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长刘源俊（前东吴大学校长，林孝信的同学）：

中华保钓协会发言人胡卜凯（林孝信的同学，也是保钓的关键人物之一）：

前《中国时报》摄影科科长姚琢奇（最早登上钓鱼岛的中国记者之一）：

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保钓运动台湾部分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见证人）：

第二篇文章，我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了第二波保钓运动的始末。这一波保钓运动在1996年10月7日达到高潮，那天早上，时任台北县
议员金介寿为首的6名保钓人士突破重重阻力，登上了钓鱼岛。此次事件的照片因为敏感没有用在杂志上，我贴一张翻拍的金介寿竞选海报：

另外，姚琢奇和另外3位记者于1970年首次登上钓鱼岛，下图是当时的情景（也没有刊登在杂志上）：

最后，我还写了一篇琉球游记，但因为我不懂日语，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你对琉球历史一点也不了解的话，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