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涉及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导致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到底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还是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到底存在不存在自由意志（或者可以说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多的大脑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的一切，包括各种愿望、行为及表现，其实是先天基因和各种客观因素聚焦一起形成的结果。这个结论彻底动摇了构成文明社会基础的自由意志信仰，也成为这篇文章探讨的一个起点。
世上并无自由意识，
但相信有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原文作者：斯蒂芬·卡维（STEPHEN CAVE）
原文标题：Ther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Will
译者：ring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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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我们所知的文明依赖于自由意志信仰的广泛传播，失去这种信仰会带来灾难。例如，我们的道德规范认为，我们可以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自由选择。基督教传统把这种东西称为“道德自由”，即鉴别并从事善事，不仅仅受贪婪与欲望驱使的能力。启蒙运动的伟大哲学家康德重申了自由与善良之间的这种联系。他认为，如果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那么说应该选择正确道路便失去了意义。
今天，自由意识假设贯穿于从福利到刑法等美国政治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大众文化之中，支撑着美国梦想，即信仰无论生活开始时如何，人通过艰苦努力就能取得成功。正如奥巴马总统在《无畏的希望》所言，美国“价值根植于对生活的基本乐观态度以及对自由意志的信仰之中。”
那么，如果这种信仰受到削弱，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选择的自由是先天拥有还是后天培育？
科学认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机械的因果定律进行解释，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结果越来越突出明显。这种观念转变是人们150年前开启的知识革命的继续。当时，查尔斯·达尔文首次出版《物种起源》。进化论提出不久，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便开始延伸这样的含义：如果我们已经进化，那么知识这种心智能力一定是遗传的。不过，我们用这种能力——在这种能力上人们彼此的差异很大——进行决策。因此，我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生物遗传。
高尔登发起了一场是先天拥有还有后天培育的辩论，这场激烈辩论贯穿于整个20世纪。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我们遗传因素展开后的效果？或者环境印记在我们身上的结果？人们在证明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上都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不管科学家支持一种因素还是另一种因素，或者两种因素相结合，但他们越来越多地认定，我们的行动肯定是由“某种东西”决定的。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大脑内部活动的研究为解决先天与后天之争提供了大量依据，进一步打击了自由意志观念。利用大脑扫描仪，我们窥探到活人头骨的内部状况，解示出神经元的复杂网络，科学家达成这样的广泛共识，即这些网络是由基因和环境两个因素形成的。但科学家同样一致认为，神经元触发不是决定了我们的部分或大部分的思维，而是决定了我们的全部思维、希望、记忆以及梦想。
我们知道，大脑的化学变化可以改变行为，否则，酒精和抗精神病药物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大脑结构：普通成年人在患脑瘤后变成杀人犯和恋童癖的案例证明，我们非常依赖于脑灰色体的物理性质。
许多科学家认为，美国心理学家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上世纪80年代就证明，人并不存在自由意志。人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在动作，例如移动手指之前，其大脑内部的电活动便迅速增加。里贝特显示，有意识地决定运动前，便出现这种电活动剧增的现象。我们通常把决定采取行动这种有意识的经历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经历似乎是附加的，是大脑已经启动行动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事后重构。
这一研究结果在社会上的后果经过一系列实验表明：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个体，就不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责任。因此，他们的行为就没有了责任感，而是放纵于更为邪恶的本能。
这样的研究清单还在继续：业已显示，认为自由意志是幻觉就会让人们的创造力下降，使人们更加遵从大流，更不愿意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看来，从各个方面讲，拥抱决定论就是纵容我们的黑暗面。
2.自由意志其实是种幻觉，但社会却必须捍卫这种幻觉。
几乎没有学者认为，人们应该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提倡让谎言成为不朽，损害他们的正直与诚信，违背了哲学家长期以来所珍视的原则，即柏拉图所希望的真和善同在。以色列海法大学哲学教授索尔·史密兰斯基（Saul Smilansky）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这种两难困境奋争争，他得出的痛苦结论是，在自由意志方面“让人们接受真相代价太高。”
史密兰斯基确信，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此外，如果绝大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假设我正在考虑是否履行自己的职责，例如乘降落伞进入敌国领土，或者一些更为平常的事情，如冒着被解雇的危险去揭露不法行为。如果大家都接受不存在自由意志的说法，我就会知道人们会说‘不管他怎么做，他没有选择——我们不能责怪他。’”这样我就知道，做出自私的选择并不会受到谴责，“接受决定论情景的人越多，情况就越糟糕。”
史密兰斯基认为，决定论不但削弱了指责，也破坏了赞扬。假设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敌国领土从事一项大胆的行动。过后，人们会说我当时别无选择，按照史密兰斯基的术语，我的功绩只是“事先给定的某种东西的展开”，因此几乎不值得赞扬。所以，削弱赞扬去掉了从事善事的激励。他说，我们的英雄看上去将不会那么令人激动，我们的成就不那么值得注意，很快，我们就会陷入颓废与沮丧。
史密兰斯基提倡一种他称所的幻觉主义，即相信自由意志其实是种幻觉，但社会却必须捍卫这种幻觉。决定论以及所有支持这种思想的事实，必须被限制在象牙塔之内。他告诉我，只有在那些墙壁背后那些新加入者“正视黑暗的真理。” 史密兰斯基说，他认识到，这种思想存在某种极端，甚至可怕的东西——但如果非得在真与善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了社会，应该让真走开。
史密兰斯基的论点乍听起来很奇怪，尤其考虑到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样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不再能够决定任何东西，谁还在乎什么样的信息释放出来。但是，新的信息自然是与任何其它东西一样的感官输入；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即使我们没有能力意识到这种变化。依照因果语言，相信自由意志也许不会激励我们去做最好的自己，但的确可以刺激我们那样去做。
3.没有自由意志的概念，我们会更好？
然而，并非所有公开反对自由意志的学者都无视社会及心理后果。有些人只是不赞同这些后果可能包括文明的崩溃。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就是神经学家兼作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哈里斯201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自由意志》的书，旨在推翻意识选择的幻想。与史密兰斯基一样，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但哈里斯认为，没有整个这个概念，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们需要自己的信仰跟踪真的东西，”哈里斯对我说。幻觉，不管愿望多么好，都会让我们停步不前。例如，现在我们用囚禁这种低级的手段规劝人们不要做坏事。但他认为，如果我们转而接受“人的行为来自神经生物学”的观点，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不顾囚禁危险而做坏事——以及如何制止坏事。哈里斯说，“我们需要了解，作为社会我们可以拉动什么样的杠杆，鼓励人们成为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版本。”
哈里斯说，我们应该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最凶恶的罪犯——例如凶残的精神变态者——也是不幸的。“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制造自己的大脑，然而他们的所有意图和行动均源于自己的大脑。”深究起来，他们的罪行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冷静思考为了让他们自新，为保护社会，为减少未来的犯罪行为，该如何管理这些罪犯的问题。哈里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有可能治疗类似精神变态这样的疾病，但条件是我们需要承认，大脑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自由意志，而是这种变态的根源。
接受这种观点还会让我们摆脱仇恨。让人们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似乎是文明生活的基石之一，但我们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指责别人让我们充满愤怒，渴望复仇，因而模糊了我们的判断。
“比较一下人们对卡特丽娜飓风和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哈里斯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劫持这些飞机的人就是邪恶的化身，他们自愿地选择作恶。但如果放弃自由意志的观念，就也应该视他们的行为与其它自然现象一样——哈里斯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让我们在应对过程中表现更为理智。
知道没有自由意志，人们就会错误地成为宿命论者。他们会认为努力无济于事。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人们并不走向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给出不同的激励（例如有关自由意志的不同观点），他们的行为就会出现不同，因此就会有不同的人生。哈里斯认为，如果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自由意志信仰丧失造成的后果根本就不会像沃赫思和鲍梅斯特尔实验所显示的那么消极。
4.一种更合理的解决办法？
人们能不能走得更远一点。有没有一种方法既保存自由意志信仰的鼓舞力量，又不失随决定论而来的富有同情心的理解？
哲学家和神学家习惯于谈论自由意志，好像它不是打开就是关闭；好像我们的意识可以像幽灵一样漂浮，完全游离因果链之外；或者我们好像从山顶上滚下的石块一样度过一生。然而，认识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或许还存在另一种途径。
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我们针对一种特定情况筹划多种潜在反应这种非常真实而又复杂的能力来，思考选择自由的问题。其中一位就是扬斯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布鲁斯·沃勒（Bruce Waller）。在名为《恢复性自由意志》的新书里，他写道，我们应该专注于在某种给定场合下我们能为自己做出广泛的选择方案，在没有外部约束情况下从中做出选择的能力。
在沃勒看来，重要的并不是放电神经元组成的因果链是这些过程的基础。他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对立双方，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描述我们的行动。
沃勒认为他的描述符合对我们进化构成的科学理解：觅食类动物——不但人类，还有老鼠、熊和乌鸦——需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为自己做出多种选择的能力。拥有巨大脑容量的人类比其它动物更善于思考与权衡选择。我们的选择范围更广，这样我们就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沃勒对自由意志的定义符合许多普通人的看法。一项2010年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自由意志就是遵循自己的愿望，没有胁迫（例如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头）。只要我们继续相信这种实际的自由意志，应该足以保留沃赫思和鲍梅斯特尔研究的那种理想与道德标准。
不过，沃勒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仍会导致一种对正义和责任非常不同的观点，超出了多数人现在所持有的观点。任何人都不是自己造成的，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或者自己出生的环境。因此，任何人对自己的真正人品或所做的事情都不负最终责任。沃勒告诉我，他支持奥巴马2012年在题为《并不是你们所建（You didn’t build that）》演讲中所表达的情感。在这篇演讲中，奥巴马呼吁人们关注帮助人们实现成功的外部因素。同时，讲话引起那些相信自己是自己命运唯一设计师的人们的激烈反应，他并不感到意外。但沃勒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人生结果是由先天和后天上差异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采取实际措施来弥补不幸，帮助所有人实现潜能。”
随着我们慢慢揭示出我们自己思维的本质，理解思维如何运作将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在许多领域，这项工作可能引起更多的同情心：向处于不利境地的人们提供更多（以及更精确）的帮助。而当惩罚威胁成为必要威慑力量时，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通过加强而不是削弱自治能力的努力予以平衡，对任何希望过体面生活的人来说，这种自治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导致成功的意志——观察自己的积极选择，做出好的决定并坚持之——是可以培养的。此外，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最需要这种培养。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做法听上去是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毫无必要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它也是保留自由意志信仰体系最好部分，剔除其最差部分的一种努力。奥巴马总统——既捍卫 “自由意志信仰”，又认为我们并不是自己命运的唯一建筑师——懂得其间经过的细线。然而，在科学的时代里，这也许是我们拯救美国梦想——还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有关文明的许多思想——所需要的。
斯蒂芬·卡维是柏林的一位哲学家和作家，著有《不朽——追求永生以及这种追求对文明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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