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顶尖高校与科研界的标杆之一，每年的毕业典礼也会特意邀请各界大佬们来给这些人类世界的未来精英们致辞。其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政界要员、军事专家、跨国企业CEO，甚至还有伊斯兰教某教派的最高精神领袖。MIT毕业致辞的传统始于1880年，除了一战期间（1918-1919）短暂取消外，一直持续至今。

2016年的演讲嘉宾非常特别，他虽然成就非凡，但是除了来自波士顿，他与MIT看上却也关系不大，他甚至还没有正儿八经地从大学毕业。他就是奥斯卡奖得主，电影演员与制片人马特•达蒙（Matt Damon）。只不过这次，他并不是来聊电影的，而是从他一路走一路看的经历来告诉大家我们的世界已经危机重重，而科学虽然美好，但也许能力有限。

非常感谢赖夫（L. Rafael Reif）校长，同时也感谢MIT所有2016届毕业生！

今天是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今天是你们与益友、良师、父母共同庆祝的荣耀时刻；今天我很荣幸可以见证这一荣耀时刻。但是，坦白说，我配不上这份荣耀。

我来之前看过MIT邀请的历届毕业演讲嘉宾名单，他们有诺贝尔奖得主、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美国总统。

你们这届毕业生很不幸，因为你们的演讲嘉宾不过是一个为卡通马配音的家伙。

哪匹卡通马？好吧，就是《小马王斯比瑞特》（Spirit: Stallion of the Cimarron）里的那匹。不得不说，作为一匹马，我在里面的表现还不错。

我甚至连大学都没毕业。你或许听说过我之前就读于哈佛大学，但是我中途退学了。我曾经离哈佛大学的学位仅一步之遥，但后来我爱上了电影，就逐渐荒废了学业。我也经历过你们今天的一切：穿上学士服和同学一块儿参加毕业典礼；带着父母一块儿听毕业演讲；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领到学位证。你们可以叫我伪毕业生。

所以接到赖夫校长的邀请时，我欣喜若狂。同时作为一个没有学位证的演讲嘉宾，我又惴惴不安。

好吧，今天就算是我人生第二次混进毕业典礼。很荣幸成为一名家乡大学的伪毕业生。

同样，今天我父母又一次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这一次，我还带来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宝贝，欢迎来参加爸爸的“毕业典礼”。给爸爸加油哦。没错，我妈妈今天也来了。她是一名教授，她知道MIT学位的含金量。

我妈妈也知道我这点能耐是拿不到MIT的毕业证书的。我是说，我连哈佛的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好吧，或许我也就配得上耶鲁了。

我不属于任何官僚机构，所以我今天可以畅所欲言。

我没有机会来MIT读书，但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小时候住附近，在MIT光环的笼罩下成长。我和哥哥凯尔（Kyle）以及我的好朋友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从小一块在中央广场（Central Square）玩耍，这座城市和的这所伟大学校共同塑造了我们。

我们当时年少轻狂，MIT则以一种高大威武的雄性魅力吸引着我们。

于是，我和阿弗莱克在这儿拍了一部电影。

《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的一个场景是基于我哥哥凯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凯尔当时走在MIT的无尽长廊（Infinite Corridor）上要去拜访一位物理学家。他看到了走廊里的黑板，然后我这位艺术家哥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凭空而造的复杂方程。

简直帅呆了，而且方程在黑板上几个月都没人擦。这事儿是真的。哥哥后来跟我们说，小伙伴们，MIT走廊里装了一排黑板！因为孩子们实在太聪明，他们可以随时放下手上的事，专注难题。

然后我们意识到，MIT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后来在MIT拍了电影，并且电影在校园多少得到些关注。MIT的校报上有很多《心灵捕手》的评论，我从中摘录了一些读给你们听。

呃，如果你们有人没有看过《心灵捕手》，我是电影里的威尔（Will），桑恩（Sean）是由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扮演的，我现在非常怀念威廉姆斯。

以下就是这些评论：“《心灵捕手》不过哗众取宠，以MIT为背景的电影一向如此。”

还有评论者写道：“威尔和桑恩促膝长谈，打开彼此心结，之后又相拥而泣。电影就在哭泣和拥抱中结束了，这种矫揉造作的电影实在太菜了。”

好吧，大家可以计算我的心里阴影面积。

但是别担心，我已经找到比MIT更适合哭泣的地方了。

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站在这里。我当年是一个冲动无知的少年，但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MIT是波士顿的骄傲。MIT也是世界各地莘莘学子的骄傲。

你们在MIT从事高深的研究：各种理论、模型、范式转变。这些都是我的思维所不能企及的。

因为在《火星救援》中马特戏称自己是“星际海盗”，MIT为他特别颁发了“海盗荣誉学位”

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理论：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

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理论，或者有人上过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的课。

它是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提出的一个假设：如果宇宙中真的有某种高级智能存在，那么他们应该有能力模拟上无数个虚拟世界，其中就包括我们生活的世界。

我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是，我们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更加智能的文明所开发的大型电脑游戏中，而我们对此却全然不知。

而问题的关键是：许多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并不能对这一理论证伪。我在海登天文馆（Hayden Planetarium）观摩过一场由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主持的辩论会，但辩论小组并不能给出明确答案。泰森本人也只能把这一理论的可能性定为50%。

我不清楚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但我对里面的数据印象深刻。

我开始思考：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幻象，这很匪夷所思，但如果这是真的，后果会怎么样？

如果还有很多其它虚拟世界存在，我们怎么偏偏生活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疯狂世界？

我们能不能去别的世界生活？

泰格马克教授对此有巧妙的回答：“我的建议是，走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你就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由人。”

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是活在幻象之中又当如何？答案还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人之作为让我们与众不同。

所以，MIT的同学们，你们应该走出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事。你们可堪重任。因为，无论是真实还是幻象，这世界都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世界需要你们随时放弃一切，专注难题。

在这千疮百孔的世界挑一个难题，然后一往无前。

经济失调、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疾病传染、种族歧视、本土主义等等。美国和奥地利，极右翼候选人马上就要赢得总统竞选，这自二战以来还是首例。

还有“英退欧盟”（Brexit）的问题。英国最好的出路居然是退出欧盟，实在愚蠢至极。美国的政治体系在衰落，国会议员两年一换届，议员们简直鼠目寸光，从来不做长期打算。

堕落的媒体只关注于八卦，对花边新闻乐此不疲，将人淹没于垃圾信息之中。狡猾的银行时刻觊觎着你的钞票。

我之前已经表明，我不属于任何官僚机构。

所以，既然说到这了，我想对那些贪得无厌的银行家说：你们是盗贼！你们是骗子！我们对你们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你们鸠占鹊巢，以抵押贷款之名住着别人的房子！或许你们很有钱，但你们得不到我们的尊重！当你们在路上与我们擦肩而过，你们会从我们眼中看到鄙视与愤怒！

我不知道正义是否会到来。但如果有人伸张正义，那么这个人就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

我刚刚吐槽了一堆棘手的问题，有点跑题了。

你可能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在你转身步入这混乱的世界之前，我想给你们提个建议。这是我十几年前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那里听到的。其实，这个建议听起来更像一个命令。

克林顿总统这样说：“发现问题既当直面问题。”

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简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发现其中蕴含的智慧。

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发现问题既当直面问题。

直面问题还不够，你要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然后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以我的经验，认识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跟很多人一样，我在母亲的教导下拥有了这种洞察力。我小的时候，母亲认为有必要让我们见识下波士顿以外的世界。我说的可不是弗雷明汉（Framingham）。她带我们去了危地马拉（Guatemala）这样的地方。我在那里真正知道了什么是贫穷，我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

然后基于同样的原因，2006年我和哥哥作为反极度贫困组织ONE Campaign的成员去了赞比亚。ONE Campaign是博诺（Bono）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疾病问题而成立的。在赞比亚的一个部落，我遇到一个小女孩，我陪她一块儿去附近的井边打水。

打水小女孩刚刚放学归来。然后我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小女孩有机会上学：因为附近有清水。小女孩不必浪费一整天时间来回徒步几英里为家里人取水。而赞比亚的很多女孩就没有小女孩这么幸运了。

我问小女孩长大了是否愿意留在村子里，她回答说：“不，我要去卢萨卡（Lusaka，赞比亚首都），我想做一名护士。”

纯净水，我们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它给了小女孩实现梦想的机会。

后来，我终于意识到水和卫生设施才是贫困问题的关键。我以前真是太蠢了。一个国家的命脉完全由水掌控，而我们对水确挥取自如。

ONE Campaign的人告诉我，水是对抗极端贫穷最吸引人的方法。如果你觉得水不够吸引人，你可以试试粪便。

我已经被这一问题深深吸引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令我不能自拔。我深入世界之中，遇到很多小女孩这样的人，然后我跟加理·怀特（Gary White）共同创建了Water.org。

怀特是名出色的土木工程师，我们都看到了世界的很多问题和可能性。世界上还有数百万人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卫生的地方洗澡。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有所作为。

这世界并没有那么美好。但你会为这世界逐渐变得美好而惊喜，而这份惊喜又会改变你。

2009年，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关于难民危机的报道。人流拥挤地越过津巴布韦边境，去南非北部一个叫墨西拿（Messina）的小镇。我当时正在南非徒步，所以我决定去墨西拿亲眼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遇到了很多女性，和她们交谈了一整天。她们为了躲避土匪，不顾水中的鳄鱼，涉险度过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然后在河的另一侧又遇到一波土匪。那天跟我交谈的每一位女性都被土匪强奸过，每一个，在河的一侧或者两侧。

在我离开之前，我遇到另一名女性，她看上去很开心，因为她刚刚得到南非的政治庇护。在与她愉快的交谈中，我鼓起勇气问她：“你在来南非的路上是否被侵犯过？”

她答道：“是的，我被强奸了。但是我现在有庇护证书了，这些混蛋再也不能践踏我的尊严了。”她说这些话时仍然面带微笑。

人终有一死。你可以在校园里学会很多东西，但你一定要亲眼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对这次经历印象很深，因为我是孤身上路。我内心充满恐惧，但这也是其意义所在。

MIT的精英们，这个世界有它罪恶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我希望你们对两者都有所了解。

但我不是想你们成为圆滑高尚的偷窥狂，我想你们消除自身视野的盲点，我想让你们踏平影响你了解世界的障碍。就像我在MIT附近长大，我曾经只能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美国白人男性影星，我站在这里终究发现不了自身的盲点。

走出去，拥抱世界，这才是我们寻找盲点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开始解决一些问题。

我希望有几件事你们能铭记于心：

第一，你会失败，这是好事。

我侥幸取得过一些成就，但对我影响最大还是年轻时跟本一块而参加试镜的经历。我们坐大巴到纽约，排队等待，然后对着镜头哭泣。最后等来的却是一句：“好的，非常感谢。”这意味着我们没戏了。

我们称之为“谢谢参与”。这些经历成了我们的盔甲。

你可能会说，说得好马特，失败是成功之母，非常感谢。那跟我说一些我高中毕业时没听过的吧。

好的，我会的。

你们知道MIT毕业生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吗？不是听到“谢谢参与”，而是你们顶着MIT的光环会让你们飘飘然。

你们或许真的很聪明，但不要自以为是。你不会凡事都能解决，这很正常。你们定也会犯错。

我犯的一个错就是扮演了“埃德加·帕德怀克”（Edgar Pudwhacker）这一角色。我希望我能挽回颜面。

但哲学家本杰明·阿弗莱克说过：要评判我，请看我那些好想法有多好，别看我的烂想法有多烂。你们要用失败的盔甲武装自己，求知若愚。

无知并非尴尬，而是机遇。请大胆求知。我第二次混进毕业典礼时，感到自己更加无知。

我的第二条建议是保持聆听。

这世界需要你们的意见，无论好坏。但不要以为毕业之后你们就从信息“接受者”变为“传递者”了。如果你们停止聆听，你们的教育就真正结束了。你们应当终身受教。即使参加工作了，还是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比如网络公开课，像MIT公开课、Wait But Why 、TED等。我在19岁时上过一门哈佛大学的哲学课，最近又在网上复习了一遍。

听说居然还有一个特朗普大学，我无法想象里面会教授什么内容。但无论何时何地，请保持聆听，即使别人的看法与你相左。

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毕业演讲，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民主需要妥协，即使你完全正确。”

然后我就想：怪不得奥巴马总统婚姻幸福，因为第一夫人说的都是对的。

我妻子也是这样，她的话都是对的。上个月，我妻子说：我们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我们还需要第三条搜救犬。

我的回答是：亲爱的，你太明智了，我爱你。

我的第三条建议是：科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这很明显，不是吗？

MIT人是最有权力说科技可以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万维网、核裂变、浓缩汤，这些都有MIT的贡献，你们应该为此自豪。

但事实是，这狗屁世界太过复杂，科学并不是万能的。

还是以水为例。人们总想用科学方法快速获得干净的水，一片药丸，一张滤纸，方法层出不穷。但科学并不是魔法棒，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科学确实扮演了主要角色，净水科技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公司与大学也纷纷加入队伍中来。苏珊·莫考特（Susan Mercott）等众多教授也开始关注净水与卫生问题，这令我很欣慰。

但光有科学还不够，苏珊肯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要像公共政策一样激进，像财政模式一样激进。这也是我们创办Water.org，也即WaterCredit的宗旨。

怀特洞察到贫困地区的人为了获取清水要付出很多，他们很多人也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法。

WaterCredit为这些人提供小额信贷，有了这些钱他们就可以在社区建立水网和厕所。这个方法正在为400万人提供帮助，而这仅仅是开始。

我们99%是信贷都得到偿还，这甩了银行家们几条街。

我承认它还不够吸引人，但这是我参与的最炫酷的事。

所以，同学们，在结束演讲之前我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想从事什么？你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在你未来的工作中，你可能会走进死胡同，可能会半途而废，可能会穿上闪亮的白军装跟迈克尔·道格拉斯（ Michael Douglas）亲热。

好吧，跟道格拉斯亲热的是我......

但是，在座的所有人，你们即将步入工作岗位。你们十分幸运。

我是说，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几率有多大？

地球诞生自此45亿年，先后有1000亿人生生死死，现在全球70亿人。我们处于危险边缘，这是一个少数人即可毁灭世界的时代，这是科学力所不及又不可或缺的时代。

MIT2016届毕业生们，世界存在这么多问题，你们有多大的概率可以安然无恙？

或许，你们今天的抉择、勇气、坚持与意愿在未来会影响无数人的命运。

如果我想拍这么一部电影，好莱坞的人都会笑我。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神话故事也不会这么开脑洞。坎贝尔可能会教导我要收敛一些，但我偏不。因为这是事实，不是虚构。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事其实正在发生。

我们今天的世界危机重重。你我都很幸运，能够坦然地站在这里。

所以，请直面你所选择的问题，因为你别无选择。

请你抛弃一切，因为你别无选择。

请你竭尽所能解决问题，因为你别无选择。

这是你们的使命，这是你们的荣耀时刻，你们身兼巨任。

你们的游戏，从现在开始！祝贺你们，非常感谢！

2016年MIT毕业演讲的嘉宾是奥斯卡奖（Academy Award）得主，电影演员与制片人马特·达蒙（Matt Damon）。达蒙出生于麻省的剑桥市，1997年在电影《心灵捕手》扮演天赋异禀的MIT守门人，并一举成名。

达蒙同时也是一名慈善家，他是Water.org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致力于向世界各地贫困地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在达蒙发表毕业演讲之前，MIT NEWS对他进行了采访，让他自己谈谈他的社会影响力。

Q：你一直积极从事慈善工作，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些事呢？

A：我父母一直教育我和哥哥，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剑桥长大，这座城市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所接触的很多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慈善，慈善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尝试得越多，眼界就会越开阔，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些是我之前不曾想到的。

很多人在成名之后开始变得浮躁，他们参与很多事，但都是浅尝辄止。对于我来说，很多人会给我提一些问题，比如“你能过来一趟吗？”，“你能把这个处理一下妈？”，“这样做会不会好一点？”，这些问题我从来不会拒绝，这不会花很长时间，而且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之后我开始专注于细节，从事不同的领域。我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

Q：这正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全球有很多重大问题，你为什么觉得Water.org是最适合你的选择呢？

A：我知道我想帮助那些极端贫困的人。我想竭尽所能做些贡献。我到贫困地区实地考察，参与过不同的项目。10年前，博诺（Bono）的ONE安排我去了赞比亚，我今天的演讲会谈到这一点。这些问题包括小额信贷、城市艾滋、乡村艾滋，我参与不同的事务，与贫困地区的人交流。

正是在那次旅程中我了解到，水是极端贫困地区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没人注意到这一点。西方国家在100年前就解决了水的问题，他们根本不会把这些问题跟水联系上。然而艾滋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曾失去过亲友。

所以，我真的有一种五雷轰顶之后豁然开朗的感觉，为人们提供净水和卫生设施才是首要大计。第一步，就是要提醒人们水才是问题所在。在我们西方，人从来不缺水，房间里有水，浴室里有水，水无处不在，挥取自如（伴随着一堆手势）。我们甚至不知道渴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从不担心会缺水。所以，这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问题。而我越是进一步了解它，我越是想解决它。

Q：如你所说，你做的事情是巨大又复杂的，那么你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你取得了哪些进步，你具体又做些什么呢？

A：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旦你开始从事这些问题，你就会找到解决方案并且取得进展。我和怀特（White）一块儿创办了Water.org，他提出了水源信贷的理念，即将小额信贷应用于供水设施上。这样，单人的慈善成本就降低了，如果我可以直接影响到当地的救助机构，那么我就能影响到更多人，我们今年的目标是400万人。道阻且长，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当我到这些地方考察，与当地人交谈，看到这些地方的变化都觉得受宠若惊。我在演讲中会谈到，这是我做的最炫酷的事情。

Q：你觉

得单就深入了解世界来讲，演艺和行动主义是否有关联呢？ 

A：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世界观如何，我认为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是寻找初心，先直面自己，然后了解他人。有时候人内心会很矛盾，这时候人就需要回归本性，这也会迫使我们去深入思考。

翻译：孙小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