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何姥姥
1906年，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周姓青年收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作为家中长子，他严守孝道，心急如焚连夜赶回老家绍兴。然而踏入覆盆桥周家台门的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母亲鲁瑞安然无恙，破房修葺一新，家具漆得油光发亮，室内布置成婚礼模样。
母亲歉疚地告诉他：生病是假，骗他回家成亲是真。
周家大少爷本名周树人。七年前，母亲为他相中了朱家台门的安姑娘，周朱两家缔结婚约。但周树人不情愿这桩婚事，去日本留学迟迟不归，导致婚礼拖了又拖。
【1902年鲁迅从江南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公费赴日本留学。此是鲁迅第一次剪掉辫子，时年21 岁】
绍兴当地向来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说法，1906年朱家安姑娘已经二十八岁，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鲁老太太不得已，才使了“苦肉计”把儿子从日本“骗”回来。
这一年，周树人二十五岁，距离他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还有十二年。虽然在国外受了新思想的洗礼，但出于孝道，他不忍拂逆母亲，只能默默遵从。
农历六月初六，周家台门办起喜事。新娘朱安穿着镶棉边的红纱单衫和黑绸裙，娘家替她穿了一双大尺寸的绣花鞋伪装“天足”。脚小鞋大，人又矮小，朱安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当她掀开轿帘的一刻，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
青年鲁迅彼时已经剪掉了辫子，却不得不戴上缀有假辫子的礼帽，穿上厚重的礼袍。他像走木偶一样完成了繁琐的仪式，阴沉着脸走进新房。第二天，仆人看到他的脸被印花被上的靛青染青了，或许是因为蒙着被子流泪。
关于鲁迅的新婚，后人有许多回忆和猜测，却鲜有人关心朱安是怎么熬过来的。
【朱安 】
朱安身材矮小，脸庞略长，有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和朱安缔结婚约后，鲁迅曾写信给朱家，希望他们能送朱安去上学，同时放足，不要裹脚。
保守的朱家人拒绝了鲁迅的请求。当鲁迅留学东洋、读着《天演论》，朱安却在念诵《女儿经》里“三从四德”的教条。这段婚姻，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
婚后第二晚鲁迅就搬到了书房，三四天后他又搬到了母亲房中，再往后不久，他返回了日本。关于这段婚姻，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远渡重洋，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变，而朱安在故乡独守空房。每天，操持完家务，她迈着小脚，一步一步走上逼仄的楼梯，回到楼上空荡荡的房间，无异于守活寡。和她和为伴的，是两个真正的寡妇：鲁迅的祖母蒋氏和母亲鲁瑞。
1909年8月，鲁迅在母亲的催促下回乡。然而对朱安来说，丈夫归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月后，鲁迅又打包行李去了杭州，一年后才回到绍兴执教。
即便是在绍兴，鲁迅也独自睡一屋。他将全部精力投注在做学术、搜集古旧书、栽培植物，从而抑制生理欲望，避免和朱安有交集。
再怎么回避，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要维持着夫妻的名分。据鲁老太太多年后回忆，她发现“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她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和她谈不来。”鲁老太太问他怎么谈不来，他的回答是：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年近30岁的鲁迅在故乡感受到的只有憋闷、烦恼。他下了决心要抛开一切——只要能离开，“虽远无害”。
【1911年，辛亥革命的起义军截获了装有清军军火的列车，12月29日起义军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初，鲁迅终于如愿以偿。2月，他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北迁。客居北京宣武门的绍兴会馆，他过了7年苦行僧般的生活，靠抄古碑、读古书纾解苦闷。
朱安留守在周家新台门里，没有人知道，几似被遗弃的她心中作何感想。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都娶了日本妻子，两位弟媳还是姐妹。看他们两家人热络地作“日本式的聊天”，朱安在家族中的位置更显尴尬。从1914年起，朱安越来越频繁地回娘家，有时一待就是一个月。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1919年年底，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四合院，把全家人接到北京。1923年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后，他带着朱安搬出八道湾，先后住在砖塔胡同61号和西三条胡同21号。
在西三条居住时，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讲师，家中常有女大学生来访。她们20出头、剪短发、穿黑布裙、浑身上下散发着清新的气息。这让已经40多岁、典型旧式装扮的朱安感到更深的自卑。
鲁迅和朱安各居一室，除了衣食住行的日常应答，对话寥寥。其实，鲁迅同样感到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就在这个时期，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的生命中，促使他“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
【鲁迅和许广平】
1926年8月，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鲁迅离开北京，和许广平一道南下。在上海整整十年，鲁迅没有给朱安写过一封信，即便不得不对话，也往往是通过母亲鲁瑞转达。但他每月按时给朱安汇钱，保障她在北京体面过生活。
对命运，朱安也有过激烈的反抗。一次是在绍兴，朱安备席款待亲友。席间，朱安跪在众人面前，历数鲁迅的种种不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另一次是在北京，鲁迅母亲寿诞，开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向亲友下了一跪，撂下一句“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叩了头，退回房里。这番话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也让鲁迅更加无奈，但朱安的命运并不能因此改变。
【1918年，鲁迅首次用笔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
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和“五四运动”里许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鲁迅在《我之节烈观》等杂文中，曾多次提到旧时妇女的不幸。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娜拉”走后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鲁迅虽然不爱朱安，却何尝不理解和悲悯她的处境：她无力谋生，娘家亦败落，倘若真离了婚，她也许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和许广平结合后依然供养朱安，只是始终保持冷淡的距离。
后半生，朱安守在鲁老太太身边，像对待亲生母亲一般伺候婆婆，维护着自己作为周家大媳妇的尊严。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年过五十的朱安和别人一样，兴奋异常。作为旧式妇女，她有着封建的宗族观念——她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生育，有了周海婴，就有人给她养老送终了。
【鲁迅和周海婴合影】
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36年鲁迅逝世后，朱安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转让给了许广平，她每月能从许广平处获得一笔生活费。
日军攻陷北平后，鲁迅的著作收益大减，朱安也陷入了以稀粥和萝卜为食的窘境。她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在报纸登载广告，准备卖掉鲁迅的藏书。人在上海的许广平闻讯，焦急万分，她嘱托唐弢和刘哲民去见朱安，劝说她珍藏好鲁迅藏书。朱安的情绪很激动，她对来访的唐、刘等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最终，朱安听从了众人的劝告，没有卖掉鲁迅的藏书。
八年抗战结束后，朱安疾病缠身，她自知不久于人世。1947年6月24日，全身浮肿、气喘不已的她在昏迷中醒来，说，在梦里见到了去世的亲人。5天后，69岁的朱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未能如愿回南方和鲁迅合葬，甚至也未能葬在婆婆鲁瑞身边，而是一个人被埋在了偏远的保福寺。
临终前，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过海婴。面对来访的记者，她说：“海婴很聪明，你知道吗？有机会的话，我愿意看到他……”
今天的北京保福寺一带，马路宽阔，高楼林立，物是人非。鲜有人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位老妇人。
九十年前，她没有去北京火车站给鲁迅和许广平送行。在静默的西三条胡同，她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她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世界上，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晚年，朱安在西三条居住时留影】
*本文原创，首发在“ 路老师读经典”微信公众号
*写作中参考乔丽华《我也是鲁迅遗物：朱安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