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我们住在一幢老式建筑的一楼，这间公寓面积庞大，天花板很高，有三扇门通向外部。一扇通往大厅，另一扇通向小花园，第三扇则是专为萨伊德•艾哈迈德开的，他是我们小区的“扎巴林”，也就是阿拉伯语里的垃圾工。这扇门位于厨房，我们搬进公寓是在2012年初，当时房东告诉我可以随时将垃圾放在门外的防火梯上。没有固定的垃圾收集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垃圾盛放容器。袋子、盒子都可以，或者就直接把垃圾扔到门外。萨伊德的服务没有固定的费用。他不是政府雇员，不是合同工，也没有其他正式工作。房东说，我认为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不愿给也可以。

埃及的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交通非常糟糕，火车常被取消；在夏季，一天停电5次也是稀疏平常。有一年，我们好几个月买不到瓶装水，因为厂家莫名其妙地起火了。我们搬进公寓后，这个国家经历了三部宪法、三位总统、四位总理和七百多名议会成员的更迭。但我门外的垃圾却每天都有人清理。总体来看，开罗的垃圾回收系统一直运转良好，我有点惊讶，毕竟它不是什么上台面的事务。在这样一个庞大、混乱，且人口超过1700万的城市，像萨伊德这样的扎巴林成功打造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城市回收网络之一。

起初，我从没见过萨伊德工作，因为他总在天亮前就把我的防火梯清理干净了。三个月无声无息的服务之后，某天我走在街上，他上前问我是不是之前在中国住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们聊过几次，但时间都不长。他说，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一款中国药物的。

那天晚上，他八点整来到我家，穿着工作服。他的身高不过一米五左右，但肩很宽，双腿因负重而弯得厉害。他的衣服总是过于宽大，鞋子拖拖嗒嗒走起来像小丑似的，因为这些衣服鞋子都是他从垃圾中挑拣出来的。在我的公寓里，他拿出一个红底金字的小盒子。上面的中文标签言辞优美但语焉不详，该药片据称是“健康保健品”，可以“促进生长发育和体力”。盒子里的英文说明书让我不禁想到，中国人的蹩脚英语有时多么具有表现力：

“瞎搞和滚床单20分钟前服用 每次2片”
　　（2 pills at a time whenever necessary Before fucking make love 20minutes）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问道。

“从垃圾堆里，”萨伊德说，“一个死人之前用的。”他告诉我，那是个老人，一直住在这条街。他死后，他儿子把他的药片和其他东西都扔了。 “很多东西是肮脏的，”萨伊德说，“不好。”

我问他什么意思。

“这样的东西，”，他的手在空中比划着，然后指指腰带下面。 “是电动的，用电池。给女人用的。不是好东西。”但是，谈论起这些的萨伊德眉飞色舞。他告诉我，垃圾里也有很多埃及的性药和大量的色情杂志。他没说他是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的。我问他死者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生前是个大使。”

我学阿拉伯语还不到一年，而萨伊德的语气是那么言之凿凿，我就又问了他一遍。 “他在海外的大使馆工作，”萨伊德解释说。 “他很有钱，身家数百万美元。他的存款有4百万零44美元。“

这个数字的精确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萨伊德，他是怎么知道的。

“从银行的信里看到的。”

我心想要对扔掉的东西留个心眼。萨伊德问我药片的详细说明，关于“瞎搞和滚床单前20分钟服用”这条我尽力给他翻译了。他不愿告诉我拿这些药去干什么。我查看了药片的成分：白参和鹿茸，觉得这药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我觉得这不是他第一次从垃圾中捡出药品了。

此后，萨伊德开始经常串门来问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他的“临时顾问”不止我一个。和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埃及人一样，他不识字，想看懂从垃圾堆里翻出的东西的话，他就去找街角小卖部H Freedom的老板。如果不小心卷入了邻里纠纷，他就打电话给帮政府发放免费面包的人。他分配给我的“专业领域”是外国货、性产品和酒。如果有人丢弃了喝了一半的瓶子，萨伊德会来问我，看看它是否是进口产品，如果是，就可能有转售的价值。他是穆斯林，但不算特别虔诚。夜间拜访时，他常会要点啤酒。他是我唯一一位临别时会带走空瓶的客人，因为他知道，反正最后也是他收拾。

可能正是他因为不识字，所以他对其他微妙的细节特别敏感。通过手工分拣所有的垃圾，长此以往，他注意到外国妇女常常扔掉药片的空包装，数量和每月的天数相对应。萨伊德认定这是一种春药，他问我，这种药片是否可以让外国妇女每天都性致盎然。我解释说，不一定，但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因为萨伊德还在垃圾中发现了大量性药品和用具。有好几次，他又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中国性药，这些药都有名字，比如其中一种叫Virecta。任何蓝色的药丸都能引起他的注意，最近他带来了一包还剩一半铝箔包装的艾力斯，这让他很兴奋，但后来我上网查到这是一个抗过敏药物，只是包装颜色和伟哥相同。

我住在宰马利克岛上，处在一个尼罗河心岛上偏北的部分，恰好位于开罗中心，而萨伊德已经成为我游览周边最可靠的向导。偶尔，我会在他拂晓前工作时陪他。第一次是在2013年2月，他带我来到我那条街的一幢建筑防火梯的顶台。

“这里住着荷芭夫人，”他说，同时抓住一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放进他背上的一个大帆布篮里——卡西莫多（译者注：《巴黎圣母院》里面貌丑陋的敲钟人）的风格。他边下楼边向我说着这里的居民。 他下了一层，说：“这里是穆罕默德博士，”然后又爬下一层。“这里住着一位神父，迈克尔神父。可小气了。每个月只给我5镑。”他举起两个大袋子，“神父说他没有什么钱，但我看到了他各种礼物的包装盒和包装袋。总有人给他送礼，因为他是神父。”

在另一个楼层，我们得小心翼翼，那层防火梯上满满都是腐烂的食物，垃圾袋被流浪猫撕碎，垃圾遍地都是。 “这层住的是个外国人，”萨伊德解释说。“我不能碰她的垃圾。房东不是很喜欢她，他们好像吵过。房东让我别清理她的垃圾。”萨伊德说这很正常：人们会花钱请他清除垃圾，也会付钱让他放任某家的垃圾堆成山。我们再下一层，他说那里住着一个酗酒的穆斯林。 “她的门口总有酒瓶，”他低声告诉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撕开门口的垃圾袋，给我看里面的空酒瓶：友谊雄鹿牌的威士忌和卡斯帕红酒。他也撕开了街对面一栋楼的某个垃圾袋。 “这是哈桑先生，”他说。 “他病了。”萨伊德手伸进去，捞来捞去，掏出一对使用过的注射器。 “我觉得他有糖尿病，”他说。 “垃圾袋里每天都有两个注射器。白天晚上各用一个。”

萨伊德在迷宫一般的防火梯中蜿蜒前进，在狭窄如烟囱般的门廊里穿行。每爬一段时间，总会有个防火梯带他上到屋顶，向下眺望，尼罗河像条灰色的缎带，就在两个街区外。宰马利克岛是开罗相对繁华的一个区，一直吸引着外国居民，但也有不少中产阶层，甚至穷人，因为房租管制法，一些公寓的租金低至每月几美元。这样一来，房东们很少对公寓进行改造，老建筑诉说着曾经的辉煌。我住的街道，许多建筑都是装饰艺术风格，大堂由大理石铺就，阳台上围着一圈图案精美的铁艺花格。和我的公寓一样，这种建筑一般有一个厨房门通向防火梯。

有时候，某个习惯早起的人会听到萨伊德工作的声响，她会打开厨房的门跟他打招呼，并请他喝一杯茶。一天早上，我和萨伊德在一起时，一位老妇人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4个精心制作的午餐汉堡包。在开罗，许多基础服务是非正式工人干的，而开罗又有浓厚的小费文化，如果工作努力，人们往往出手大方。这也是萨伊德穿着邋遢的本意——他知道脏兮兮且不合身的衣服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慷慨之心。

在和居民聊天时，他从垃圾袋里收集到的信息就能派上用场。除了上门收垃圾，他还在街上进行垃圾分拣，分好类由卡车运走。他和每一个路过的人打招呼，询问他们配偶和子女的情况，尤其是健康状况。清晨工作时，他会猜测这户有没有人接受注射、服用药物，或者穿纸尿裤。如果某样东西看起来特别有趣，他会打开袋子让我亲眼看看。有一次，萨伊德停在某家门口，低声告诉我这家住着一个纵欲过度的黎巴嫩男子。然后他掀开垃圾桶，拿出一个丢弃的瓶子，让我阅读标签：杜蕾斯——爽滑快感房事用润滑油。

萨伊德的谈话基本围绕他世界里三大最重要的元素：女人，金钱和垃圾，这三大话题通常紧密相连。追本溯源，就是因为他父亲对女性无法抑制的迷恋，萨伊德才成了一个扎巴林。他父亲在开罗郊外做守卫，不停地闪婚闪离。总之他娶过9个女人，如果算上萨伊德母亲之前的那个基督徒女人，那就是10个。似乎没有人知道他是多少孩子的父亲，反正多到他根本养不起，他去世时，萨伊德才6岁。作为一个男孩，萨伊德从未上过一天的学。11岁时，他当起了一名扎巴林的全职助理。

尽管童年过得并不幸福，萨伊德说起他父母时仍多褒扬之词。他的老家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子，村民几乎将他父亲视为神话中的人物。他们说，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真正的贝都因人，真正的撒哈拉人，因此他注定无法安定。村民们也斩钉截铁地认为，那个基督教妻子不能作数。（译者注：上下埃及乃埃及在前王朝时期，以孟斐斯为界，位处尼罗河上下游的两个各自独立政权。上游南方地区为上埃及，下游北方地区为下埃及。上埃及主要是农业区。）

萨伊德最终到了一个叫萨拉马的扎巴林手下当助理，萨拉马也是因为身边女人众多而干起了收垃圾这一行。不过萨拉马只娶了一个妻子，但她生下8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 “他这辈子除了为女儿筹备婚事就没做什么别的事了。”萨拉马大女儿的丈夫埃曼告诉我。埃曼经营一家小型回收企业，和许多扎巴林一样，他也有一个绰号，叫做埃曼猫。 “其他人建房子，”埃曼猫这么说他的岳父，“而他造女儿。”萨拉马死后，没有儿子能继承他的工作，于是这差事就有偿转交给了萨伊德。他可以收集垃圾，但他收到的所有纸张、塑料、玻璃等可转售的东西，都要交给埃曼猫。

他们没有签过什么正式合同，但不要紧，因为开罗的垃圾收集体系靠的是传统，而不是法律和规划。该体系始于20世纪早期，一群从埃及西部沙漠的一个遥远绿洲——达赫拉来到开罗的移民。他们被称为瓦黑亚（wahiya）——也就是“绿洲人” ，他们付钱给开罗住宅楼的业主们，以获得捡拾垃圾并向房客收费的权力。那时候，大部分的垃圾是易燃的，瓦黑亚们燃烧这些垃圾给蚕豆罐头加热——炒豆子在埃及是一种主食。

开罗人口的迅速增长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垃圾和豆子之间的微妙平衡。三四十年代，上埃及掀起了来自艾斯尤特的新一轮移民浪潮。这些新移民是科普特基督徒，他们可以养能吃有机垃圾的猪。基督徒又从信仰伊斯兰教的瓦黑亚那里包下拾垃圾的活，瓦黑亚由此成了中间商，把控收垃圾的渠道并收取费用，而实际的收理工作是由基督徒完成的，这些人从此被成为扎巴林，但他们收入来源主要是向旅游酒店贩卖猪肉。这个运转高效的系统完全没有政府参与。社会学家们经常把它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中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2006年《国际人居》中的一篇文章将它描述为“世界上最有效的资源回收系统之一”。据估计，扎巴林对捡来80%的垃圾进行了回收利用。

但这个系统成了紊乱无序的穆巴拉克政权下的受害者。 2009年，H1N1猪流感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农业部颁布法令，杀掉埃及所有的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猪传播了该疾病，但政府说干就干，屠杀了三十多万只动物。一些埃及人认为，该决定是为了安抚直言批评政府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讨厌猪更甚于讨厌穆巴拉克。但该法令也让政府引火烧身，数百名愤怒的扎巴林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开始把有机垃圾扔在街上，因为没有猪也就不需要这些垃圾了。首都卫生状态的恶化和扎巴林动乱造成民众普遍不满，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2011年1月的革命。

对于萨伊德来说，这一切——绿洲移民、流浪的养猪人、垂死政权的疯狂屠杀——都算不上什么大事。在他眼里，最复杂的事情，要数为争夺拾垃圾权力而进行的谈判。在宰马利克岛，他共要收集的27栋楼的垃圾，从7个不同的人那里转包过来的：基督徒的扎巴林埃曼猫，还有几个绰号是“野兽”和“狐狸”之类的穆斯林瓦黑亚。狐狸允许萨伊德收集7栋楼；野兽给了他一栋。另一个瓦黑亚已经死了十年，但他的儿子——一个政府职员——仍保有对垃圾的采集权，于是他分包给了萨伊德。还有一个瓦黑亚死后留下个寡妇，因此萨伊德有义务每月给她100镑（约40美元）。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去看看寡妇死了没有，但出于妇女和垃圾之间的某种神圣联系，他从未想过要撇开她。

他靠脑子记住了上述这些混乱的外包关系以及四百多居民的每月给的小费，并收集些无关痛痒的信息，充当筹码，用以获得更多的小费。几年前，萨伊德晚上收垃圾，看到一个门卫上大学的女儿和一个男孩一起回了家。他们以为周围没人，所以亲了嘴。 “我和她爸爸妈妈吃过饭，我不喜欢我看到的那一幕。”萨伊德告诉我， “所以我告诉了她父亲。”萨伊德认为门卫理所应当应该给他点什么作为回报，但他判断失误了。门卫的女儿否认了一切，门卫禁止萨伊德再来收垃圾。这时候，萨伊德找来了大楼的楼主和街角小卖部的老板，但他们的调解只是让门卫相信这事已经传播开了。他把收垃圾的权利转给了另一个扎巴林，萨伊德现在觉得，他当时不该多管闲事。

人到中年的扎巴林再干重活非常罕见。萨伊德已经40岁了，他的背部和膝盖都深受慢性疼痛之苦。据他估计，十年后他就无法再从事这份工作了，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经常说自己傻，只能干些驴干的苦力活。但其实他的工作需要细心和敏锐的观察力，必须与埃及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尤其在对待基督徒上要尤为注意，因为基督徒控制了这个行业。我第一次陪他到他家附近的另一个扎巴林家里去看足球比赛时，萨伊德给我列出了我应该和不应该说的话，这样我就能避免一些敏感问题，不会触犯到他作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

一天晚上，萨伊德路过我公寓，和我还有我妻子攀谈起来，开始聊一个住附近的抠门富婆。她现是中年，教育水平很高，但一直单身。我问萨伊德为什么。

“俗话说得好，”他说，“‘冲着钱去跟猴子交朋友，第二天钱没了，猴子还是猴子’。跟她在一起就是这样。没人想娶她。”

我说那个女人还很胖，但萨伊德摇了摇头。“她以前挺漂亮的”，他说，“我看过她十五、二十年前的照片，跟现在可不一样了，很美！”

你从哪看到的照片？

“垃圾里，”他说，“她把照片扔了”。

我问为什么扔了。

“可能她不想再记起那时候了，”他低声说，“可能看了照片伤心。”

按埃及的标准，萨伊德结婚挺晚。29岁时，他跟几个邻居商量，娶了他们18岁的表亲瓦伊芭。她来自上埃及阿斯旺周边的一个村子，有文化，高中毕业后又上职专，后来搬到开罗和萨伊德结婚。二人很快就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出生后第七天，萨伊德邀请我和妻子去他家，参加一个叫“Sebou”的传统庆祝日（译者注：埃及人于新生儿七天大时举行的庆祝仪式，向守护新生儿的七个天使告别，并由亲友祝贺新生儿的来临）。我们先打车，然后乘小型公交去阿尔德里瓦（Ard al-Liwa）——这个地方在开罗北部，有一些“ashwa’iyat”，或者叫“非正式”住宅，也就是违法棚户区。萨伊德住的“ashwa’iyat”里主要是垃圾清理工，我们走过的几条窄巷里，堆满了垃圾，清理工们正在垃圾旁挑挑拣拣，有成袋的玻璃瓶、成堆的破旧衣服、成车的碎塑料，还有一堆堆可以喂羊的烂菜。其中一处，一个男人已从垃圾里拣出了几十片面包，铺开晾干；这些面包最后会拿去喂水牛。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听见老鼠在垃圾堆里窜来窜去，沙沙作响。但住家是用水泥和砖建的，构造还不错。开罗许多地方都是这样，三分之二的人口住在“ashwa’iyat”。《了解开罗》（Understanding Cairo）的作者、城市规划师大卫•西姆斯曾指出，埃及首都的棚户区有其独特的功能性和持久性，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不常见的。

去萨伊德家之前，我以为他的家具大部分是从垃圾中捡来的。在宰马利克岛时，他总给我看还能用却被丢弃的东西，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前一天扔的面包还好得很呢——他都想从我垃圾里拣出来给H Freedom的朋友做三明治吃。所以，当我看到他那两层的公寓里，几乎件件都是新家具时，我很惊讶，也第一次意识到萨伊德讨小费的功夫是多么厉害。他一般一个月挣将近五百美元，是开罗平均家庭收入的两倍，房子花了三万多美元。他家有两个电视，沙发还包着出厂时的塑料膜，还给大儿子Zizou装了电脑。

我们进门时，是瓦伊芭迎接的，她又让我吃了一惊。她特别漂亮，皮肤细嫩，心形脸，画着蓝色眼影、黑色眼线。她很苗条，穿着长长的白色刺绣镶珠长裙；很难相信她三周前才生了第三个孩子。她热情地问候我们，闲聊了几分钟，然后礼貌地借故走开了。几分钟后，她戴着面纱回来了，一副传统穆斯林的打扮，完全包住了头部。

那之后我就再没看到她的脸了。之后几年，我拜访了萨伊德家几次，但瓦伊芭一直都没露面。她会留在厨房里，关着门，泡茶或做饭，之后由萨伊德或孩子端出来。有几次我瞥见了瓦伊芭，她都戴着面纱，但我们再也没聊过。我才知道，我们第一次去时，她开门前并不知道是我们，因此没有防备。我还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她的面容，这感觉有点奇怪。我了解萨伊德越多，就觉得了解她越少，她就变得越神秘。

庆祝Sebou后不久，他们婚姻就出现了摩擦。萨伊德每天要花很久在宰马利克岛工作，但现在他貌似回家更晚了，常常午夜而归。他抱怨说在跟瓦伊芭吵架，一般是因为钱。有几次他说可能会离婚。离婚对埃及的穆斯林男性没什么恶劣影响。萨伊德的一个哥哥最近二婚又离了，现在在找第三个妻子。我们在sebou上见面时，他哥哥跟我说，“一个老婆待一阵，过了就换，就像汽车换轮胎一样。”

萨伊德和他多数兄弟都生在开罗，但与许多首都居民一样，他们都与故乡维系着十分深的感情纽带，这也塑造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家庭观。萨伊德的家族中，绝大部分女性都戴面纱，但更多的是文化原因，而非宗教原因。面纱满足了男人的面子、占有欲——萨伊德说他妻子戴面纱，是因为她美丽，如果她在街上露出脸来，就会被陌生男人觊觎、骚扰。其他传统则用更加明目张胆的方式限制女性。一天晚上，萨伊德和我正看着我的双胞胎女儿在花园里玩，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是不是打算给女儿行割礼。我看着才三岁的她们说，不，我们没这打算。埃及大部分女性都行了割礼，反对者称这是摧残生殖器。从2008开始，割礼成为非法行为，但许多人仍给女儿行割礼，一般是9到12岁之间做。在埃及，割礼的最大拥护者是穆斯林，但这种手术除了其他影响，还会夺走女性的一些性爱享受。但事实上，可兰经中并无对割礼的要求，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也没这个传统。起初，这是非洲许多地区的部落风俗。

我问萨伊德是否打算让他女儿行割礼，他点了点头，“否则，女人会对dakar疯狂迷恋”，dakar的意思是“男人”。“她们会在房子外面跑，追男人。”

对传统埃及人来说，这种观点很正常：欲望应该只限男人有，他们会想方设法增强性欲。那些宰马利克岛垃圾里的性药并不稀奇——在埃及，我跟男人闲聊时，好几次话题都转向了性，对方从口袋里掏出一片药，表示有所准备。通常是类似伟哥的药，但萨伊德这个阶层一般是用曲马多，它是一种处方止痛片。便宜的那些是中国和印度产的，2012年，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埃及有50亿片曲马多，这对于人口区区8400万的埃及来说，数量大的惊人。

我认识的许多扎巴林都吃这个。街上三四十分钱就能买到，能减缓劳动一天后的疲劳和疼痛，但是会上瘾；在美国，曲马多滥用越来越严重，就被上调成了管制药物。去年，一个我认识的扎巴林问我，怎么能戒掉。他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出汗严重，眼睛到处瞟。我知道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尽全力帮助他，提了两条建议：用力祈祷，多喝咖啡。我认为我不能算彻头彻尾的伪信徒——毕竟我第一条建议是和宗教相关——但我感觉很无助。一个月后，我舒了口气，那个扎巴林告诉我，他已经戒掉了。

1月，我陪萨伊德去了他母亲的村子，在上埃及贝尼苏韦夫周边，他用箔纸仔细地包了五片曲马多，作为给叔叔的礼物。他叔叔是个农民，还未尝试过这种药，萨伊德想让他接触一下城市生活。但是萨伊德好像从来不用担心上瘾，因为他主要拿曲马多当性药。事实上，这种药并没有伟哥的功能，但似乎许多埃及男性相信它有。很多使用者说，曲马多会推迟性高潮，也会增强感官。周四，萨伊德常咧着嘴角，给我看他周末要用的药。即使跟妻子开始吵架后，有时周四晚上晚回家前，他也吃片曲马多。这貌似不是处理婚姻矛盾的上策。我自己也开始好奇，在一些埃及家庭中，夫妻双方是以怎样的方式一起生活？——吃性药的男人和行过割礼、圈养在家的女人是怎样的一种组合？

萨伊德和瓦伊芭开始吵架后，她偷偷地去政府机关，将房子登记到了自己名下。萨伊德得知后，两个人吵得更凶了，他一个也住阿尔德里瓦的姐姐也卷入其中。有一次，瓦伊芭和自己几个亲戚在街上遇到了萨伊德的姐姐，双方由对骂变成了扭打；萨伊德姐姐的眼睛被打得要动手术。后来瓦伊芭将萨伊德赶出了家，换了锁，还把萨伊德三次告上法庭，其中一次因为他拒绝扶养。

她还一直给萨伊德发短信。晚上，他在我家这条街上的一个车库席地而睡，看门人允许他铺张垫子。萨伊德每次收到短信，都要去H Freedom，店主大声读这些时，他得忍受屈辱：

昨天你没有为我而战。我将为自己而战，你会后悔的。

哦，你想离婚？我会带走一切属于我的，你个贱人，所有人都会看清你的本质。

这不是你的房子，你个小偷，我想让你回来，你就得像狗一样回来，我想赶你走，就赶你走。

随着争吵不断升级，双方都找到了一个必杀技。萨伊德这边是钱：他不再给妻子钱了，她不得不向亲戚借钱。瓦伊芭这边是文字。她抓住萨伊德不识字的软肋，给他发短信，知道这会流传开来，在宰马利克岛败坏萨伊德的名声。通过一次次起诉，她把萨伊德逼进了文件和政府办公室的残酷世界里。一天早上，我陪他去房产税务局拿必要的材料，反击他妻子对房产的申索。他在那里搞了两个多小时，跑上跑下，跑了一间又一间办公室，遇到的政府职员话里有话，言外之意就是要贿赂。一个职员说，“我想喝茶”，萨伊德就给了他20镑。另一个说，“我长了块皮癣”，萨伊德就给了他5镑。第三个说，“我需要点东西才能加快进程”，萨伊德就又得掏钱。

但这些一点都没让萨伊德吃惊，他甚至一点也不生气。但其实，在他的人生里，政府从来都不是提供积极服务的：他小时候没上过学，住在ashwa’iyat里，没有医保，也没有失业保障。他唯一与国家的重要交集就是90年代被迫参军。与所有未受过教育的新兵一样，他要服三年兵役，而受过教育的只用服一年。但是多出来这两年实际上是惩罚，而非解决埃及普遍文盲问题的机会。萨伊德当兵期间，部队从未上过一节基础阅读课。正相反，他揣着来复枪在塞得港站了三年岗，度日如年。

对上中层阶级的革命领导人来说，萨伊德这种经历是个完美的例子，证明了激进改革势在必行。但有一些人被正式体制远远排除在外，他们对革命根本没兴趣。萨伊德从不怎么关注解放广场的抗议游行，跟大多数埃及人一样，他一般支持当时受欢迎的一方。2012年，他把票投给了穆罕默德•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候选人，两年之后，他又投给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那个用武力把穆尔西赶下台的将军。

每个新政权都会做出新的承诺，改革公共服务。穆尔西上台后，将垃圾清理改革作为“百日项目”的核心，但什么都没发生。军变后，另一些承诺下的改革也没什么成效。政府一直太无能，以致于人们都习惯了政权更迭——民间自发形成的体系虽不是一直运转良好，但足够支撑社会生活正常发展。政府真行动时，其自身的无能意味着政府常常只是跟在民间机构的屁股后面，无法做出什么额外贡献。在ashwa’iyat里，政府官员总是在当地人自己弄好水、下水道、供电线路后，再派人安上仪表，开始收费。

垃圾回收的流程也差不多。民间自发体系的主要问题一直在于，在贫穷地区，因为小费少，垃圾里有用的东西也少，所以扎巴林没有工作动力，他们的服务质量也不太不稳定。2003年，穆巴拉克政权与外国垃圾处理公司签了15年的合同，计划覆盖大多数区域，雇佣现在的瓦黑亚人和扎巴林，发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但由于资金不足，收垃圾的民间合作又十分复杂、根基牢固，外国公司难以应付。灾难性的屠猪事件和革命过后的不稳定更是雪上加霜。开罗清洁美化局负责垃圾处理工作，其发言人哈桑•阿布•艾哈迈德告诉我，外国公司只提供了合同规定的50%到60%的服务，但他还说政府欠这些公司几千万美元，因为革命后经济就崩溃了。

我在开罗住的这片地方表面上是一家意大利所有的公司在清理，名为AMA阿拉伯环境公司，项目主管是艾哈迈德•哈桑•艾哈迈德。夏初，我碰见他时，他好像精疲力竭。他说政府欠他公司将近3000万美元，他刚花了一周时间处理开罗北部垃圾工的罢工。他的一个雇员最近侵犯了一个扎巴林的地盘，之后肺部被刺。“如果你去个扎巴林的地盘，要他的垃圾，他会扇你巴掌”，艾哈迈德告诉我。他的公司已在开罗某些地方用卡车开始定期垃圾清理，但至于具体的挨家挨户清理，唯一的变化就是多了一层中间人。我住的街上，政府将垃圾回收外包给这个意大利公司，公司又转包给一个叫奥萨马•阿普里克特的瓦黑亚，他又转包给埃曼猫，埃曼猫又转包给了萨伊德。奇怪的是，这个转包链中，支付却是反向流动的：由上而下，政府支付给意大利公司现金，底层上萨伊德将可回收物支付给埃曼猫。这么多的垃圾竟然能够被收集起来，并且在这个漏洞百出的体系中，最底层的人竟然能够积极参与，这都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像垃圾这样看似没什么用的东西，其实是一笔资源，埃及有许多这种资源。“最妙的是，垃圾不用花钱买，”萨伊德有一次对我开心地说，“你只用捡垃圾，就能赚到钱。”

萨伊德整个冬天都睡在车库地板上。有几次他会借我的淋浴间洗澡，看门人也会定期让他去暖气房取暖，但大多数时候他看起来都面容憔悴，蓬头垢面，内心痛苦。终于，阿尔德里瓦那儿有个人组织了一场传统调解会，请了萨伊德和瓦伊芭的家人。会上，这人给了萨伊德一条建议。“如果老婆向你要一便士，”他说，“那就给她两个。”

“为什么要给她两个？”萨伊德问。

“因为有三个便士的人在你家门外站着呢。”

结束之后，萨伊德还挺乐观的。当我问起他姐姐和瓦伊芭在会上相处的怎样时，萨伊德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他们没来，”,他说。“女人是不允许参与调解的。”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女人在这种场合会失控。“她们都是长舌妇，还会骂人，”他说。“她们要是来了肯定会吵起来。”

不久，他收到了更多的短信——跟我离婚可以，但是你会死得很惨——很显然，只限男性的调解并不能平息这个女人的愤怒。在1月的最后一天，萨伊德去见了一个他在阿尔德里瓦找到的律师，我陪他同去，另外还有个翻译。

那律师的办公室在阿尔德里瓦最脏乱的地区之一。我们在腐烂的有机垃圾堆中行走时，萨伊德解释说，自从2009年政府大规模杀猪后，扎巴林们就开始把有机垃圾倒在这里。然而，办公室倒是很整洁。在律师办公桌后的书架上，可以看到一排精装法律书籍。整个房间里，律师张贴的宗教标语随处可见：“愿先知得到保佑”；“安拉是唯一真主。”律师是个矮个子，短脖子的男人。他说话的时候总是身体前倾，肩膀和耳朵位于同一高度，好似准备一头撞向任何挡在他前面的东西。当萨伊德把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给他看时，他瞪大了眼睛。

“她骂你是个贱人！”律师说道。“如果她是我的老婆，我向真主发誓我会一枪嘣了她。砰！我发誓。”他摇了摇头，指了指瓦伊芭申诉的法律文件。“法律不论私心。”他说。“法律只认大脑——大脑就是文件。现在这些文件上写着她不能跟你一起生活，她对你忍无可忍了。”萨伊德说，“可直到现在，我都不想让她声名受辱。”

“萨伊德，你这是爱！”律师严厉地告诉他现在这样太过心慈手软，并举起了其中一份文件。

“看看这个！”

“我不识字！”萨伊德说。

“她用恶毒的字眼侮辱你！这全是她写的——你看看！”

“我不识字！”萨伊德说。

“她侮辱你！”律师说道。“她已经提交过三份申诉文件了。每一份都是个拦路虎。她的目标是让你要么不离，离了你就不能工作。”

他说如果萨伊德败诉，他妻子就会得到一切。萨伊德看上去有点不堪重负——他眼袋很重，刚捡完垃圾就过来了，身上脏兮兮的衣服还没有来得及换。但是律师很是老到；他冷静地问了一些问题，获取了一些他客户的具体信息。律师动不动就拿出份文件晃来晃去，递到萨伊德面前。萨伊德则会重复那句话：我不识字。我不识字。过了一会儿，萨伊德提到他老婆最近在纺织厂找了份活干。律师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工厂地址是什么？”他说道。“告诉我我就能让她被逮捕。”他挥舞着其中一份文件：“这上面说她没有在工作。你看，法律是多么美妙！”他继续说道：“我们可以给工厂经理发条消息：要么解雇她，要么给我们开份她的工作证明。”

“她总是让我同意她工作，”萨伊德说。“我告诉她我死了她才能工作。”

“她让你同意她工作？”

“是啊，但我是什么？是孩子吗？”萨伊德说。“我能赚钱。我老婆不需要工作。”

“我办过的一些官司说出来你都不信，”律师说，有个客户，她的母亲居然和自己的女婿打情骂俏。“他们这些不良思想都是从电视里学来的，”他说。“你的妻子，她来自上埃及，她原本就是个跟在牛后面的农民。”他接着说道：“她来到开罗，有了台电视，她看到电视上的舞蹈——她就想像电视上一样生活了。”“我有两台电视，”萨伊德骄傲地说。

“我们必须好好教育她，”律师说。“如果我们养的牛不听话，我们怎么办？我们会在她鼻子上穿个鼻环。”律师说瓦伊芭雇佣的是个女律师，他说这是威慑法官的好策略，他猜法官是艾资哈尔大学毕业的，那可是在阿拉伯世界最富盛名的伊斯兰教学府。

“当女律师跟这个法官交谈时，法官会盯着地面，”律师说道。“他会害羞，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你老婆会说，‘他性侵我，他怎么怎么样！’”然后法官会说，“够了，够了！”因为他太害羞了。但如果我去的话我就能摆平。

律师解释说，“按照法律，瓦伊芭需要丈夫的允许才能工作，因为根据文件中，她是一位家庭主妇。”伊斯兰教法中，女人就像一枚鸡蛋，“他说，”假设你有十枚鸡蛋。你会把它们放哪儿？你会把它们随便放吗？不，你会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放到冰箱里。女人是属于家里的。她们可以出门，但是需要丈夫的允许，除此之外，她们就该老老实实待着。”

当萨伊德刚进律师办公室时，他哭丧着脸。但是律师的自信似乎很有感染力，会面结束的时候，萨伊德甚至露出了笑容。律师告诉他，不要主动提离婚，这点很重要——如果瓦伊芭被迫主动提离婚，那么她从他们财产中分得的部分就会少很多。他警告萨伊德不要把他们的策略告诉任何人。“把秘密藏在嘴巴里，”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真主给我们安上了嘴唇。”

这场争端从头至尾我只见过瓦伊芭一次。上庭时，是我陪萨伊德去的。双方都对一个法官做了陈述。萨伊德穿着格外破旧的衣服，因为律师告诉他以贫穷的形象露面会让他的胜诉几率精准地增加百分之十五。陪同瓦伊芭的则有她的律师，她的母亲，她的嫂子以及她的三个小孩；她戴着黑色面纱和手套。当她发言的时候，我和萨伊德被要求前往隔壁房间。开庭前一天晚上，她发来一条短信：我要上法庭宣誓了，我要毁了你。我一直很喜欢跟萨伊德交谈，因为宰马利克岛这里的一切细节都逃不出他的眼睛。但是我注意到，他似乎没有具体地谈起过他的妻子。他经常告诉我，她是疯子，她的脑子不开窍。但有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跟我一样，都不了解瓦伊芭。在他的口中，瓦伊芭是完全空白的，像个裹尸布中的死尸，毫无个性。萨伊德在宰马利克岛所展现出来的一切技巧——他的远见，他的圆滑，他跟形形色色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只要一涉及到他的妻子，似乎都蒸发了。她让萨伊德感到害怕。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埃及女人普遍也让人感到害怕。在男人眼中，她们就是吵吵闹闹，对男人穷追不舍，还会吓唬法官的疯婆子。
　　
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瓦伊芭会变得这么愤怒。萨伊德把这一切都归罪到钱上，但这个可能性不大。他的几个邻居告诉我说，真正的问题是萨伊德花了太多时间在宰马利克岛，忙着建立自己的人脉网，而瓦伊芭则被困在 ashwa’iyat，照顾三个幼小的孩子。这是否是真相，我们无从得知，就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瓦伊芭突然就撤诉了。见了这么多次律师，做了这么多次陈述，发了这么多条威胁的短信，在最后一刻，瓦伊芭退出了。她决定不再申请离婚，她把她工厂的工作辞掉了，萨伊德也回到了他在阿尔德里瓦的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去年，穆尔西被迫下台后，军队再度掌权，我的一个朋友表示这“像一个循环往复的革命”。她解释说：“又回到了出发点。随着我在埃及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愈发感受到，在一切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无法名状的挫败感。它不单单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我身边的中产阶级，甚至上流人士也和萨伊德一样，家里吵得不可开交。同样的，正如萨伊德一样，他们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了熟悉的生活。他们的不满更像是在抱怨，而不是个要求——人们说不出想要什么，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总之，他们渡过了难关。日子还是在循环往复。防火梯上的垃圾每天早上都会及时被清理。晚上，萨伊德有时会来我公寓喝酒聊天。他走之后，我妻子有时会问：“他们真的复合了吗？”反正他比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健康快乐多了。而且，每周四晚他又开始吃曲马多了，这玩意儿可不是白吃的。
　　
来源：译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