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回忆录的人每每声称系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言之凿凿，却不提供任何旁证；此种“独家秘闻”，作者不能坐实其“有”，读者却也很难断言其“无”。无奈人云亦云，三人成虎，最后也就都成了“事实”了。
左起：周建人、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姓名不详、鲁瑞（鲁迅母亲）、周作人、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及其孩子。
拙著《周作人传》于2009年1月出版。同年底重印，在不改动版面的情况下，对某些内容稍有修订。当时声明：“此外尚有可用的新材料，只好等以后再行补充了。”现拟印行新版，正有机会增订一番。所做的事计有两件：一是“增”。新补充的材料大多是这几年报刊上所披露的，亦有先已揭载而我在写《周作人传》时未曾寓目或未予重视者，其中包括周作人1962年10月15日所作《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一文，这是他对自己这一段经历唯一较为详细的叙述，发表在2007年1月《文史资料选刊》总第一五一辑上。另外，《周作人传》完成后，我陆续写了十几篇文章，于周氏生平与思想方面有些新的意见，这次也择其要者增补到书中。
二是“订”。且举两例：其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滞留北平，我在《周作人传》中引用了1938年3月20日《戏言》第一期所载《复某君函促南行》中的话，以见他当时的态度。及至后来看到2012年2月《鲁迅研究月刊》第一期上的《古越周作人先生稿札》，才知道此函系1937年11月13日写给张一渠的，在《戏言》发表时有所删节，其中“而舍弟在沪，妻儿四人，不能不由此间代管”，原信作“而舍弟携其情妇在沪，妻儿四人舍弃不顾（近一年来不寄分文），不能不由此间代管”；“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并非上海的那位）亦在，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原信作“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并非在上海的那一位）亦在，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今即据原信予以订正。
其二，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939年1月12日项下有云：“收伪北京大学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聘书，即复函接受这一聘任，并在当日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复云：“……当天的日记中却是这样写的：‘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二书作者应当是看过现存全部周作人日记的，而正式印行的周氏日记只到1934年为止，以后他人著文涉及此事，均从前述年谱、传记，我写《周作人传》时也不例外。而倪墨炎著《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则云：“此事虽然几天前已口头说好了的，但周作人仍然在苦雨斋书房里踱步一阵，闷坐一阵，闷坐一阵，又踱步一阵，比往日多吃了几壶苦茶，终于函复表示接受。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我的书出版后，承周氏后人告知，那段日记引用有误。待看到日记原件，该日的内容是：“上午写发各处覆信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晚又代和森收委令一件”，“发信”栏所列为“耀辰 玄同 孟华 重久 松雄 村上 芸子”，又于“受信”栏“一渠快信”下注“复”。据此，周氏日记有关内容似应断为“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这段话被认成或改成了“而事实上不能不当”，意思就有些差别，而当日并无“即复函接受这一聘任”一事。此番也据日记原件作了订正。
我虽然力所能及地对《周作人传》做了些增订，但有关材料的态度一如既往，要而言之无非“宁缺勿滥”四字。周作人的生平材料本来不多，其中不少又出现在他成了“反面人物”之后，而一旦如此，则不仅议论之是非，而且回忆之好坏，即往往服从于“定论”，或改或编，或减或增，在所难免。周作人曾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若是神则所需要者自然别有神话与其神学在也。”（《关于鲁迅》）那么反过来讲，如果大家把一个人当做“非人”去看，大概也不会满足于“平淡无奇的事实”。此亦未必一律出于授意，多半还是自觉而为。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或许正可以用来批评某些回忆录所写的内容。然而这里子贡不过是审慎地表示质疑而已，末了只得“反求诸己”。我们大概同样无法逾越这一限度。因为写回忆录的人每每声称系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言之凿凿，却不提供任何旁证；此种“独家秘闻”，作者不能坐实其“有”，读者却也很难断言其“无”。无奈人云亦云，三人成虎，最后也就都成了“事实”了。
至于后出的回忆录部分袭用先出的回忆录，或从被回忆者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中取材，但内容又有所添加，就更加真假难辨了。姑举一例：俞芳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有云：“一九三六年，我不在北京，听三妹说，大先生逝世，对于太师母，真是晴天霹雳。噩耗传来，她老人家伤心到了极点。……可是太师母虽在极度悲伤的处境中，仍能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尽量不在别人面前哭泣，只是在大先生逝世的第七天那一天，她老人家实在忍不住了，大哭了一场。她老人家说：一个女人，最伤心的是死了丈夫或孩子。接着说：端姑死得早，大先生卧病三年，他的逝世总有些想得到的。老四（椿寿）死了几十年，至今我还时常想到他，老大是我最心爱的儿子，他竟死在我的前头，怎么能不伤心呢。又说：论年龄，他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也不算短寿了。只怪自己寿限太长！如果我早死几年，死在他的前头，现在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
这里鲁老太太所说“论年龄，他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也不算短寿了。只怪自己寿限太长！如果我早死几年，死在他的前头，现在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似本诸孙伏园《哭鲁迅先生》（载1936年11月《潇湘涟漪》第二卷第八期）一文：“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俞芳作《谈谈周作人》（载1988年6月《鲁迅研究动态》第六期）复云：“记得俞藻一九三七年夏回杭州时，曾告诉我两件有关太师母和周作人的事：……鲁迅逝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太师母。事后，太师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来，我心里已猜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了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太师母接着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太师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这里“鲁迅逝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太师母”，和鲁老太太所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来，我心里已猜到不是好兆头”，似根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书：“她（按：指鲁瑞）虽然疼爱她的儿子，但也能够坚忍，在什么必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鲁迅去世的那时候，上海来电报通知我，等我去告诉她知道，我一时觉得没有办法，便往北平图书馆找宋紫佩，先告诉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觉得不好就说，就那么经过了好些工夫，这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看情形没有什么，两个人才放了心。她却说道：‘我早有点料到了，你们两个人同来，不像是寻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样迟延尽管说些不要紧的话，愈加叫我猜着是为老大的事来的了。’”
而俞文中鲁老太太所说“及至得知老大已经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了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则似袭自许广平《母亲》（载1937年3月25日《工作与学习丛刊》二集《原野》）一文：“爱的儿子死掉了，人家通知她，当时很镇静，不怎么哭，但之后不会走路了，寸步都需要扶持。她后来对人说：‘我听到了这消息，我倒不哭。不过两腿发抖得厉害，所以简直不能独自举步了。’这慈祥的母亲和儿子一样强硬，但精神却被打击得太惨了。”
以上所引俞文的内容，据作者称系听她妹妹俞藻所说。我觉得奇怪的是，鲁老太太对别人讲过的话，为什么要一而再地重复说给俞藻听；而俞芳文章中增出的内容，又写在“死无对证”之时——当时在场的鲁瑞、宋琳和周作人，均早已辞世，而且“披露”在此事发生四五十年之后。至于许广平文中所云“她后来对人说”的“人”是谁，许并未说明，但肯定不是俞藻，至少时间不合。周作人过去讲过：“若是别人所说，即便是母亲的话，也要她直接对我说过，才敢相信。”（《鲁迅的青年时代》）对照俞文，说是“歪打正着”也行，说是“一语成谶”也行。
好在我写《周作人传》，除对传主的思想与写作明显有影响者外，不大涉及这类家庭生活的内容。可以说我的兴趣本不在此，即如俗话所云“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且单凭保存下来的一点材料，有些事情实在很难厘清。说来我们只要不轻信，就算是很不错了。“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里同样用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