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是要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说起。
    一看到新闻，我就预感到：一群中医黑又该跳出来了。
    其中以“康熙得疟疾中医束手，洋和尚献金鸡纳立奇功”的故事被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被形容成了“一次中华传统医学抗疟之法大总结，和一回中西药学对决”（我就奇怪了，康熙成什么实验标本了？能把中医抗疟手段在他身上轮一遍？）
    结论无外乎：中医抗疟纯粹唬人，西医西药才是宇宙间唯一真理
    (╯‵□′)╯︵┻━┻

    “科普作家”京虎子的文章 http://weibo.com/p/1001603894815266836875
    文章既生动又刻薄，但看完了文章，且不说中医中药是否科学，作为一个长期在中西医结合感染科一线工作的医生，我首先不由产生了一个疑问：康熙真的得过疟疾么？
    你说是，我就信了？我得自己查查

    先从这个故事的出处说起
    故事来源于一封洪若翰神父1703年2月15日致拉雪兹神父的信，辑录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这本书作为西方汉学的重要奠基性著作，翻译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放心）
    大体说得是1693年初，康熙患病，洪若翰神父进献金鸡纳霜，康熙服用后病情好转，并获得赏赐的故事。

    追溯原文本，我发现了几处“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地方：
    1.全篇未提及“疟疾”一词，也未作出疾病的任何诊断，仅表示金鸡纳霜在欧洲是最受信赖的治疗“间歇热”的药物。
    2.康熙在服用金鸡纳霜前，已自行服用了某种西洋药粉（自行减量了一半），康熙自述“因为怕发烧影响到脑子”。
    3.信中未提及康熙发病时间，只提到了1693年7月4日他们入宫获得了嘉奖，同时发热时的症状和热型并未提及。
    4.康熙通告全城有相似疾病者都可入宫治疗，那三个光荣的志愿者存在间歇热的症状。（我大清宫廷药物临床试验标准流程╮(╯_╰)╭ ）
    5.康熙服药前，还有四个大臣提前试毒（我大清宫廷药物毒理试验标准流程╮(╯_╰)╭ ）
    6.康熙的太医由于不敢用西药被严厉惩罚（刑部判了死刑，后改为流放）

    究竟康熙得的是不疟疾呢？

    让我们先明确发病的时间
    先查了《清实录》明确了一下康熙那阵子的工作行程。
    丁未，上幸瀛台（A.D.1693.6.7 康熙跑去瀛台玩儿，现在那个地方...叫中南海）
    壬子，上宫回（A.D.1693.6.12 康熙回到宫里）
    癸丑，圣躬违和不理事（A.D.1693.6.13 康熙：我生病了！我要开始病假！）
    丙辰，遣官祭关圣帝君（A.D.1693.6.16 康熙：五月十三“磨刀日”祭奠关老爷，就算我病了也不敢忘啊）
    丁巳，处理国事（A.D.1693.6.17 康熙：烦心，病假都没法好好休）
    辛酉，夏至祭地于方泽（A.D.1693.6.21）
    壬戌，谕大学士等朕躬违和久未理事今已稍愈，奏章著照常送进（A.D.1693.6.22 康熙：好吧，我开始带病上班了）

     我从某个杂志上又找到了个出处不明的，康熙给川陕总督佛伦的请安折上的回复：
    基本上也和上述的发病时间相符，重要的是，症状描述得比较清楚。
    “我从11号开始出汗，16号开始打摆子，隔一天来一次，病重得很啊。好在30号就痊愈了。”

    但我仍有几个疑惑

   1.疾病发生的时间真的有蚊子可以传播疟疾么？北京当时有传染源么？

    疟疾由蚊虫叮咬传播，只有雌性按蚊才会传播疟疾。（雄蚊子？雄蚊子不咬人。。。）

    2011年，有机构统计了北京机场周围的蚊子种类比例，按蚊的比例仅为1.11%。

    但一项1991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中华按蚊（华北的间日疟基本上都靠它传播）的有效传 疟季节为5月8日 至 9月22日（比我想想得要早很多啊！）

    不过值得推敲得是，对有效传疟季节（也是疟原虫孢子增殖时间长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温度。
    而1693年处于小冰河时期里最冷的那一段（500年来那一段儿天气最冷）。

    现在北京的疟疾患者很少，11年有某医院统计疟疾患者，50例疟疾患者通通都是输入性疟疾（要么是国外回来的，要么是南方过来的），并无一例本地流行。在上海，我工作了不少年，也只遇上过一个（那姑娘是复旦的，大学假期跑去印度当志愿者，回来就发热了，热型还不规则，当时为了诊断费了好大功夫不提）。
    但17世纪的北京，有没有疟疾患者呢？
    京虎子的解释是“朝廷平三藩之乱，八旗兵深入南方疟疾疫区，回来的时候就把疟原虫也带回来了”（三藩之乱结束于1681年，时间间隔得也太长了吧）
    事实是当时南方以及长江流域疟疾本来就有流行。
    有学者统计雍正朝官员死亡原因，发现疟疾甚至是常见死因，但一般病死于疟疾的官员都为江淮或更为南方的官员，不过北方官员死亡疟疾者极少。（好吧，我没工夫去找康熙时期的）
    想想北京的人口流动性，过来几个南方人完全不稀奇。

    2.是否可以因为金鸡纳霜有效就推定康熙所患得就是疟疾？

    当时缺乏有效的手段找病原体：也就是疟原虫。（人类首先发现疟原虫还要等到1880年）。

    疾病的诊断全靠症状，中医对疟疾的定义是由于感受疟邪引起，以寒战、壮热、头痛、汗出、休作有时为临床特征的一类疾病，不仅仅是疟原虫感染，回归热、黑热病、病毒性感染等一系列表现为寒热往来的疾病都可能归于“疟疾”。

    当时的西医，整体的理论水平还没中医高明，事实上他们把疟疾称为“泥沼热”
    而金鸡纳霜，虽然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在欧洲，也当做一般退热药使用，甚至还作为补血剂（这个我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里看到的，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金鸡纳吃多了有可能会产生溶血性贫血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在服用金鸡纳之前，还服用了不知名的西药粉末，而且，还显效了！
    所以，事实是，康熙发热了。。。吃了中药，也吃了西药，然后高热变低热了。。最后吃了金鸡纳霜，热退了。。你说是哪个药起了作用？
    这好比一个细菌性感染的发热病人，我抗生素用了半天，他家属偷偷给喂了颗退热药，搞得我热型都看不清不说。最后家属还来了句：医生坑钱又无能，明明一粒退热药能治好的病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找谁说理去？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康熙感染的是间日疟原虫。

    虽然，康熙所患的是什么病还是有争议？
    但这家伙绝不是个好病人。
    发热出现起伏是自然规律，服药后需要一定时间缓解也是自然规律。
    好好的疗程被打断，自己要吃来路不明的药粉。
    换了你当主治医生你能答应？
    但康熙是皇帝，不答应也得答应。
    其实没吃金鸡纳之前，康熙的“热峰”已经下去了（对感染科医生而言，这就是成功了一半了）
    结果康熙硬是要吃洋人的药粉，还没吃死！！！（要知道金鸡纳霜可是有副作用的，不少人吃了会恶心、头痛、哮喘、皮疹，有些敏感的就直接溶血、休克、呼吸麻痹了）
    结果太医通通流放宁古塔，还要谢圣上不杀之恩
    真TMD！！！


    从康熙的故事，真能得出中医中药不如西医西药的结论么？

    首先，我要从金鸡纳霜的一个根本性弱点说起，它只能对疟原虫的红内期有效，对疟原虫的红细胞前期，红细胞外期及配子体期均无作用，对疟疾的传播、复发、病因性预防均无效。
    又说到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这位老先生可谓学贯中西，对治疗疟疾使用金鸡纳霜很有心得，但对其弱点也一清二楚。
    这玩意儿虽然见效快，但也容易复发呀。中医说来，叫做治标不治本。

    我特别好奇，当时康熙的太医给康熙开的是什么方子？

    于是我翻到了这么一本书：《清宫医案研究》（这本书有多牛，我看了下几个写序言的就跪了）

    可惜的是，其中虽然记叙了康熙患疟疾的医案，但，根本没有中医方子啊。

    既然没有康熙一代的，我大清两百多年，宫里总该还有人得疟疾的吧。
    我还真找到了。
    嘉庆年间南府首领禄喜暑疟（夏季疟疾，间日疟）的医案
   顺便说一句，南府没什么大王（萧峰：关我什么事儿），南府首领是太监总管。

    医案非常详细，理法方药样样齐全。
    太医从12日开始诊治，29日患者痊愈，历时18天。（从康熙给佛伦的信来算，康熙也病了19天呢）
    方子从七宝截疟饮，到清脾四苓汤，到达原饮，到调胃截疟汤，到温胆汤，到开胃饮（方子变得真快，不过也变得有道理，太医写医案，怎么说呢，工整得像教课书似的）
    但疗效一点也不差，服药四天后既有明显好转，后头近十天，都是在调理。
    我不敢说中医一定能治好康熙，但前三天效果不佳，皇上没耐心，依从性又那么差，闹着要吃来历不明的西洋药粉，你叫太医怎么往下治？
    你说中医中药一点儿没用？

    想想太医也不容易，绝对压力山大，无怪乎李时珍，刘完素想尽办法都要逃出去。
    皇帝吃的药，太医先要汇报记录，然后由太监监视着，将相同的两剂合在一起煎，煎完了分两碗，一碗太监和太医试药，一碗皇上喝。（要下毒不会下到碗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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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随便说几句个人见解，不引战
    从临床医生的立场来看，中医西医，能结合就结合，不能结合就不结合，哪个更有效就用哪个。
    这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再才是技术问题。
    前提是，医生既要懂中医，也要通西医，两个都不懂，哪知道哪个有效？
    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