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的时代，美国意味着两件事情：可口可乐和玛丽莲·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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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莫斯科街头的苏联青年。资料图片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慢慢开始了对外开放。1955年，苏联当局批准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禁止的外国人的旅游。对于以前几乎被完全禁止的苏联公民的境外旅游，他们也开始放松了。1957年，到苏联旅游的美国人有2700多人，而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则有70多万。但在这些苏联人当中，到美国旅游的只有789人。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让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十分好奇，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为数很少的美国游客和参加文化教育交流的来访者，招来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1957年夏，一位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情局的分析家和外交史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苏联各地旅行时就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列宁格勒城外，他和自己的同事被150个学生围在了一所农学院。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机会非常兴奋，也很高兴。他们甚至有模有样地列队护送这两位美国人去了火车站。

许多苏联公民都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在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版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Salinger）在内的大量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苏联各地的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有他们写的书。美国的电影成为好奇的公众了解新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二战后，国家权威部门曾经批准适当放映一些德国和美国的影片。它们是作为战利品在欧洲得到的，其中大多是音乐片和轻喜剧，还有肥皂剧。对于这些电影的放映，苏联民众无论老少都是兴高采烈。美国的电影音乐，尤其是格伦·米勒（Glenn Miller）乐队的摇摆乐，与俄国的经典曲目相比，人气毫不逊色。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muller）的《人猿泰山》系列剧以及迪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管家的妹妹》，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罐头食品、定量供应卡和没有父亲的童年一道，成了这代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解冻”期间进口的西方影片逐渐多了起来。莫斯科和外省的国营电影发行商，考虑到经济效益，都喜欢美国大片，并且赢得了与苏共宣传部门之间的官僚系统内部的斗争——后者对好莱坞产品在城乡观众中的巨大人气感到不安。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剧情片［由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DeMille）等执导］，由于其文化和宗教内容，广大的苏联观众并没有接触到。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看过尤·布里纳（Yul Brynner）的《七侠荡寇志》以及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和杰克·莱蒙（Jack Lemmon）等人的《热情似火》。它们对苏联观众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就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住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回忆的，这些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要大过后来所有的新现实主义或新浪潮作品。单是《人猿泰山》对于去斯大林化的作用，我敢说，就要超过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以及之后的所有讲话”。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Vasily Aksenov）回忆说：“有段时间，我的伙伴和我谈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电影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从臭烘烘的斯大林主义的兽穴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这种削弱反美宣传的酵素，主要是对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起作用。在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想使自己与苏联的过去拉开距离。他们不信任也不理睬苏联的宣传，而且还试图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按照西方的时尚标新立异。国家的媒体排斥他们，说他们是“懒汉”“寄生虫”和“赶时髦的人”。加特霍夫回忆说，他在1957年见到并与之交谈过的年轻人有几种类型。其中有些属于“天真”型，特别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尚未意识到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仍然相信有关美国的宣传。在年龄大一点的年轻人中间，有早早就犬儒化的“相信者”，也有在不加掩饰的西方主义和美国主义中寻找逃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苏联文化生活的“黄金青年”（golden youth）。对“黄金青年”中那些充满怀疑和幻灭感的人来说，美国的一切都是对付国家宣传的强力解毒剂。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想要“比美国人自己还要美国人”。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对许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温柔的”影响力。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摆乐二战前在苏联就一再被禁，冷战开始后又再度被禁。许多年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而且差不多只是为了“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也从1949年的50万部增长到1958年的2000万部。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到1954年要停止生产短波收音机，但苏联企业反而开始每年生产400万部这样的收音机——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特别受欢迎。该栏目的主持人，有着一副绝妙的男中音浑厚嗓音的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成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许多年轻人暗中崇拜的英雄。他们哼着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格伦·米勒的歌——尽管有许多词还不理解，听着艾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还有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即兴演出。后来又有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之音”的听众据说有几百万。美国音乐明星的唱片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要是能搞到一张外国产的黑胶唱片，那就会被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的磁带录音机开始改变了这一切，苏联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音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在“铁幕”上戳几个小孔，赫鲁晓夫及其反复无常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尽管强硬派在1956年底又占据了上风，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把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奇怪的是，要求苏联人民保持“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拿冷战作为理由，而为了进行温和的改革，以便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善意的苏联形象，也是拿冷战作为理由。在对匈牙利进行镇压之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都主张再次采取“和平攻势”。于是就有了1957年7~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节”，它对于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联欢节在和平时期做了二战最后阶段做过的事情。1945年，战争让俄国人进入了欧洲。1957年，苏维埃政权自己把世界介绍给了莫斯科。年轻的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出现在苏联首都的大街上。苏联人见识了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青年，他们的恐外心理和对告密者的畏惧几乎在一夜间便烟消云散了。联欢节的许多亲历者后来都觉得，这次活动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影响深远。爵士乐音乐家阿列克谢·科兹洛夫（Alexei Kozlov）认为，“1957年的联欢节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在联欢节之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同时也诞生了党和共青团的新一代官员——这些口是心非的家伙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是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确认为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消费品及总体生活水平上赶超美国。1957年，他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口号，这是他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斯普特尼克”号的巨大成功，让赫鲁晓夫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并不担心让苏联公民了解美国的成就。当1959年7月首届美国国家展览会在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开幕的时候，有几百万莫斯科市民蜂拥而至，参观美国人制造的产品并品尝百事可乐。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以为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后，就会对苏联政府背过身去。但是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这次展览对付美国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瞧，这就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会使我们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

不管赫鲁晓夫本来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这样的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

随着赫鲁晓夫时代的展开，在苏联有关美国的宣传中，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令人费解的说法：一种是经过修改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形象。其中，美国依然是苏联的主要“对立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被说成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另一种有关美国社会的说法则是相当正面的：在这个社会里，有敌人也有朋友，而且美国的技术成就是苏联技术进步的蓝图。赫鲁晓夫允许美国人在索科利尼基公园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成就，但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有关美国的饥饿、犯罪、失业和迫害黑人的故事。

美国的双重形象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在苏联，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给出权威的看法。1957年，苏联作协的官方周报《文学报》发表了原先居住在美国，后来又自愿返回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卡齐姆-贝克（Alexander Kazem-Bek）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公开指责美国属于和苏联及欧洲相反的“没文化的国家”。随即，反对文化排外的伊利亚·爱伦堡就发表了反驳文章。他写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场争论非常难得地让人隐约看到，在国家官僚系统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中，排外集团与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