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我的孩子不会很快忘记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那一整天，他们都可以看儿童电视节目。

我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努力思考，该告诉他们些什么（也因为我很害怕带他们出门）。这次恐怖袭击不是远在天边的新闻事件，而是真切地发生在我们附近。伤亡最惨重的巴塔克兰音乐厅(Le Bataclan)，距离我们的公寓只有六分钟步行的路程。

与距离袭击近在咫尺的其他人相比，这是一段安全的距离。我的朋友卡梅拉(Carmela)住在圣马丁运河(Canal St.-Martin)附近，当她和女儿们吃晚餐时，听到了窗外的枪声。她八岁的女儿在1月《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枪击案后就有了经验，是第一个意识到事态有多严重的人。她问：“妈妈，是发生袭击了吗？”

“不，我确定不是，不可能是，”卡梅拉回答她。随后，她望向窗外，看见尸体倒在Le Carillon咖啡馆的地上，咖啡店的几扇门倒塌下来。

法国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制作了一些特别栏目，讲述如何向孩子谈论这次袭击，我如饥似渴地看完了。他们的建议都直接来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Françoise Dolto)，她的地位相当于法国版的斯波克博士(Benjamin Spock)。建议即是：诚实地告诉孩子。

自1976年起，多尔多博士就在她十分钟的广播节目里，回复来自家长的信件。她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孩子不需要一直保持无忧无虑，他们需要了解身边发 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在艰难时刻，家长也应该告知他们真相——常常要用简单的语汇，并帮助他们理解。如果孩子发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却没有人向他们谈起，情 况只会更糟糕。她建议带孩子参加祖父的葬礼，哪怕孩子还很小，并温和地向孩子解释：“瞧，这是你祖父的葬礼，人生总有这样一天。”

儿童“并非生活在火星”，弗朗索瓦·杜福尔(François Dufour)说，他是《小小日报》(Le Petit Quotidien)和其他两份法国日报的主编，这些报纸面向6至17岁的孩子。“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也要有底线，他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父 母不应该让孩子看到任何涉及暴力的照片或镜头。他说，“我对父母的建议是，从孩子们的提问开始。”

周日，杜福尔在编辑室召集了一群孩子，讯问他们关于周五晚上发生的恐怖袭击，都想知道些什么。这些问题（及答案）将在报纸的特别版刊出。一位名叫蒂奥多 (Théodore)的十岁男孩问，可爱的婴儿是如何长大成为邪恶的恐怖分子的。“如果是父母带大的，他们不可能变成恐怖分子。这毫无疑问呀。”他说道， “或许他们是被恐怖分子绑架来的人质？”

其他孩子想知道是否有儿童遭到杀害，恐怖分子是如何选择他们的目标的，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人，甚至恐怖分子是否喜欢足球或者摇滚乐。（杜福尔告诉他们，伊斯兰国发表声明，谴责巴塔克兰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令人厌恶。）

孩子们也不理解，既然紧接着也会让自己丧命，为什么还要实施袭击。（杜福尔平静地说，因为有些人愿意为信念而死。）

当天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也是我们成年人一直在问的：恐怖分子会回来吗？

没人知道答案。杜福尔表示，他所供职的报纸会报道警力增加和其他措施，但“我不可能说不会再发生袭击”。

《解放报》(Libération)的儿童特刊解释说，“发生的事情令人非常伤心，非常难以面对，但袭击依然很少见。不过目前，我们没法说不会再有袭击发生。”

周日当天，公园重新开放，咖啡馆里也满是人。我碰到了几个朋友，他们看上去因为能走出家门而松了一口气，但仍处于受惊的状态。此次事件中，枪口对准了我们这样的人：在 家附近吃饭的普通巴黎人。

一个朋友说，她9岁的儿子告诉她，针对记者的《查理周报》袭击事件过后他没有害怕，但现在却觉得害怕了。（她说，“我从这一点知道，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日当天，他也看了很长时间的电视。

另一个教小学的朋友对4岁的女儿说，“坏人杀害了一些人。”小姑娘什么也没说，但后来递给了她一幅画，画的是“死去的公主”。

听到窗外传来枪声的那个朋友，一直在努力回答女儿的所有问题：“我们会中弹吗？我们会死吗？死在旁边那家咖啡馆的人是谁？你透过窗户到底看到了什么？（枪 手在Le Carillon咖啡馆和街对面的“小柬埔寨”[Le Petit Cambodge]餐厅杀害了至少15人。）

我女儿想知道，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家附近就发生两起恐怖袭击是否正常。我问她，向小孩子讲述袭击的事情时，她有什么建议？她的建议是，家长讲述自己童年时发生过的类似事情，然后再描述自己是怎么克服的。

我努力回想类似的事情，最后告诉她我家被抢劫过两次，都是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逐渐恢复过来了。然后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好点了。

“中等，”她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已经算相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