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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怎样发起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

时间:2015-11-12 14:06:24  来源:共识网  作者: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走出蒙昧,奔向光明坦途的精神动力。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变革都无从谈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与胡耀邦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当史学家欲写信史之时,总会把这两个关键词交织起来。

  胡耀邦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顺利进行,他组织队伍、建立舆论阵地、发起冲击,进而又扩大影响。

  一、组织队伍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论语·卫灵公》。后人发挥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胡耀邦在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与志同道合者努力协同,为思想解放积蓄力量。

  没有一支理论队伍是不可能突破异常强大而顽固的教条主义的。胡耀邦深知思想解放的难度之大,危险性之大,所以必须有充分的组织准备。首要的就是准备一支理论素养过硬的队伍,随时发起冲击。而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当时有三支队伍。中央党校队伍,《光明日报》队伍,《解放军报》队伍。

  第一支是胡耀邦亲自率领的中央党校队伍。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把吴江、孙长江、沈宝详、孟凡等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敢打硬仗的突击队。这些理论工 作者,知识面广,他们精通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人理论上很前卫,敢做敢为。后来这支队伍逐渐扩大,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解 放潮流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了事,而是持续不断地全面地展开对教条主义的广泛冲击,为思想解放拓展更大的空间。

  第二支是《光明日报》社内部形成的一支队伍。为首的是杨西光,还有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如果杨西光仅仅把胡福明的稿子发表在《哲学》栏目里面, 恐怕就是一些研究、喜爱哲学的人看看了事。杨西光决定把胡福明的论文从《哲学》栏目里改为发表在头版头条,影响力一下子就变了。那是什么地方,是说明了在 高层领导和全国人民都重视的地方。南京大学的胡福明是这支队伍的外围干将。

  第三支是《解放军报》队伍,领导者是罗瑞卿,主要人员是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等人。

  从理论水平的实力、规模上来说,中央党校队伍可以说是主力军。

  从政治实力来说,解放军报最强。罗瑞卿的政治地位当时高于胡耀邦,说话更占地方。

  从舆论上看,《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里面的影响面大一些。因为《理论动态》这一刊物一般知识分子是看不到的。

  但是,胡耀邦整合了这三支队伍。

  2008年,胡福明与孙长江说,回想起30年前,“写文章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坐牢。”张东锋:《三十年第一次同登台,胡福明孙长江握手笑》,《南 方都市报》2008.12.3。“回顾起那段历史,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胡耀邦。胡福明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没有他的审定, 恐怕发不出来。’而孙长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同样提到了胡耀邦,‘胡耀邦同志几次的指示党校学员,由吴江同志牵头研究党史上的三次路线斗争,提到了两 个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张东锋:《三十年第一次同登台,胡福明孙长江握手笑》,《南方都 市报》2008.12.3。

  中国民间与国家机关,都有一些思想解放的人。林昭、遇罗克、史云峰、王酉西等,他们是民间的思想家。而张志新是党的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完全 是民间的。而在国家机关、党的机关、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理论工作者之中,有更多的思想解放之人。这些人只要环境允许,他们就会把思考的思想成果公之于 众。如果有人组织,这就是一支锐不可当的思想解放的队伍。问题是领军人物是最难得,是最稀罕的。谁是组织者,谁就是先驱者。当然在那种环境下,自己也是很 危险的。

  我们试想一下,建国之后,有那个领导人组织了思想解放的队伍?组织起来之后,就进行了短兵相接的突进。这一点只有胡耀邦做到了。

  在1961年夏季,周恩来意欲在文艺界发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个人崇拜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谈何容易?只能无疾而终!

  在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这支理论队伍中,吴江的贡献更突出一些。吴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思考缜密,写得精准,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个命题(孙长江也参与了这个题目的思考)。而胡福明的命题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胡福明的命题显然有不足,没有把实践标准作为“唯一”看 待,不知不觉地对其他标准留有余地。

  胡福明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散兵游勇,虽然南京大学领导没有组织他去进行讨论,但马沛文在一次研讨会上《光明日报》向他约稿了,原动力来自《光明日报》。显而易见组织者的重要性了。

  1977年6月,胡耀邦与原中宣部干部阮铭谈话,提出要阮铭到中央党校帮他办《理论动态》。他说:中国到了转变时期,弃旧图新,要研究新情况。 同年12月17日晚,在中央党校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胡耀邦与这个战斗的队伍说: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要满怀信心地提高,前进,一切要延期、降低的想法, 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有根据的。第一,从这个小范围来讲,人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第二,朋友遍天下。投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马文瑞同志来了,吴江也 抽出时间来。第四,我还和大家共命运。有此四条,应该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应该提高,不能降低。降低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同我联系,我每星期五来一 次,你们在每礼拜一或二晚上,陈维仁来,你们来一个人,出出题目,看看稿子,定稿由吴江。《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21页。可以说胡耀邦对 这个朝夕相处的队伍是恋恋不舍、谆谆告诫、满怀深情的。他鼓励说:“先驱是个崇高的称号,用这种精神办好我们的刊物。人家骂骂我们,数落我们几句,暗地里 放这么一枝冷箭,我看没有关系。你走在前头,人家还不打冷枪!“《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22页。

  二、建立舆论阵地

  当年,孙中山为了革命在东京创办了《民报》,陈独秀为了宣传新文化运动,主办了《新青年》的刊物,胡适等人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主办了《独立评 论》刊物。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不久,就找吴江谈话说,党校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提出要创办一个“理论性的刊物”。这样《理论动态》应运 而生。

  通过大家回忆知道,胡耀邦前前后后与吴江、孙长江、孟凡、沈宝祥等人都谈话创办刊物的问题了。

  孟凡回忆:1977年5月中旬,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讨论教学问题,散会后留下龚士其、郑宏璋、韩树英和我,说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商 量一下。他先向我们发问:“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我是想进的。”接着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 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任务是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 阐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我们这个刊物,不要长篇大论,不当重武器用,只当手榴弹用,向这个政治旋涡 里投下去,掀起点波澜就可以,一期谈一个问题,3天一期,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委、部队领导机关、地方地委以上领导同志;一个叫《中央党校校 刊》,是文献性质的,可以后一点出;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是向学员作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前两个刊物建议由孟凡 同志负责,后一个由办公室负责,学员部组织稿件。”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湖南党史》2001年1期。

  6月4日、6日、21日,胡耀邦连续多次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理论动态组”,具体研究《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在这几次会议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

  关于篇幅,胡耀邦说:尽量二千字左右,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可搞三页四页,四千字以内,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四千字。我的经验,太长了,领导同志, 包括省委书记,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走向反面。在重要观点上,起导向作用,下决心不要长,那就不但题目要惊醒,文字也要精炼。一期基本上一篇,一般二千字 左右,不要多了,多了没人看。《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64页。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各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座谈。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在会上发言,他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不能将“文革的重点是 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二是“继续革命”的任务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 革命;三是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当天晚上,胡耀邦就找吴江谈话说:“我们的刊 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五天出一 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就这样,《理论动态》创刊号于1977年7月15日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内第一个理论刊物出版。创刊号所刊登的就是吴江同志撰写的《继续革 命问题的探讨》,发行范围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负责人,中央党校学员人手一册。为了办好《理论动态》,胡耀邦让吴江组织了一个班子,在理论研究室 成立三个组即:理论组、动态组、外文资料组。孙长江是理论组组长。

  7月19日,胡耀邦对吴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引发的争论作出批示:“吴文议论纷纷,是好现象。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双百方针是发展一切事业的方针。”

  邓小平读到《理论动态》第1期发表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后,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打电话:“邓副主席看到《理论动态》第1期,他基本上同 意文章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7月22日下午对胡耀邦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不要搞散了。胡耀邦第二天向我们作了传达,大家很受鼓舞。当时担 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对《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十分赞赏,多次提出表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也都表示过对《理论动态》的支持。孟凡《胡耀邦和< 理论动态>》,《湖南党史》2001年1期。

  胡耀邦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刊物,如果我们把它办好了,就等于在党校的院墙以外,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事实表明,《理论动态》的确是一个“在党校的院墙以外”的“更大的党校”,发挥了它特殊的很大的作用。

  胡耀邦刚刚到中组部,看到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很多,还是觉得舆论跟不上,就说:“《理论动态》也可搞落实政策方面的思想批判。明年上半年,在思想上再来一次搏斗。” 《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27页。

  耀邦同志生前曾用幽默的语言跟我们说过他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他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三、发起冲锋

  五月份是一花独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胡耀邦与《光明日报》有约定,文章发表成犄角之势。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组织的理论队伍,可以说是一支敢死队。胡耀邦与杨西光可以说是互为犄角之势发起冲击,这是两个中央部门的协同作战。

  而胡耀邦自己勇当先锋、没有请示更高的领导和主管,如果上峰支持,当然很好;如不支持,反而陷于被动。真不如自己先抛出一颗手榴弹炸响了再说。

  胡耀邦为什么不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联络、磋商、沟通?这件事笔者三十年也没有看到准确的资料。现在只能推测一下。

  第一,政治家有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中央高层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局限性于他们都是政治家,也是懂理论,但是他们不是理论工作者。在政治上能看 清问题?在理论上、即从反映论、认识论、真理论却不能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中说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邓小平与1977年5月24日,对王震和邓力群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 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华国锋的局限性是存在“凡是”心态,对毛主席还缺乏客观的认识。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对毛泽东与感恩之心,无批评之意。除此之外,华 国锋也不是理论工作者,不可能详细论述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是看他对理论争论持什么态度,是扼杀,还是容忍,还是支持。华国锋最起码是容 忍,这是难能可贵的。

  完成这样的工作,写出洋洋洒洒逻辑性非常强的论文,这只能是理论家的工作,不是政治家的工作。胡耀邦没有与上峰三位领导人沟通,原因也可能在这 里。所谓理论家,不仅仅要有先见之明,更应该具备充分的理论素养,要了解历史上理论论著、理论论争的情况。理论家不仅仅要有先知先觉的水平,更应该具备洞 悉历史的发展脉搏,否则社会上需要理论家干什么?

  第二,胡耀邦想自己承担政治风险。批判两个凡是,不但承受政治风险,而且承受道德谴责的必然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背叛前辈的道德传统。不管 前人对不对,不能轻言批评。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独裁、屠杀、阴谋时,只是在中国部分知识界受到了欢迎,而中央高层对此是有巨大分歧的。毛泽 东说苏联人丢了列宁和列宁主义这两把刀子。都批评赫鲁晓夫,昨天还说斯大林是父亲,今天就说的独裁者。后来斯大林的暴君形象被披露了,才知道赫鲁晓夫是正 确的,是一个具有极大勇气的政治家。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林彪在5·16讲话中,说毛主席百年之后,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进一步宣誓中国那一天谁学习赫鲁晓 夫的背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反对背叛论的宣传。赫鲁晓夫背叛了斯大林,全国人民、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知道不能背叛领袖,已经形 成了思维定势。本来赫鲁晓夫是为国际共产主义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中国人在当时却批评他。中国人从什么角度?是从个人崇拜的角度看问题,非常狭隘。 现在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这个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胡耀邦自己去“背叛”,不愿意拉着别人。等把问题讲清楚了,把理论说明白了,思想上正本清源了,人们就自 然而然地站在真理一边了。

  六月份是春色满园关不住。

  胡耀邦联络罗瑞卿,与《光明日报》成三足鼎立之势。第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论,当时许多人都不表态。下面的人很担心,跑 来问胡耀邦说:“怎么办?”他说:“坚持住。”当真理标准大讨论遇到汪东兴等人的反对之后,胡耀邦产生过“冷却一下”的想法。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 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这是来自汪东兴、胡乔木、吴冷西的压力。

  胡乔木曾经到胡耀邦家里做说服工作,让胡耀邦放弃真理标准大讨论。

  但是吴江不同意,他百折不挠,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坚持写,为了扭转当时讨论陷入困境的局面,已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 的原则》。他去找《解放军报》,针对“两个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文章写好了,基于当时形势,正在发愁出路。只能 给了《解放军报》,也可能给了胡耀邦一份。这就促使了胡耀邦继续需求突破的办法。胡耀邦让自己的机要秘书梁金泉把吴江的论文直接送给了罗瑞卿,寻求声援。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胡耀邦没有停止脚步,而是联合了罗瑞卿,让军报参加,以壮声势。在此期间,胡耀邦罗瑞卿两个人通了多次电话,决定促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

  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一个理论爱好者,经常发表一些具有理论色彩的文章。罗瑞卿受害之深,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在高高的总参谋长、副总 理、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被诬陷,为了抗争,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一条腿。罗瑞卿非常相信毛泽东,为了保卫毛泽东,二十多年了费尽心思,最后得到一个反对毛 主席的罪名,情何以堪!

  其实,罗瑞卿关注真理标准大讨论是3月份就开始了,和胡耀邦是同时展开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余焕椿说: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奏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当即把《解放军报》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这篇文章虽短, 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很重 要”。他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支持这一观点。讨论尚未展开之时,罗瑞卿就以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护真理一边。 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日。

  5月份吴江找到了《解放军报》,姚远方喜出望外,认为此文正合军报需要,当即将文稿取走并向罗瑞卿作了汇报,随后把清样稿也送交给他。罗瑞卿看 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接着,罗瑞卿又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 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 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姚远方同志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就如何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 章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 日。

  余焕椿说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 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以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 批评。然而,这番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充耳不闻。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还在批评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 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否则就是反毛主席。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日。

  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罗瑞卿说:“这是一篇坚持马、毛泽东思想的好文 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 论以支持。

  华楠也证实,罗瑞卿同志从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写的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谈了5次,同他谈了3次。再加上罗瑞卿同志和胡 耀邦同志的多次联系,罗瑞卿同志细看了三遍,还自己看书动手查阅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指导对文稿的加工修改。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可见罗大将对此文的极端重视与谨慎。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 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 报》2008年7月2日

  胡耀邦和罗瑞卿二人嘤鸣其声,互为声援。他们具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一致的行动。古人把两个人最好的友谊境界称之为披肝沥胆,胡耀邦与罗 瑞卿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达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是背着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代表着正义、良知、真理,愤然而前行。他们一旦谨小慎微地墨守成 规,可能社会正义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可能官运亨通,平平安安,四平八稳地喝茶饮酒,但是民众的死活就没人管了。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离娄章句下》改变历史与社会的人,往往视生死与度外,不计生死毁誉。当罗瑞卿去联邦德国 去做治腿手术的临走之际,还对送行的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大板子打我。”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 社,1997年版,第143页。这是掷地有声的为民请命大丈夫的语言,呼应了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精神血脉,至今已成绝响!

  孙长江说,这篇文章其影响力甚至比第一篇文章还要大。原《人民日报》社长李庄同志的话说:“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 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程冠军:《孙长江细说“真理”一文刊发幕后》,《大众日报》,大众网2008-05-09 07

  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之后,形势急转直上,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纷纷相应。许多领导干部开始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谁的指示,但是知道不能落后,所以纷纷发表文章跟进,一时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江河奔流,势不可挡。

  十月是硕果累累。

  10月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呼应,一时间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军事学上有制高点之说,也称之为最高点,通常引申为作战时,在 某一范围内可居高观察敌情和压制敌人火力的最高地形、地物。在战场上,最难以攻克的是制高点,因为这里是敌人火力最猛烈的地方,攻下来伤亡最大。但是一旦 把制高点拿下来,其他的地方就容易控制了。在突破僵化的极左的教条主义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个人崇拜的迷信,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无从谈起。所以 胡耀邦选择了最艰难的真理标准问题向它发起进攻。

  四、政治帽子与华国锋的容许

  后来的实践证明,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个人崇拜问题顺理成章地容易解决了,平反冤假错案就容易解决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理论就容易澄清了,一些新的探索就容易进行了。否则,改革开放是一步也走不出来。这一系列硕果,都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汪东兴给胡耀邦扣了两顶大帽子:砍旗子;丢刀子。胡乔木给胡耀邦扣的大帽子是文章可能引起党的“分 裂”。6月20日,胡乔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对他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谁被扣上一顶大帽子都承受 不起,而胡耀邦能够承受三顶大帽子。在历史转折时期,下级带着上峰给扣的政治帽子,自己不在乎,毅然决然前进,历史能有几人?经历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 干部都怕了,“四人帮”被粉碎了,都想安度晚年,含饴弄孙了,而胡耀邦领导下的一群知识分子偏偏不信斜,他们赴汤蹈火、舍生取义!

  汪东兴的帽子还是在个人崇拜这里做文章,毛泽东去世了,不至于因为这个大帽子致人死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个人崇拜虽然还是不能批判,但是不至 于死路一条。从某种程度上说,汪东兴的说法按照过去的一贯作法,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因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确实实涉及到“旗子”的问题,涉及到毛泽东的 问题。虽然“砍”字说差了。

  仔细看,似乎胡乔木的引起党的“分裂”的帽子更大,是更现实的罪过。砍旗子、丢刀子是理论上的错误,而引起党的“分裂”是政治性极强的错误。犯了这个分裂党的错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应该立即处理的,并且怎么处理都不为过。

  检索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给别人扣的帽子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似乎最大的政治帽子就是给胡耀邦扣的这个引起党的“分裂”。 这位老同志下了狠手,必欲一战而胜,让胡耀邦罢兵!胡乔木一直是党内理论权威,自居之,人捧之,他亦当仁不让。当他看到胡耀邦举起了思想解放的大旗,成为 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与旗手做何感?

  但正如胡耀邦所说:“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引自杨西光评价胡耀邦)

  真理标准大讨论获得成功,与当时党内最高,依次排序的三个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有关。

  胡德平说,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传达: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 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 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杂志2008年第17期。

  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决心把华国锋主席拉进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的后盾。如果这个想法成为现实,几乎所有的阻力都会瓦解。如在《理 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续篇,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胡德平说:“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 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杂志2008年第17期。华国锋可以说是与思想解放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的。

  叶剑英当然支持胡耀邦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了。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

  两个多月之后,胡耀邦回忆:“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们的情况,谈了几个东西。他说:哦!你们《理论动 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 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开始时讲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 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的谈话。)

  一年多之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悄然落幕,没有与全民族的思想启蒙汇流,这是历史性的遗憾,这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兴趣转移有关系。尽管如此,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打破了坚冰,开辟了航道,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非常巨大!

  2010年10月初稿,纪念胡耀邦诞辰95周年。

  2015年10月定稿,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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