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农村的“计生”标语

 

 

其实控制生育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创。16世纪，中国引入美洲高产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玉米等，不仅带来了一场农业革命， 更带来了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爆炸。自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及知识阶层对待庞大人口的态度一直犹疑不定：一方面，中国众多的人口被视作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优良人力资源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广大民众又常被认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包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共政府对待节育的态度摇摆不定。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坚决反对计划生育。1954年，刘少奇主持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称“党是赞成节育的。”1957年，马寅初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在接下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后，说了一句：“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并且还加了一句： “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其实，虽然马被视为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中国的代言人而遭到批判，中国政府自七十年代初起已经开始逐步提倡节育，最初的政策是提倡“晚、稀、少”——“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之间的间隔要长，“少”即减少生育的数量。然而，虽然这个基于自愿原则的政策已经成功地将生育率降了下来，但仍在1979年以后被更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所取代。这一人口控制模式的急剧变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密不可分。

毛时代的“人多力量大”的群众路线被抛弃后，78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及人口治理模式向科学主义转变。如胡耀邦所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成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科学的春天”也进入并主宰了人口政策的领域。值得重视的是，开始实行强制性的一胎政策的时段正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的时机重合，在此当口，低生育率经过“科学论证”，被认可为中国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的研究表明，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群航天物理科学家。在一本叫做《增长的极限》的书的启发下（该书由几位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在1972年发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电脑模拟的方式讨论人口爆炸的危险性。），这批科学家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学演算模式应用于人口学，最终推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化”。

 

1979年一胎化政策确立以来，1982年，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这种强硬的措施遭到了不少阻力，从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放松。1984年起，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即头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最近的改革是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但出乎意料的是，符合政策的家庭选择生二胎的比例偏低，大概在5%到10%左右。

因此，今年十月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等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即不论是不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妇都可生育两个孩子。这其中的一时引起了热议主要原因是，据经济学家分析，当前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已经大大减少了人口红利，年轻劳动力的缺乏会降低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造成经济停滞，尤其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而国家养老金储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养老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最新提出的口号是“二孩生下来，经济搞上去”。这其中暗示着这样的政策诉求：通过生育率的提高，拉动内需、增加劳动力、持续推动经济发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网友PS的新版标语

 

 

中国的生育政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摇摆的道路，随着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民国时期“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到八十年代电脑模拟的科学模式，再到最近要求增加人口红利，放开二胎的经济模式，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是男权中心的声音和视角， 而没有去留心倾听的，是那些政策的最直接的承受者们发出的声音：这里面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生育任务的直接执行者：女性；另一是生育政策的产物：孩子，尤其是女孩。

节育，乃至绝育可以有多种方式方法，对男女均可实行。然而，从“一胎化”政策伊始，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提出的“一胎上环，二胎绝育”就是特别针对女性进行的身体管理和摧残，其中由国家代表的男权暴力色彩一览无余。

对于这种暴力性的身体控制，国外批评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尤其在以基督教立国，相信生育是基本天赋人权的美国，大量主流媒体都大肆攻击国家对于个人生育权的限制，长篇累牍地报道强制妇女打胎的残忍和不人道，尤其喜欢渲染血淋淋的身体细节——女性的身体及生育再次变成了一个“后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战场。

学者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查更为深入和完整，也保存了珍贵的女性声音。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陈俊杰在东北农村进行了数年的田野工作，考察农民如何应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他的调查研究尤其突出了女性的身体所遭受的暴力对待。在陈详细记录的无数农村妇女被强迫流产的案例中，有一个例外格外值得深思：在东北某个村庄里，有一位妇女因为是基层干部，从而得以以权谋私，几次逃过了计生办的制裁，接连生下了好几胎，但都是女孩儿。

这个特别的案例不由让人联想到《秋菊打官司》里的村长，因为是当地的“土皇帝”，便可以不遵守“国策”，生了好几个女儿。固然，我们可以把发生在这位妇女干部身上的真实故事解释为和电影里男性村长一样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徇私舞弊；但另一方面，她相对于普通农村女性所拥有的更大的政治权力，也许反而剥夺了她在家庭内部的关于生育的选择权：正因为她的政治身份使得她有逃脱计划生育的可能性，面对丈夫和婆家要求传宗接代的要求，她反而没有了借口去推诿。这种两难困境体现了吕频老师所说的从国家的强制不生育到家族的强制生育，无论是哪种情况，女性的选择都未受到重视。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与之相对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希尔· 盖茨在台湾海峡两岸所做的田野调查，研究表明在台湾（台北及周边）和大陆（成都及周边），尤其是在私营小业主这个阶层中，生育率有大规模的下降。通过大量访谈，她发现成都育龄女性面对婆家要求生二胎，求男娃以延续香火时，大都援引“计划生育”政策作为靠山，理直气壮地一口回绝。同时她们因为经营和投资私有产业而对家庭作出了巨大经济贡献，用经济生产代替了人口再生产，从而保证了她们在家里的地位。这也说明国家和个人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的个人成员，也因为性别、辈份、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种种因素而对生育抱有不同观念，因而会援引不同公共话语（比如“多子多福”传统伦理，和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甚至更为古老的妇女解放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来达到个人的目的，维护个人的不同利益。

除这些巧妙“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为自己谋福利的妇女之外，从某种程度上，独生女可能是中国广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在城市里，女孩和男孩享受了近乎平等的父母的关注和情感投入，以及物质条件和受教育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安马斯特学院的人类学家冯文特别针对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出版了《唯一的希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一代》一书。正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所以这一代独生女，尤其是城里孩子，得以在成长过程中享受了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但同时也肩负着父母更高的期望，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

独生子女一代出生的城市女孩，在教育方面父母和师长基本上鼓励的都是努力向上，包括和男孩子同等竞争等。因此，在教育期间不容易感觉到有明显的歧视。而这种良好的感觉往往持续到大学毕业找工作时终止。那时，被家庭和学校保护的独生女便发现，很多“好单位”不仅不要外地户口的，并且还不要女性，因为她们要谈恋爱、结婚、生子，会耽误太多工作，不是理想的雇员，更不可能是未来理想的领导。

 

当然，求职之外，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可能也会让女性第一次体会到针对不同性别的双重标准，那便是恋爱和婚姻，或者说恋爱和婚姻的缺失，也就是现在主流媒体上甚嚣尘上的“剩女”问题。这一群体中有大量来自城市家庭的独生女，在她们的成长轨迹中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自小到大，作为家里“唯一的希望”，她们接受的教育是力争上游，在学业上和同龄男生一较长短。

但一旦接受这套规则，成功考入大学以后，她们面临的却是另一套价值观的转换：如何重新性别化，成为一个更具女性魅力的自己，在婚姻市场上成为“抢手货”，以及如何顺利接受婚后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成为一个成功的妻子，乃至母亲，享受亲密家庭关系所带来的情感慰藉。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她们不愿，或不能进行这样的“自我进化”（或退化），就会变成所谓“剩女”，遭到主流媒体——包括妇联网站及下属刊物——的同情，批评，乃至妖魔化和污名化。

“剩女”们面对的价值的断裂与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性别政治息息相关。随着国家从私人领域的撤出，以单位为纽带的社区的消失，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流动，中国的家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

在我的《家变：当代中国文学与视觉文化中的婚姻裂痕》一书中提到，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变革所造成的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可用核心化、私有化、和性别化来概括：核心化即越来越多的家庭由夫妻两人和他们未成年的孩子组成，传统大家庭模式已经比例越来越低，尤其在大城市里。

私有化首先当然指的是家庭空间的私有化，即取消单位福利分房后，住房变成私有商品自由买卖，给中产阶级实现个人梦想提供了一个空间的衡量指标，这也意味着家庭空间的阶级化。

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福利的不断消减，传统大家庭和社区的消失，养育下一代也成为了核心家庭的私人职责。而具体到家庭内部，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照顾家庭、养儿育女的职责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担，也即家庭空间的性别化。

在当下中国社会，随着一系列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将家庭空间与女性“天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加以自然化和情感化的过程，不仅起到了潜移默化，规训女性自我想象的作用，并且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转型期大量解雇工厂女工（美其名曰让女人们回家）提供了最佳借口。

近来中小学教育的“减负”行动更是意味着核心家庭的“加负”，父母，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母亲，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来保证孩子的教育质量和健康成长，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工作。

这些日益高昂的育儿成本也造成了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遇冷的情形。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父亲在儿童养育里的普遍缺失，湖南卫视的明星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才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创造出一个与现实背道而驰的理想父子关系，收视率从而一路飘红。

在这种原子化的家庭结构及男女严重不平等的性别政治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了“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就真正有生育自主权了吗？答案可能正相反，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到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对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不再是独生女的孩子来说，如果家庭不能负担愈益沉重的养育负担，她们是否还能和男孩子一样享受到同等的关注和教育机会？对于求职的女性来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她们是否会遭受更多“好单位”的拒绝？对于婚龄女性来说，她们是否面临着“剩女”和“剩妈”之间的两难选择：不愿生便被男方嫌弃变“剩女”，而生二胎便被职场嫌弃变“剩妈”。

当然，没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形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大规模的发生。要给予女性真正的生育自主权、选择权，放开乃至取消强制性计划生育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步。我们更希望看到在调整生育政策时女性的福祉也被纳入议程，而不仅仅只是出于增加劳动力、预防养老（国家和社会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也以家庭内部的女性劳动为主），以及给更多的单身汉提供配偶等等经济主义的数字化考量。

在立法层面，我们也期待看到会有更多相应的对女性权益的切实保障出台，同时，在职场，家庭和文化层面，也会有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参与对性别歧视，乃至对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斗争和反抗，让城市中产女性以外的群体也能参与发声和行动。只有在这样一个更为多元和公正的社会里，女性最基本的生育选择权和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才能得到真实有力的体现，而不仅仅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里的一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