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七年半之后，50岁的《纽约时报》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终于要离开中国了。
通常时报不会让记者在同一个地方外驻超过三、五年，担心这样会让记者失去新鲜感。不过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时报发布了一系列对中国“不友好”的报道，2012年，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称自己未能获得中国签证，而一些新记者也未能获得签证。2014年，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习近平说，外国记者的签 证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
因为新记者拿不到签证，老的时报记者就一直呆在中国。不过，就在今年九月底，储百亮宣布，他终于拿到了签证，可以回北京办公了。时报人员告诉凤凰网，这与习近平访美有关。
与此相关的一个结果是，驻华七年半的杰安迪要离开中国。
“他们不让时报在中国的记者名额增加。储百亮来，我就得走，”杰安迪说。
2001年，纽约时报对美国“911”事件的报道获普利策奖，杰安迪就是获奖团队的一员。他于2008年4月开始驻华，写过陈光诚出逃、薄熙来落马、Google退出中国等。
尽管已经是个“老”记者，杰安迪工作非常勤奋。在中国七年半，他写了一千多条报道，每年写稿都在200条左右，绝大多数都是深度长篇报道。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比如最近的天津爆炸，他几乎每天都有稿。
为什么工作如此勤奋？“我想就是有种责任感吧，看到好的新闻故事，你不得不写下来。当然也有竞争者的关系。”
“走出去，跟人们交谈。”谈及做记者的“秘笈”，杰安迪反复强调的就是这句话。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会突然停下来，兴致勃勃地问来收盘子的餐厅服务员：你是哪里人？来北京多久了？为什么决定来北京？你觉得中国梦是什么？
杰安迪最近写的一条稿子，是关于新疆一起袭击事件。事实上，杰安迪在中国的报道，很大一部分都与新疆有关。
近日在twitter上，杰安迪发了一些在新疆采访的花絮，比如下面这条：“那些对中国不好的话，就别翻译了，”她（当地一位姓杨的宣传部官员）告诉我们的翻译。她不知道我们也懂汉语。糟糕。”
即将离开中国的杰安迪说：“要离开中国的朋友们，我觉得伤感，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故事，需要有人继续来写这里的故事。”
对话
谈新疆：我建议所有中国记者都去新疆看看
凤凰资讯：作为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有哪些困难？
杰安迪：我想新疆最为困难。很难找到人愿意跟我们说话。如果他们知道你是记者——如果你是旅游者还好些。有时你慢慢跟他们相处，跟他们一起吃饭，很小心地问他们，现在生活如何，他们会非常紧张地左顾右盼，然后可能说一点点。
凤凰资讯：你花费了大量精力报道新疆的故事。作为纽约时报记者，你们去新疆报道都得在宣传部官员的陪同下进行吗？
杰安迪：不会。有宣传部官员陪同，只是在某个城市而已。在另一个城市也有宣传部的官员来找我，我说我马上就走，而且我不是来采访的。他就算了。
凤凰资讯：你去新疆之前要向中国官方报备吗？
杰安迪：不会。不过他们一定会知道。他们如果来找我，我就跟他们周旋。
凤凰资讯：你曾在一篇访谈里说，你会把手机关机，把SIM卡拿出来；你通常直到很晚才去住酒店，因为一拿护照住店，官方马上就知道了。尽量少跟公安机关的人打交道。
杰安迪：在新疆的时候，住店时他们并没有要我出示护照，但公安还是找上门来，然后我意识到是我的出租车司机向他们报告了。
凤凰资讯：他们是看到外国人，就主动向警方报告吗？
杰安迪：我们先是被警方截停，警察跟他说了些话。他回到车上的时候，我问他，警察说啥了？司机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就算了。第二天——其实我们 跟司机混得挺熟的，我们有很多时间一起度过，他也跟我们说一些他私人生活的事情——我们一起吃午饭，他突然说：对不起，我要给我的女朋友打个电话。他离开 了10、15分钟。后来我就见到警察来了。我意识到肯定是他去告诉警方了，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在那里。很可能是警察交代他，要报告我的行踪。
我不怪他。我可以理解。是警察让他那么做的。不过这样的事情很典型，新疆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一旦见到不寻常的事情要向警方报告。
凤凰资讯：这个出租车司机是汉人吗？
杰安迪：是的。不过我也见过做这种事情的维族司机。几年前在喀什，我想去一个刚刚发生一些事情的县城，结果每一辆出租车都跟我说，你先等会，待会有人会来接你。我没办法，只好自己走开。我想他们是通知警方来找我吧。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县城不能让外国人去。
凤凰资讯：你去新疆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会带个助手？
杰安迪：有时我会带个助手，但有时我们会分开，这样会容易些。
我建议所有中国记者都应该去新疆看看，匿名发表一些报道也好。你们跟当地人交谈会更容易。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发表这样的报道很难。我觉得新疆是中国最有意思的地方，很复杂。在新疆，维族人就不能随便跟我这样的外国人说话。他们都很害怕。他们知道你是记者，就不愿意见你。
谈离开中国：感受复杂
凤凰资讯：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来中国呢？
杰安迪：我在大学里学过中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武汉教英语。我是1998年加入时报的。2008年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当时发生了许多事，西藏动乱，汶川地震，时报中国站需要更多人手。我本来只是过来短期帮忙的，原来只打算呆六到八周，结果一呆就是这么多年。
凤凰资讯：驻华七年半后，就要离开中国了，此刻感受如何？
杰安迪：感受复杂。要离开中国的朋友们，我觉得伤感，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故事。比如关于人权等等，需要有人继续来写这里的故事。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有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沮丧，比如对律师的打压。也许离开一阵是好事。
还有另一种事情让人沮丧，当你跟一些被洗脑的人交谈。这些人也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对翻墙毫无兴趣，对世界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不过回头想想，美国也有很多笨蛋，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笨蛋，到处都有被洗脑的人吧。
凤凰资讯：离开中国后你有什么打算？
杰安迪：回纽约后，我想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把我离开中国前收集的一些故事写出来。最近这两个月我写稿不太多，主要是在收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也许不是新闻，是中国某些小地方的小故事。
凤凰资讯：你会打算像前《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潘公凯那样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吗？（潘公凯在离开中国后出版《走出毛的影子：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一书，书中描写了率先披露SARS疫情的医生蒋彦永、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盲人律师陈光诚等人的故事）
杰安迪：我没有这个打算。写书挺不容易的，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我不想成为又一个写本书来描绘中国的外媒记者。也许未来我会，但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凤凰资讯：你是纽约时报驻华时间最长的记者吗？
杰安迪：储百亮是驻华时间最长的。他呆了十几年。我们还有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编辑驻华时间也比我长。我比黄安伟（Edward Wong，另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早来几个星期，我们驻华的时长差不多。
谈中国：中产阶级会想要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凤凰资讯：驻华七年半，你的邮箱曾经被黑，采访中曾被推搡。你会不会担心，发生在何伟身上的事也发生在你身上，比如接受采访后，把你明明没说过的话栽到你头上？
杰安迪：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事实上，驻华七年半以来，我很少经历被骗。我想我唯一被骗的就是有一次我家烤箱坏了，我联系了一家号称销售意大利进口设 备的公司，他们说给了我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是2500元。最后发现这是个有点复杂的骗局，实际上跟我联系的那个人并不是那家公司的，后来我发现那家公司卖 的烤箱通常只卖三、四百。
我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好人。是的，你会听到各种各样外国人被骗的事情，但也许商界人士被骗的机会比较多吧，而我只是一个记者。当然比如你到某些农村，买东西的时候明明只要三块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要价七块。也就是这类的事情而已。
我想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老百姓。比如如果你不腐败，你的仕途就没有前途。如果你想升官，你不得不与你的同僚同流合污。
凤凰资讯：当你回到美国，如果有美国人问你，中国是什么样的？你会怎么答？
杰安迪：我得说上至少十五分钟。中国是个很棒的地方，我鼓励所有人都来看看，这里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物质变得丰富……然后你看到这些二十出头的 年轻人，有时我觉得他们充满希望，有时我又不太肯定……长期来说，我对中国保持乐观，中国会变得更好。因为所有变得富裕的国家，都会慢慢变好。中产阶级会 想要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这里充满了创业精神，人们很勤奋，非常努力地想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美国现在有些小镇的气氛是很压抑的，经济不好，店铺空置，人们不想干活。在中国，政府很善于解决某些问题，城市里一切运转得很好。中国人也很友善。这些都是正面的东西。
我也会告诉他们关于中国负面的事情：这里太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世界了。如果你只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也许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是个艺术家、记者，可能会很难。
凤凰资讯：你觉得这些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有变得越来越糟吗？
杰安迪：是的，近年来恶意越来越多。这次我去新疆，中国的飞机上不允许开手机；而国外飞机上，只要开飞行模式就可以——因为这并不会影响飞行安全。 所以我就开着飞行模式，拿衣服盖着偷偷看手机。结果我身旁的一个人就去找空乘人员“告发”我。当时他也很不礼貌。我说：你可以告诉我，我关掉就是了。在外 国都可以这样用。而他说：你们美国人就是不守规则！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很强大了，不用受你们美国人的气！
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很友善的。不过像《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还是影响了很多人，使他们痛恨美国。尽管他们痛恨美国，他们还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到美国去。
谈时报：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新闻原则
凤凰资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强大，外媒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仍以批评报道为主。为什么呢？
杰安迪：也有一些外媒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他们驻华记者没有我们多，可能影响力也没有我们大。
我想是因为时报真的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自己的新闻原则。我们也犯错误，但我相信时报绝大多数记者、编辑和管理层，都相信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新闻原则。如果你妥协，你就失去了你唯一所有的东西。
看彭博社，他们就失去了业界和读者的尊重。我们仍然拥有读者的尊重和信任。如果你想要人们信任你，你就要站起来维护你的新闻原则。
我们并不是想要专门去攻击中国政府，或者想要颠覆它。只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看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我们想要报道真相。我们不会想：这是不是会损害中国形象？我们只是想：这是个很棒的新闻故事。
凤凰资讯：在写这些很棒的新闻故事的时候，你们会如何做到平衡？
杰安迪：我会尽量使我的报道平衡，但在中国这一点似乎很难做到，因为你无法得到另一方的说法。政府官员不愿意跟外媒记者说任何事情。在美国，如果你 写一个抗议者，你总能听到另一方的声音，无论这一方是某个公司，或者某个地方政府，你总得找到人。在中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接听你的电话。所以我们无法获得 另一方的声音。中国这样做其实对自己很不利。
凤凰资讯：有些外媒记者会千方百计去接近中国高层官员来“套料”。你好像很少这么做。这是你个人风格，还是时报的风格？
杰安迪：我个人风格吧。储百亮在这方面更为擅长。首先我的中文不够好，其次我个人风格也不太喜欢喝酒应酬。相对于高层政治，我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当然两者都很重要。不过感谢上帝，有别人喜欢做那类题材。
谈做记者：尽量与中国人交朋友
凤凰资讯：对新来中国的时报记者，你会有什么建议？
杰安迪：尽量学好中文，与中国人交朋友，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你很容易跟其他外国人混在一起，但还是尽量与中国人交朋友。
要注意的是：不要让别人、你的信源惹上麻烦。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比如我最近采访北京附近一个度假村，他们把一切弄得像美国西部牛仔小镇一样，我觉得很有趣。但他们很紧张，要审稿什么的，他们希望控制采访全过程的欲望非常强烈。
凤凰资讯：这种对外媒的恐惧情绪是不是很普遍？
杰安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名中国朋友邀请我和他的家人一起过春节。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后来却听到了坏消息。他当医生的母亲说，不希望我去。我朋友说：“她觉得所有外国记者都是间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