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蠔不愛國

奧布朗斯基公爵點了一瓶香檳，一瓶 Chablis，一份濃汁鱒魚，一盤烤牛肉，一盤巴瑪芝士；當然，還得有三打生蠔。他說，這才叫做享受生命的樂趣。輪到他的朋友列文了，這個長年住在鄉下 的地主不喜奢華，看不慣莫斯科上流社會的排場，就只跟侍者要了一盤椰菜湯和一份麥粥。於是侍者糊塗了，他很迷惑地用法文問列文：「閣下想要的是 porridgeà la russe嗎」？沒錯，列文想要的就是俄式麥粥，最淳樸最老實的俄羅斯鄉土食物。

對列文來講，椰菜湯和麥粥不只是食物，它們還是簡單生活方式的象徵，是俄羅斯農民大眾文化的體現；用今天的話講，它們很「本土」很「在地」。相反 地，奧布朗斯基公爵點的菜（尤其是生蠔、香檳，和Chablis），則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作派，西化崇洋，是當年俄羅斯顯貴階層的化身。

這是托爾斯泰《安娜•卡列麗娜》中的一段場景，寫在將近一百五十年之前。它的象徵意義，沒想到直至今日依然有效。

不過兩、三年前，莫斯科新開了一間餐廳，名字是英文名，叫做「Oyster Bar」。一年之後，它的名字就改成「No Oyster Bar」了。原因很簡單，它不賣生蠔了，並非生蠔不受歡迎；恰恰相反；生蠔對這個首都城市的新興中產階級和富裕人口很有吸引力，近十幾年來銷路一直上升。 它之所以不再販蠔，是因為它根本買不到貨。

自從烏克蘭分裂危機爆發，西方國家就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一連串的角力，先是美國帶頭經濟制裁俄羅斯，然後俄羅斯報復，禁止美國和歐盟等「敵對 勢力」的食品入口。被禁的東西，恰好包括了一百多年前奧布朗斯基在莫斯科的洋派餐廳點的好東西：北海鱒魚、巴瑪芝士、香檳、Chablis，以及生蠔。

忽然之間，幾乎這個國家所有新派的，時髦的外國餐館都不知道該怎麼繼續把生意做下去。希臘館子沒有希臘 feta和葡萄葉，意大利餐廳沒有阿爾巴松露和巴瑪火腿，西班牙餐廳沒有伊比利亞豬肉與地中海魷魚，法國餐廳沒有鵝肝、蝸牛，以及它的三百多種芝士。甚至 一般國際酒店的餐廳也受到打擊，因為美國牛肉本來就是他們餐牌上必備的基本要素。還有日本餐廳，壽司和魚生是過去十年最受新一代俄羅斯人歡迎的外國菜，現 在少了大量進口魚貨海產，你叫他們如何經營？

這其實是個很有趣的實驗，一場經濟戰正好讓我們看到了當今世界全球化的側面。剛才數算過的那林林總總的國際餐飲，如今遍佈全球，從利馬到羅馬，從馬 爾代夫到夏威夷，同類型的餐廳和菜式，你在任何地方都見得到。在背後支撑這幅圖景的，一是廣泛的貿易與密集的物流網；二是一大批口味多元化的新時代消費 者，他們太過習慣這種生活方式——這種能在吃喝上自由選擇、不問國界的生活方式。當你抽掉了前面那股根本動力，中斷貿易，他們還適應得來嗎？他們會不會非 常不滿？

政府控制的官方媒體做好準備，在意識形態上把這場紛爭定性為大是大非的愛國問題。先是呼籲大家忍耐，接受現實，為了國家尊嚴犧牲一己的口腹之慾。再 下來便是強調本土和外來者的鬥爭了，彷彿就像重演托翁小說情景以及它的象徵似的，將不少高價的，標誌地位和品味的外來食材暗暗形容為「非俄羅斯」食品。比 如生蠔，誰要是沒有這樣東西就活不下去，誰就有不愛祖國不愛本土的嫌疑。

「No Oyster Bar」改名之後，轉型為專賣漢堡等大眾化西式食物的普通餐廳，用的牛肉自是俄羅斯土產。幾個月前，它終於關門結業。

吃掉靈魂，背叛祖國

普京一聲令下，不止生蠔、火腿和芝士等各式西方食物立即絕迹俄羅斯市場，而且還意外地重新燃起一場非常古老的爭論，那就是到底要吃甚麼和怎麼吃才算是愛國愛本土的問題。有些站在現政府立場的評論家發炮，說那些熱愛西方進口食材與菜式的人，全都是不夠純正的俄羅斯人。

而凡是在網絡和傳媒上頭反對這項禁運措施的知識分子，則都是些心向西方的自由派人士，他們的口味充分反映出了他們真正忠誠的對象。也就是說，「你吃 甚麼，就說明你是甚麼人」這句老話，在今天的俄羅斯變成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國族問題。你愛吃意大利菜、法國菜和美式食品，便表明你的俄羅斯認同十分可疑。倒 推回去，這也就能解釋為何你平常老是要批評政府和普京了，因為你根本不夠愛國。

在俄羅斯，這確實是個古老的爭論，甚至早在托爾斯泰以前，當許多知識分子和貴族都以講法文為榮的時候（法文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國際語言），就已經有 不少人抨擊飲食歐化的現象了。前者說法文，作風歐派，吃喝也以進口葡萄酒和芝士為尚，他們極力想把曾被人認為是「落後野蠻」的俄羅斯拉進「先進」西歐的大 家庭。而反對這種傾向的人則往往篤信東正教，強調斯拉夫語言和文化的根源，堅持鄉土而簡樸的飲食，以免喪失俄羅斯人的靈魂。如此久遠的態度對立，恰好和現 在造成這場食物禁運的烏克蘭危機相應；烏克蘭之所以分裂，俄羅斯之所以插手干預，美國與歐盟之所以要在經濟上制裁俄羅斯，就是為了烏克蘭政府試圖加入歐 盟，而普京政府反對。食物，則是貫穿其中兩百年不變的象徵。

可是當前的食物之爭，卻又不盡是復古，因為在沙俄時代和現在的共和國之間，還有一段蘇聯的變奏。當年蘇聯的食物短缺是出了名的生活常態，市場大門之 外總是一隊長長的人龍；相反地，裏頭的貨架卻是冷冷清清，食品不單類寡，而且數量有限。所以當時美國的保守媒體如《讀者文摘》老愛拿這點開玩笑，用西方超 市貨物的琳瑯滿目來對照蘇聯的匱乏，把它誇張地上升到自由和專制之差異的高度。好玩的是，在最堅定的早輩革命者心中，食物根本不怎麼重要，既不需要有那麼 多花樣選擇，也用不着太過追求口味，純粹是飽肚維生的營養必需品而已。在那個年代，別說歐化不歐化了，一個過於講究飲食的人甚至還是不道德的，是低俗資產 階級趣味的奴隸，是革命必須清洗改造的對象。

於是清貧飲食變成了一種革命的道德，就好比後來的北韓曾對自己人民把南韓在吃喝上的富足解釋成向美帝投誠的結果一樣，似乎愈是吃得少吃得不好，就愈能證明自己的正確和高尚。

俄羅斯最新一輪的食物論戰也部分地繼承了這一路想法，先在西方進口食品與國際化飲食，和吃喝的精緻與豐富之間畫上等號（似乎俄羅斯菜就注定不講究似 的）；然後再把貪圖美食等同於道德上的空虛，以及人生的無聊。所以呢，對禁運不滿的那些人非但不愛國，少了俄羅斯大地所賦予的靈魂；並且還很有可能是群沒 有靈魂的人，完全不曉得生命的意義。

生蠔的階級

全世界都在流行本土食材，所以理論上講，俄羅斯針對西方的食品禁運應該是個好消息。巴馬火腿來不了，我們有自己的本土替代；希臘的芝士進不來，我們 同樣可以想辦法本土生產。可惜的是，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沒錯，很多標榜俄羅斯本地食物的餐館和業界人士會把眼前的經濟戰爭當成契 機，當成發展自家農耕魚畜的好機會。不過，這些應急上市的本地貨真能完全取代進口商品嗎？恐怕很難。因為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在食物上就變得愈來愈沒 法自給自足了。

比如牛肉，進口貨現在佔去的市場起碼達到六成；忽然間，你叫它用甚麼辦法去填補這個空缺呢？

例如生蠔，法國等歐盟出品現在來不了俄羅斯了，它只好另闢蹊徑，找些「本土貨源」取代，可是它的產量實在趕不及應付既有的龐大需求。那該怎麼辦呢？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地區，恰好正是眼下俄羅斯和西方勢力發生爭議的源頭，也是傳統上俄羅斯自家的生蠔產地。它的黑海生蠔，是十九世紀末沙俄上流社會的 明星貨，每年產量一度達到五百萬隻。共產革命爆發之後，這些代表着腐朽奢華舊社會的美食才被打進冷宮，一下子墜入完全停產的境界。直到最近，它才緩緩回復 過來，而且是在全新的政治局面之下。

當地少數幾家仍在養殖黑海生蠔的蠔農都把最近的食物禁運當成好消息，因為法國等地貨品過去佔有的市場份額，現在全都等着他們征服。原來乏人問津的冷 門海產，如今備受追捧，價格屢創新高。以他們既有的生產能力而言，根本就應付不了這忽然冒頭的本土浪潮。前兩年，他們想要拿地擴建設施，會受到當地官員百 般阻撓；可最近他們的生意卻成了愛國愛本土的象徵，從莫斯科過來的官員議員出面，為他們大力護航，接下來大概是要甚麼就有甚麼了。有些蠔農預估，不到三 年，他們家就能做到每年幾百萬歐羅的生意了。

生蠔的西方色彩可以淡化，因為俄羅斯也有本土的蠔種了，可是在這貨源短缺、售價飛漲的當兒，它的階級色彩卻反而變得更濃。不過這個新俄羅斯更在乎的 是國族，蘇聯時代最關注的階級問題並非它的意識形態焦點。於是我又想起了沙俄，那年頭另一個大作家筆下的生蠔。契訶夫，他在短篇小說《蠔》裏頭寫的就是階 層。和托爾斯泰所在意的本土不同，契訶夫從一個跟着失業父親在莫斯科大街上捱凍乞討的小孩眼中看見的生蠔，是一種下層百姓永遠吃不起，甚至還永遠看不懂的 古怪物事。這個餓了許久的窮人小孩受到高檔餐廳的食客邀請，在他們戲謔的眼光底下頭一回吃到生蠔：「他們哄笑着好奇地瞅着我。我在一張桌旁坐下，開始吃一 樣滑溜溜的東西，那東西很鹹，有一股潮氣和霉味。我狼吞虎嚥般吃起來，不嚼，不看，也不想弄清楚我吃的是甚麼。我覺得，如果我睜開眼睛，那我一定會看到一 對亮閃閃的眼睛，螯和尖利的牙齒。我忽然嚼到一樣硬東西。嗄巴一聲咬碎了『哈哈哈！他連殼也吃了！』人們大笑，『小儍瓜，難道這也能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