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斯眉翻译协作群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两位魁梧的丹麦绅士来到我们家。”海莲娜·蒂森回忆道。那是1951年，她和家人住在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

“他们带着一名翻译，姐姐和我心想，这些人来这做什么？我们很好奇。后来妈妈和他们交谈，把我们打发到外面去了。”

“他们问妈妈，愿不愿意送我去丹麦。在那儿我将学说丹麦话，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说，对我而言那真是大好机会。”

“妈妈两次拒绝了他们。可他们一个劲怂恿她，又说：‘我们觉得您应该送海莲娜去丹麦，只需要六个月。她将有机会拥有美好的前途，我们认为您应该让她去。’”

当时，丹麦政府决定提高其北极领地格陵兰岛的生活水平。岛上肺结核病横行，大部分居民仍然以捕猎海豹为生，只有少数人会说丹麦语。

丹麦政府认为，实现格陵兰现代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培养新岛民，因此他们给牧师和学校校长发去电报，请他们选出天资聪颖的6至10岁格陵兰岛孩童。这是一项在慈善组织“拯救丹麦儿童”协助下制定的计划，它要将那些选中的聪明孩子送到丹麦的寄养家庭接受再教育，把他们培养为“小丹麦人”。

很多格陵兰岛的父母不愿把孩子送出去，但最终有21户家庭做出了让步。

在启程赴丹麦的三个月前，海莲娜的父亲因患肺结核去世，抛下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

海莲娜回忆道：“妈妈蹲下来对我说：‘你要去丹麦了。’我说，‘丹麦是哪儿？’”

“‘是个很遥远的国家。’妈妈说。‘但那儿很漂亮，像天堂一样。你不用伤心。’她接着说。”

1951年5月，迪斯科号轮船载着22个孩子离开努克。

“我拎着自己的小行李箱离开家，大家一起走到港口。”海莲娜说。

“我在船上看到妈妈，却因为太伤心没法向她挥手。我双臂一直低垂，心想：‘为什么你要我走？’我们无法理解父母为什么送我们走，前路如何？什么都拿不准。”

“我记得到了哥本哈根。那是个很大的港口，很昏暗。我觉得妈妈错了，因为我看见丹麦也有大山。接近一些以后，我意识到那些是树，只是看上去像山。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但它们高耸翠绿，生机勃勃。”

到达丹麦以后，孩子们被送到寄养家庭。但首先要送去一个叫“度假营”的地方，丹麦人管它叫Fedgaarden。

“后来发现我们实际上被隔离了。”海莲娜说。

“营地非常偏僻，我们从没看见周围有别的房子。因为是格陵兰岛第一批到达丹麦的孩子，我们被隔离了，怕我们有传染疾病。”

“我一直在想，‘我们在这干什么呢，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很想念妈妈，也为故去的爸爸悲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被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

由于一群因纽特的孩子到来，这个项目极负盛名，连丹麦女王都访问了这个营地。

“有件事我不明白——我那时异常烦躁，总是四处转，表情很严肃。”西埃森说。

“从我们围在女王身边的照片上，你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孩子在笑。当然，还是有一些更开心的瞬间，比如去海滩等。但晚上带去睡觉时，我们悄声哭了。在那儿，我感到难过与不安。”

接下来，孩子们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寄养家庭。1951年12月的一期丹麦周刊杂志用跨页版面报道了这项实验，宣告它成功。

报道称：“丹麦的生活跟孩子们习惯的很不一样，但他们的适应力非常出色，对文明教化极少反应不适。”

“格陵兰来的孩子丹麦语已经说得很不错，但当他们因喜悦或者愤怒而情绪激动时，就会突然说出一连串格陵兰语，整个房间就会充斥着（丹麦人）听不懂的语言。”

“海莲娜从来不和养父母说话，有人和她讲话，她只是用点头或摇头来回应。但她很乐意和养姐妹玛丽安聊天，玛丽安在教她针线活。”

海莲娜在度假营得了湿疹，按要求要与一名医生同住。为了治疗她的湿疹，医生在她的手肘和脚踝处贴了黑色药膏，因为怕弄脏家具，所以禁止她进客厅。

“我感到那家人不欢迎我，自己像个陌生人。那家的妈妈有精神疾病，总是躺在床上。”

“我不信任大人。他们把我送到丹麦，无论跟我说什么，我只是点头或者摇头，不想回答。”

几个月后，海莲娜的湿疹得到控制，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寄养家庭。

“相比第一个寄养家庭，在第二家生活就像童话故事。那一家人都很热情。”她说。

第二年，送到丹麦的22个因纽特孩童里，包括海莲娜在内的16个孩子回到格陵兰岛。“拯救儿童”组织为剩下的六个孩子做了安排，由他们的丹麦寄养家庭收养。

“船一停靠至努克，我就拿起小行李箱，冲下栈桥投入妈妈的怀抱。”海莲娜表示。

“我不停地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妈妈听。但是她没有任何回应。我抬起头困惑地看向她。过了一会儿，她说了几句，但我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没听懂。我在想：‘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能和妈妈聊天了。因为我们各自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格陵兰还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海莲娜。她离家以后，另一个叫做“丹麦红十字会”的慈善机构在努克建了一所“儿童之家”。该机构认为，如果孩子在富裕的丹麦家庭生活过，就不应该再和家人住在“更糟糕的环境里”。

海莲娜回忆道：“我们新‘妈妈’——儿童之家的家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吧，上车，去孤儿院。’我认为我应该回自己的家，与妈妈生活。为什么将我送到‘儿童之家’？没有人回答。我只得上了大巴，眼泪模糊了双眼，已经看不清故乡小镇。”

儿童之家不许用因纽特语。海莲娜说：“我们想再次学习格陵兰语，因为儿童之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格陵兰人。他们讲不了几句丹麦语。”

“但随后，那位丹麦负责人出现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在干什么?不能教孩子们说格陵兰语。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走向社会。所以你们以后只能说丹麦语。’”

海莲娜再也没有和母亲重建母女关系。她说：“一想到是她决定将我送走，我就痛苦万分。”母亲之前放任我离去，我对此心怀愤怒。更过分的是，尽管我们现在住在同一个镇上，她却让我呆在儿童之家。

格陵兰岛那时还属于丹麦的殖民地，殖民者统治一切。他们是最专制蛮横的“统治者 ”——主宰一切，不容质疑。你不会反驳一个丹麦人，甚至不会怀疑他们说的话。

海莲娜说这种经历有长期的后遗症。

“这辈子我可能都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常常情绪低落，容易流泪。当我1967年初次遇见未来的先生奥韦时，他几乎对我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实在是个爱哭鬼。”她说。

直到1996年，到了52岁时，海莲娜才弄明白为什么会被带走，离开妈妈。

这个消息并非来自丹麦政府，而是一个丹麦作家。她在丹麦国家档案馆找到一批文件。

“她打电话给我说，你可要坐着听好，你曾经参与一个实验。”

“我瘫倒在地，泣不成声。”

海莲娜和当年一同被送走的孩子偶尔碰面。可她说，还有联系的只剩下七人。

“我们都觉得这样做不对。我们都有失落感，缺乏自信，这些负面情绪至今如影随行。”海莲娜表示。

这些孩童非但没有成为格陵兰岛文化变迁的模范，反而最终成了游离在本民族边缘的小群体。他们没有根基，只有被边缘化，一些人因酗酒而早逝。

“有些人无家可归，另一些人干脆自暴自弃。他们失去了身份认同，不会说母语，进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海莲娜说。

1998年，海莲娜收到了丹麦红十字会的来信。信中说，该组织对在这段历史插曲中扮演的角色深表“遗憾”。

最终，到2009年，丹麦拯救儿童基金会也道歉了。但是一个内部调查显示，详细记载这个组织参与该计划的部分文件已经消失。拯救儿童基金会承认，这些文件可能已经被蓄意销毁。

丹麦拯救儿童基金会的秘书长米密·雅各布森说：“当我们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这明显违反了儿童的基本权利。这个实验几乎违反了所有相关的规定。”

“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的个人幸福被置之不理。丹麦人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一切却变得一团糟。我猜想，当时是希望通过教育提高格陵兰人的技能，给他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想培养模范榜样，让他们重返格陵兰岛，推动社会进步。这是项目背后的政治思考。拯救儿童基金当时应丹麦政府的要求提供帮助——不幸的是，我们的确那么做了。”

2010年，格陵兰当局也呼吁丹麦政府为此道歉。

当时的反对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认为道歉理所当然，还呼吁进行一项独立调查。但在2011年上台执政后，该党在这个问题上却保持沉默。

海莲娜说，这个实验确实有些积极的结果。

“因为对殖民统治势力恨之入骨，我曾发毒誓，永远不会嫁给丹麦人。但最终我还是跟一个丹麦人结了婚。跟我的先生以及孩子们一起在丹麦生活得很幸福。我能说一口流利的丹麦语，拿到了大学学位，有了自己的事业。”

蒂森从事儿童保育工作，是一个课外活动俱乐部的负责人。她现年71岁，已经退休，住在丹麦南部。

“但是对于丹麦当局，我仍是满腹怨恨，深感失望。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能会把我们变成实验品。这真是不可思议，我对此仍耿耿于怀，至死都不会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