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尚D秋|文

 

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不但有犹太人、政治犯这些我们知道的受害者，还有数以万计的同性恋者们。

 

1933年1月柏林文化丧钟敲响之后，在纳粹所列的“血统玷污者”的名单中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吉普赛人、”“莱茵兰的私生子”、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纳粹之所以反同性恋，主要是基于其种族主义的野蛮：德国人应大量生孩子，以建立雅利安人统治的千年帝国。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狂热是建立在同性恋基础之上的：忠实于元首、身体崇拜、青年运动员、男孩子组合、崇拜阳刚之气，所有男人无论哪个等级都可以互相拥抱。到今天，这种习气在军队、警察、某些体育运动团体和童子军中依然存在，认为做爱就是干革命。

 

抛开其他因素，就说纳粹军服吧，纳粹的制服非常性感，充满了男性美和性感的剪裁和线条。男性美在德国官方形象长时间铭刻在外国人的脑海之中，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被同性恋引领的。

 

柏林奥运会的记录片更是把这种彰现男性美和力量之美、体育之美结合的接近完美的电影。

 

这些都是在希特勒授意之下干的，但希特勒还是要坚决清除掉同性恋。

 

德国柏林曾经是同性恋的城市甚至是同性恋的天堂，在1930年代初相对宽松的社会气氛中，柏林与伦敦、巴黎并列为欧洲同性恋的三大首府。纳粹当时估计德国的男同性恋者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即7％到10％的德国男性是同性恋。

 

同性恋在纳粹里面也不乏其人，身为同性恋者的冲锋队长罗姆开始还积极为同性恋者说话。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的领导人约瑟夫迈辛格尔就是一个做过阉割术的同性恋者；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信念的“希特勒青年团”是同性恋倾向活跃的社团之一；执行反同性恋任务的党卫军也不断有同性恋事件发生。

 

希特勒把罗姆清洗之后，就对同性恋的态度强硬起来，干将就是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他强调同性恋的危险在于，说它会导致性别失衡，妨碍血统纯洁，使公民放弃生育的责任等等。“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日耳曼人特别是德国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但是这个男人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希姆莱建立了中央登记处,将所有的已知同性恋者登记在册，许多人被送进集中营。但只是抓来是不够的。希姆莱很快发现，这些人被放出去以后，仍然故我。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除掉”。

 

不要以为集中营里都是男人，关进去之后更好互相勾搭。

 

在集中营里面，绿色三角是刑事犯，蓝色三角是流亡者，茨冈人是黑色三角，政治犯一般是红色三角，同性恋者是粉红色三角――粉红色是小姑娘常常用来嘲笑男性的颜色。

 

在纳粹关押、折磨同性恋者的集中营中，同性恋行为也很常见。那么多的男人特别是同性恋者集中在一个拥挤而幽闭的空间内增加了同性恋的威胁，对有此习惯的囚犯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监控方式，如规定睡觉时手必须放在被子上面等等，但如果集中营世界中的党卫军、各管区的“领导”以及从囚犯(包括同性恋囚犯)中选出的头头、监工等人，执法犯法，凭借权力要求犯人提供性服务，那就无法控制了。这些人或原来就是同性恋者，或是在集中营特殊环境中滋生了同性恋倾向。

 

同性恋者之间是不团结的，就是同伴遭到侮辱和不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有些同性恋在集中营为了保命，还会像妓女一样讨好主管这个队伍的小头目或者纳粹，争风吃醋、谄媚奴颜。

 

让人心生同情和心酸的是有一对爱人同时被抓进集中营，彼此不能交谈，担心被人告密，就只能站在窗前，盯着玻璃，用玻璃的反射看有没有人，两个人才能匆匆交谈几句。

 

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向各类“领导”提供性服务,特别是苏联和波兰的男青年，他们在其主人面前表现得特别乖巧柔媚，以获得一些特殊赠品和特别关照，如一碗汤之类。法律越是禁止同性恋，掌权者的享受同性恋的欲望就越强，冠冕堂皇的政策无法制止、甚至怂恿着隐秘的放纵。这当然不是正常的同性恋,而是完全的屈就和顺从：他们因为同性恋而被抓进来后又不得不屈辱地迎合各级领导的性虐待。同性恋长期被视为性变态，其实真正使这种性取向“变态”的，是极权政治对公民生活的扭曲。

 

这些关在集中营的同性恋和其他人一样，很少有人活着出去，要出去一是选择阉割和脑切除手术。这些出去的同性恋者一般都陷入一种沉默，不再提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

 

二战胜利后，同性恋者们作为被迫害者的身份却一直不被承认,因此无法享受公民自由。史学家吉勒德·科斯科维奇指出：“证据表明,同盟占领军把被关押的同性恋按照传统的惩戒制度对待，视他们为性犯罪,认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解放后,他们应继续服刑。”某些同性恋者还要回到监狱去，接受根据“175”法律条款的判决，且其刑期还不扣除他们在集中营的年月。

 

这个“175”法律被废黜还不到十年，可见纳粹的力量和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