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年被平反，我得以去成都 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 的至交。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为人民服务的”。
好在这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是温和的，所以说朦胧诗好和说朦胧诗坏的都可以各说各的，凡写“朦胧”的诗都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 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他们决定召集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会议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全 国性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一个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只是读过谢冕的“崛起”的宏论，非常敬佩谢的高瞻远 瞩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关爱。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 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主要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 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
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可以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 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 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激情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 了傍晚，随之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一定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是冷峻但不肃杀，我们 才敢放胆发言。
这场争论就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 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 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气氛中写诗了。
我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朦胧派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老木。
2014年的11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老木，你在哪里了？你在哪里漂泊？我们都想念你。”我看到这个微信非常感动。老木1986年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主编出版了一部《新诗潮诗集》，这使他在中国诗坛上名声大噪。
我真正结识他却是在巴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个非常善良纯真的台湾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把老木看成是伟大的诗人。他们 的一切生活都是由这个女孩子来承担。老木在巴黎舒适的环境中，乐居爱巢，还时有新文、新诗在台湾发表。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台湾女孩的家庭没法 劝说这个女孩子以学业为主，无奈之下，家属派遣了她的姐姐到巴黎，用绑架的办法把妹妹送回了台湾。老木失去了生活的支持以后，失落异常，四处借钱过日子。 他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到巴黎来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钱一定会有女朋友来还的，他坚信。
突然有一天老木出现在我的公司里。照法国人的习惯，朋友的见面往往是在咖啡吧。我们就移步到了附近的咖啡吧里聊。老木是开门见山，对我说：“钟老 师，你可不可以借给我十五万（当时还是法郎）。”我笑了说：“老木，你不了解我们做生意人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口袋里的钱要比你们普通打工人的钱要 少。”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生意上了，去购货、去放账等等，所以我们口袋中的能够支配的现金是很少的，你说的那个数字对我而言也是个 大数字。话锋一转，我问他：“老木，你问人家借十五万，你用什么去还给人家呢？”老木说：“将来我的女朋友一定会回来，一定能够还这十五万的。”我说： “你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你女朋友身上，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回来了，你用什么东西还呢？”他语塞了。
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最后我就跟老木说：“老木啊，我们是文友，是诗友，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处境，我直言地说一句话，你应该去劳动，去打工。 在今天的法国只要你肯劳动，是应该能够过得下去的。当然，你以前是没有做过这种打工的活，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在新的处境下，我们必须适应这么一种环境和生 活的要求。”我又说：“我的口袋里留着公司即刻可以用的现金，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可以全部拿出来给你，你不用归还。但是，我希望这些钱是给你去找工作时 用的。”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全部的钱，我大概数了一下，是二千到三千法郎，我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我们两个人坐的咖啡座的正中。老木久久不吭声。然后 我把这个钱又往老木那里推了一下。我说：“老木，你不要不好意思，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你我是熟识的诗友，我理应帮你一下。这点钱不多，但足可以应付你 两个星期的租房与吃饭，我希望你在这个时间内积极地去找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一定能够生活下去的。”当我第三次把钱往老木跟前推的时候，老木接收了。
几个月以后消息传来，说有人看到老木在街头成为流浪汉了。他的那副眼镜已不知去向，仍然穿着他常穿的夹克衫，那件中国带来的夹克衫。那应该是秋天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愣，酸酸的。我真想不到老木何以走上这么一条路。
后来又有各种传说传来，有人说他衣衫褴褛去敲朋友的门，浑身发着污浊的气味。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半疯，被中国领事馆出钱把他送回了江西老家；又有一种说法，说老木已经死在巴黎下雪天的大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