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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生意经】朦胧诗与老木

时间:2015-07-21 12:25:40  来源:南周  作者:钟文

197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年被平反,我得以去成都 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 的至交。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为人民服务的”。

好在这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是温和的,所以说朦胧诗好和说朦胧诗坏的都可以各说各的,凡写“朦胧”的诗都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 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他们决定召集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会议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全 国性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一个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只是读过谢冕的“崛起”的宏论,非常敬佩谢的高瞻远 瞩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关爱。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 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主要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 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

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可以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 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 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激情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 了傍晚,随之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一定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是冷峻但不肃杀,我们 才敢放胆发言。

这场争论就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 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 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气氛中写诗了。

我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朦胧派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老木。

2014年的11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老木,你在哪里了?你在哪里漂泊?我们都想念你。”我看到这个微信非常感动。老木1986年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主编出版了一部《新诗潮诗集》,这使他在中国诗坛上名声大噪。

我真正结识他却是在巴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个非常善良纯真的台湾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把老木看成是伟大的诗人。他们 的一切生活都是由这个女孩子来承担。老木在巴黎舒适的环境中,乐居爱巢,还时有新文、新诗在台湾发表。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台湾女孩的家庭没法 劝说这个女孩子以学业为主,无奈之下,家属派遣了她的姐姐到巴黎,用绑架的办法把妹妹送回了台湾。老木失去了生活的支持以后,失落异常,四处借钱过日子。 他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到巴黎来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钱一定会有女朋友来还的,他坚信。

突然有一天老木出现在我的公司里。照法国人的习惯,朋友的见面往往是在咖啡吧。我们就移步到了附近的咖啡吧里聊。老木是开门见山,对我说:“钟老 师,你可不可以借给我十五万(当时还是法郎)。”我笑了说:“老木,你不了解我们做生意人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口袋里的钱要比你们普通打工人的钱要 少。”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生意上了,去购货、去放账等等,所以我们口袋中的能够支配的现金是很少的,你说的那个数字对我而言也是个 大数字。话锋一转,我问他:“老木,你问人家借十五万,你用什么去还给人家呢?”老木说:“将来我的女朋友一定会回来,一定能够还这十五万的。”我说: “你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你女朋友身上,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回来了,你用什么东西还呢?”他语塞了。

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最后我就跟老木说:“老木啊,我们是文友,是诗友,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处境,我直言地说一句话,你应该去劳动,去打工。 在今天的法国只要你肯劳动,是应该能够过得下去的。当然,你以前是没有做过这种打工的活,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在新的处境下,我们必须适应这么一种环境和生 活的要求。”我又说:“我的口袋里留着公司即刻可以用的现金,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可以全部拿出来给你,你不用归还。但是,我希望这些钱是给你去找工作时 用的。”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全部的钱,我大概数了一下,是二千到三千法郎,我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我们两个人坐的咖啡座的正中。老木久久不吭声。然后 我把这个钱又往老木那里推了一下。我说:“老木,你不要不好意思,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你我是熟识的诗友,我理应帮你一下。这点钱不多,但足可以应付你 两个星期的租房与吃饭,我希望你在这个时间内积极地去找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一定能够生活下去的。”当我第三次把钱往老木跟前推的时候,老木接收了。

几个月以后消息传来,说有人看到老木在街头成为流浪汉了。他的那副眼镜已不知去向,仍然穿着他常穿的夹克衫,那件中国带来的夹克衫。那应该是秋天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愣,酸酸的。我真想不到老木何以走上这么一条路。

后来又有各种传说传来,有人说他衣衫褴褛去敲朋友的门,浑身发着污浊的气味。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半疯,被中国领事馆出钱把他送回了江西老家;又有一种说法,说老木已经死在巴黎下雪天的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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