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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时间:2015-07-13 12:32:00  来源:思想潮  作者: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本文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三期,后收录在《晚晴七十年》(大陆出版的最新版名为《从晚晴到民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6)

 

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文| 唐德刚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园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图。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垢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国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下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间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恊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型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开”、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拜他为师;他自己则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最后应朋友之劝,康氏总算拜他的乡试主考官许应骥(后任“礼部尚书”)为房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却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维新期间,对康氏痛心疾首,而参劾最厉的也正是许氏。许氏之劾康,与其说是由于意蒂牢结,倒不如说是感情用事。据说康亦怂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个火上加油的笔墨官司。光绪袒康革许。斯为光绪亲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两党之水火,就更无法收拾了。

 

据说康有为于六月十六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干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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