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常德战役之后，《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与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协助护理一名受伤的记者。

　　迁都重庆：外国记者自由度大不如前

　　1938年夏，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来到南昌最豪华的酒店——江西大旅社。她在酒店桌子上找到美联社记者墨菲留下的纸条，他说花了三天时间试图搭车去前线终告失败，只好与路透社的史密斯结伴步行，也许能成功。墨菲写了详细的指示和经验，希望能帮助到后到的阿特丽。

　　阿特丽从香港出发，经过广州、武汉才来到南昌。翌日上午，她第一次见到空袭场景，她和一群粤军坐在田地上注视着日机在火车站一带投弹。“我初次激动，几乎使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地里去。”她回忆。轰炸过去，阿特丽一行人驱车赶赴城区，“到处是死尸，是残废者，是半死的人。”“一个妇人，脚下睡着死了的丈夫，胸前搂着一个面孔已炸烂了的小孩，还有一个快两岁的乳婴，在她旁尖声号哭。”类似场景比比皆是。

　　作为当天南昌市唯一的外籍记者，阿特丽拍空袭新闻的电报回国，报纸没有刊发，因为这种事稀疏平常。阿特丽还算幸运，她追上了正在移动的部队，采访到粤军不少将领。实际上，1937年淞沪会战至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战事的黄金期，他们可以到处走动采访中日军队。阿特丽将这段经历写成《扬子前线》。

　　武汉失守后，各国新闻机构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们将在远离战区的山城里蹲守七年。当战线相对固定后，中国政府的战时新闻控制措施开始强化，外国记者不可能擅自跑到各战区前线。此时，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国共双方的新闻机构。信息有限，同行竞争却比以往激烈，包括白修德在内的很多记者只好自行编造新闻。

　　记者在记录中国，也在改变中国。美国记者成为驻重庆新闻人的主力，他们众多人在史迪威事件中与国民党决裂，因此写就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美国在战后放弃国民党。

统战无小事：当外国记者访问延安

　　1944年春，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接到通知，确定中外记者团将来延安参观。该机构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上级领导是军委秘书长杨尚昆。

　　统战无小事，周恩来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开动员大会，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采访目的，交代接待的方针政策。周恩来的布置极为细密，各部门准备什么材料给记者团看、如何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如何解答记者们临时发问、如何回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势、遇到不合适的提问该如何回击……周恩来从其他机构借调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到接待处。

　　共产党已经将记者团各成员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斯坦因被当做托派从苏联赶走，福尔曼对于国共问题强调保持中立。“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当然也有较大影响，但他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不必我们去多费精力争取了。”金城在回忆录里解释。

1944年5月，国民党批准21名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有6名外国记者：斯坦因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曼彻斯特导报》，爱泼斯坦代表《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和《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代表合众社和《泰晤士报》，武道代表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汉代表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普金科是塔斯社的人。

　　从6月到10月，记者团走访了延安及其他根据地。延安给多数人留下深刻印象，共产党领导人远比重庆方面热心，受招待的伙食也比重庆时期丰盛，记者见党政军要人的难度大大低于在重庆时。无微不至的关怀背后，是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让金城记忆犹新的是，他因用车安排中的一个细节遭到周恩来批评：“做统战工作是和打仗一样的，一切工作要预想到底。”

　　为满足五个外国记者的观战要求，八路军带领他们来到晋绥军区第八分区，让他们在一处高地上观看八路军袭击汾阳城外围的伪军。为此，有一个骑兵连保护他们。福尔曼、斯坦因和爱泼斯坦兴奋到奔跑跳跃起来，吓得八路军翻译提醒他们注意隐蔽。记者们对共产党的好感飙升，回去后努力宣传其抗战事迹。斯坦因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热情赞扬延安，借史迪威事件猛烈批评重庆。福尔曼则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后依次有《北行漫记》和《中国解放区见闻录》两个中译本。

　　延安在抗战后期最重要的一次舆论公关战，取得圆满成功。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外国记者的交往始于埃德加·斯诺，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1937年10月出版，销量数周内突破10万册。斯诺的成功原因很简单，他是第一个进入苏区的西方记者，原因是改变宣传政策的红军不再视西方媒体为帝国主义帮凶，同时斯诺的非共产党员身份为著作营造了中立色彩。

　　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斯诺在1937年前后集中出了一堆书，另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毛泽东自传》。他在1939年9月再次进入延安，10天内与毛泽东会晤两次，回去后出书《为亚洲而战》(中译本《中国见闻录》)。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则写了《续西行漫记》、《革命人物传》(中译本《西行访问记》)。

　　美国左派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29年经苏联来到中国，她早在1934年就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但没有进苏区的机会，书的影响不大。无比羡慕斯诺的史沫特莱立志要写出另一部《红星照耀中国》，她去了延安，又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辗转华北、华中、华东战场，写了多部著作，有《西北战场的苦英雄》、《随军漫记》、《打回老家去》、《第八路军打胜仗的原因》、《中国之战歌(序曲)》。记者职业外，史沫特莱为延安做了诸多政治工作，她还请求加入共产党，被拒后嚎啕不已，陆定一安慰道：“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

　　英美具有当时最发达的媒体业，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成为第一个到延安的英国记者，他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的新生》，1939年出版了《华北前线》。在1939年秋天开始，重庆方面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共产党根据地采访，直到1944年记者团获准进入。在此之间，毕业自燕京大学的龚澎成为外国记者和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她经常去西方记者下榻的酒店，手提包里装着最新的延安新闻广播稿。

　　日本记者：随军参加侵略战争

　　“(北平特电8日发)8日零时许，我驻屯部队于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夜间演习时，卢沟桥守备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所属219团之一部非法向我发射数十发子弹……双方动用了机关枪、迫击炮，密集的枪炮声划破拂晓的天空……”1937年7月8日早晨，《朝日新闻》如是报道，卢沟桥事变占据多数日本报纸的头条。

　　正是日本媒体，最早报道了七七事变。随后四周内，日本在华记者增至400人;10月中旬，增至600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达1000人。八年战事中，日本记者团的规模仅次于战地“东道主”中国，压倒性超过西方国家。

　　1930年代日本舆论环境收紧，一向批评政府的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把持的媒体都遭严厉打压，普通媒体自然是很少能跟政府唱反调。待进入战争状态，战时新闻管制措施更是压碎了所有反对者。1937年7月13日，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发布《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禁止出现“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随后，陆军省陆续出台更多详细的禁令，事无巨细，规定什么允许刊登，什么遭禁止。

　　经历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媒体对于战争报道已十分纯熟，政府也重视舆论攻势。比起西方媒体，日本媒体的一大优势是普遍比西方人了解中国及亚洲。“各个报社通讯员都能够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他们在散会前都表示，要以对付紧急事态的态度努力做好其通讯报道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支援我军的工作。”1937年10月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日记中记载，这天他愉快地会见了十多名日本记者。

　　南京陷落后，规模庞大的日本记者团拥入城内抢新闻。“每当联络船抵达上海，都能看到敢于敌前抢滩登陆者，手持铅笔，背着相机、粮食和登山包的身影。他们或搭乘军用卡车，或乘坐舟船，或徒步680里，行走在埋有地雷的江南田野上，全部向南京城杀来。”日本文学刊物《文艺春秋》杂志，在1938年1月刊登《向南京进军!进军!》一文，称200多名记者、摄影师、无线电技术员、驾驶员进入南京，实乃新闻界的黄金时刻。

　　《东京日日新闻》摄影记者佐藤振寿，在日记中介绍记者们的典型工作节奏。白天去司令部和联队本部采访，傍晚赶稿件，无线电技术员立即发报，嘀嘀哒哒的电台按键声过了子夜依然持续着。至于照片，需要联络员开车把胶卷送到上海，各媒体派飞机接回国内。媒体竞争激烈，不少记者报道时粗制滥造，甚至不惜造假，日本人自己对这种“新闻快速主义”也免不了一番讥讽。

　　战地记者的身份充满危险性。1937年12月8日，《朝日新闻》摄影记者滨野嘉夫在南京雨花台死于炮火，同事藤本背着他的骨灰进南京，并记录当时心境“真是一幕喜泪交加的战地风景”。《福冈日日新闻》的比山冈雄可能是最倒霉的日本记者，他在光华门前被日军误刺死。京沪杭的战事只是一个开端，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失踪的记者超过250人。

不少进入南京的日本记者，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尤其是屠杀中国战俘，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终身难忘，很多人在战后著文回忆反思。涉及日军暴行的消息不可能通过战时新闻审查，但还是有大胆者回国后宣传南京惨案，《朝日新闻》的守山义雄因此被报社调到德国以避风头。

　　记者不可能在新闻中批评军方，作家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记者，从南京回国后完成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删节版刊登在《中央公论》3月号。9月，石川达三及杂志遭政府起诉，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媒体界的第一起、亦是最末一起因言获罪事件。

　　中国战场上，日本媒体与军方基本上合作无隙，陆军和海军给记者提供诸多方便，如普遍提供摩托车给记者。《读卖新闻》记者小俣行男总结道：“回顾一下自己的随军记者生活，可以说是一段随军参加侵略战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