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尚先生Esquire》

作者:魏玲

　Esquire特稿实验室按：我们将这篇报道视为本刊的一篇重要作品，它基于一个非常重要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新闻事实，即不久前，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在大兴安岭寒冷高山上的优质森林资源、鄂温克原住民生态和狂野独特的林区人的生活，历经漫漫63年的传奇性的“辉煌”之后，终因资源难以为继，几乎悄无声息地走到了终结点。

　　《时尚先生Esquire》记者就这一历史性的停伐日前往采访，意外的是，几乎亲身见证了一起杀人事件，凶案发生在已与记者相识的鄂温克族人与森林产业相关人之间，事系偶发，却勾连环境、经济、历史。

　　这篇报道致力于呈现充满戏剧张力与孤独色彩的大兴安岭深处生活，以免它湮没无闻。

　　| 本文首发于2015年6月刊 |

贾二

　　贾二是开着他的二手拖拉机上山的。距离4月1日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的永久性停伐日还有5天，阿龙山镇上的人都惦记着再上山“整”一次“绊子”，也就是劈材。镇上的人都认识这辆花了贾二下岗买断的两万块钱和卖祖宅的一万块钱的“苏联蹦蹦”，平日里，贾二总是骂骂咧咧地开着它穿过小镇唯一的街道，从贮木场去筷子厂送木头。他全名不叫贾二，这里只有家里老大才有资格叫名字，后面只能叫二三四。除了去过一趟河北故城老家，他一辈子没出过大兴安岭，就知道“给钱干活，跑一趟挣一百块钱没赔，一修车扣六百块钱赔了”。

　　买完拖拉机后贾二住到了搭伙过日子的第三任老伴家里。这是儿子贾明16岁离家出走至今不愿回家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爸爸打他，他打他爸爸。今年春节贾明本想带着三岁的女儿回来看爷爷，可节前打架留了一道从耳根到下巴的疤，怕他爸爸看见又打他。

　　贾二只是想换一份比砍树容易些的工作。大体上，大兴安岭只需要伐木工、拉木头的司机和开酒馆的人。贾二尝试过在家后院用砖砌出两间只容一人的澡堂卖澡票，失败了，拖拉机就一直开到现在。

　　如果贾明打来电话时贾二正在打麻将，而且输了，他就会归咎儿子。贾明还记得有天晚上，贾二当着他媳妇的面打了他。贾二明年50岁了。一般父亲到这个年纪会变得脆弱而想儿子，贾二不会。

　　镇上人不敢惹贾二，他壮实，脾气暴。扶育伐小工队的伐木工人耿军评价说，贾二“生性”。这个词是阿龙山人赞美的最高级，你必须真正地强壮、脾气真正地差劲同时兼有正直，才能匹配这个词。在他们47个把兄弟里，耿军排第7，贾二排第36。他们都在左臂上文着一条同样的青龙。

　　可是耿军与贾二已经绝交快10年了，因为贾二在他弟弟的婚礼上骂了人。在阿龙山什么时候骂人都行，红白事上不行。贾二骂了人，耿军就不得不揍他，不得不与他绝交。

　　林场里生生死死，一晃，大哥二哥三哥五哥八哥都已经死了。就算这样，耿军也觉得，他不应该是那个先低头和好的人。

　　生性的贾二只怕一件事：打针。仅有的一次打针，他看见针往屁股扎就晕了，被大家抬了出来。

　　贾二九十岁的父亲肺癌晚期，也没有打针。老头子喘气像风箱，气声盖住说话声，只能把耳朵凑上去听。他也不丧气，说一定好好活，孩子们都这么孝顺，给他买这么多药。贾明有点不好受地说，没有一粒药是治癌症的。在阿龙山，生命可惜到买一点感冒药让老头子心里好过的程度，没有可惜到把烧柴、孩子上学的钱拿来治癌症的程度。

　　政府给了停伐前拉木头的最后期限，贾二的活越来越重，贮木场火车一天两趟往外运，运不及的换汽车，据说全拉完了要把铁路扒掉，重新种树。他的破拖拉机属于农用机械，禁止拉木头，禁止上路。但大家都上，都超载，报废的车在路上开，没牌的车也在路上开，按城市里的标准这里十个司机九个酒驾，有安全意识的喝啤酒再驾。

　　贾明说，如果贾二有一天让木头砸死，他也不会吃惊。木头装在拖挂上没有挡板，全靠四根立柱挡住，拖挂一到，放开保险钢丝绳，四五吨的木头顺势滚下，人要钻进拖挂底下，钻不及时就会被砸死。

　　“塔支二岔”，这是这天天亮以后贾二带着弟弟贾三和六个把兄弟砍绊子的山脊的名字。

　　阿龙山

　　我们本来只是来采访停伐日的。季节也增加了时不我待和困难重重的感觉。我们的向导兼司机，鄂温克人大石头说，“埋汰雪就要下来了”。清明前后的“埋汰雪”且下且化，会把路面变糟。耿军则说，“你们最好赶紧走，草爬子(蜱虫)马上要出来了。”

　　阿龙山一年只工作5个月，下着大雪的、最冷的五个月。路化成沼泽时，木头就运不下来了。

　　许多事在这里只好争分夺秒。菜只能每年七月种一茬，另三季只有吃土豆、白菜、酸菜，酸菜就是腌白菜。到了八月，山上野生的蘑菇、木耳、蓝莓、松子熟透了，镇上就空了。小酒馆也不开了，玻璃上贴张纸：上山采山。

　　松子长在山的最深处，采够一百斤，靠人从山上背下来。阿龙山人说，采山要比放树苦。收完松子，打松子壳。那几天，松子壳堵住家门外的路，人走上去像踩进厚厚的雪里，只好用带铲斗的拖拉机清理。

　　死了人也只有夏天埋，其他时候土是冻着的。

　　阿龙山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殡葬业大亨李宝良忙得要命，“没办法”，他总是笑容可掬，“总得有人做这个不是?为大家服务!”阿龙山的衰败反过来促成了他的发达。碰到把兄弟或把兄弟的家人出事，钱照收，福利是他亲自刻碑。

　　他认识镇上所有的人，甚至认识山上的鄂温克人。他的脸色职业病般阴沉沉的，却喜欢讲笑话，“我们阿龙山路老多了，七十一条路!”说完自己笑得喘不过气来，“我是说‘其实一条路’!”

　　一条路，两车道，五百公里，从海拉尔到满归。大石头说，“随便翻一辆车，前头后头长了都能堵两天两夜。”

　　还有火车。一天一趟的绿皮火车，从大兴安岭外缘开进腹地。四节车厢，乘务员不停地往锅炉里添煤，11小时18分钟后，就开到了这个激流河边的小点。激流河还没有化开，两岸大块的冰排上格外触目地堆满了垃圾。多好的一块现成地方!镇上的人说。

　阿龙山就是这样的小点。

阿龙山镇唯一的一条路

　　扎兰屯原浆

　　每次上山，耿军都会把小工队带上去的四桶“扎兰屯原浆”喝掉多半，半夜也得起来“缸三缸”。

　　阿龙山只有一条冷冷清清的街道，酒馆却是喧腾的，人们尽情喝着“扎兰屯原浆”，20块钱一桶，一桶20斤，喝到不省人事也不心疼。啤酒贵，散席前一人开一瓶，叫“盖帽儿”。

　　镇上的白雪照相馆曾经发生过一起谋杀案，老板娘杀了一个不肯帮她孩子补习功课的9岁男孩，并且焚尸。

　　就在照相馆隔壁的香飘飘羊肉馆里，停伐日前6天，人们一边喝酒，一边讲着新近发生的喝酒喝死的故事。耿军讲起了镇上人和自己的各种不幸，口气却是得意的，快活的。他也不担心自己喝死，“喝死拉倒啊。”他喜欢强调，是“人死的时候在喝酒”，而不是“人喝酒喝死”。他总能替死者想出别的原因来。

　　耿军说起人死的语气，让人觉得死这件事有点无聊。不管是贾二死还是他自己死，好像都不值得一说。他嗓门很大，一脸的不耐烦。你要是同情地看着他，他要嫌弃你没意思，你要高高兴兴的，像长了见识一般，他就受到鼓舞继续说下去。

　　“采山的时候，你采50袋，他采30袋，他就给你那20袋点着了，你一生气把他捅死，不是老有这样事儿嘛。”“还有草爬子，爬在人身上成片成片的，拿手往下扑拉。让那个咬了能得森林性脑炎。每年都死人。”

　　林区人人有刀。谁听说哪个家伙狠都要给面子，人人都愿意去结识，这人朋友就多，说话就好使。

　　令人兴奋的动词在这里都叫“干”，打架叫“干架”，喝酒叫“干酒”。干架蹲监狱这事耿军也干过，“夏天你知道吧，男人光膀子穿个半截袖，我给攮这块儿三刀，出血咕嘟冒泡。”他在监狱里蹲了半年。

　　耿军说，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干活，不停地干活，最后钱都赔在干架上。

　　耿军现在还欠着好几万的债。两年前耿军儿子从天津工作回来，请往日的同学们吃涮羊肉。酒桌上，有人取笑他说话带天津腔，“不是阿龙山人”，羊肉在沸腾的锅里翻滚着，儿子端起来扣在了对方脑袋上。

　　“脸上烫掉一层皮，”耿军大笑着说，“我们这儿管这个叫‘褪猪毛’，杀猪秃噜毛你见过吗?”

　　在零下四十度的山上，靴子里灌着冰水，耿军从早到晚砍一天树挣100块钱，褪猪毛花掉了他13万。耿军说，账不能这么算，你应该问，他尊重我儿子了吗?说这话的时候，耿军的表情看上去凶狠甚至危险。

　　“你认为我说得对吗?”耿军拧过身子问。

　　酒后的阿龙山人总是这么问：认同他，还是不认同他。小工队那两个伐木工也是这么出事的，一个不认同另一个，然后干起架来。此刻他们双双躺在医院里，剩下的酒的份额被耿军接管了。

　　由于可伐森林急剧减少，镇人口几年内从两万多流失到了四千。剩下的都是离开无处可去留下又无法可解的伐木工人。他们每天扛着油锯走在街上，看上去是最老实巴交的人，可到了夜晚的酒馆里，他们一个个就露出了布满戾气的脸，而第二天街上再遇见，他们又变回了最老实巴交的人。

　　耿军最近一次进看守所还是因为喝酒，他心情不好，嫌对面工友烦人就把酒杯扔了过去。本来也就这样，结果杯子砸中了额头，血流了下来。血让他来气了，耿军又摔过去一个碗，“你真不长脸呀”，越打越来气，他干脆推开椅子走到面前脱下靴子揍。打够了，他出门自己去了派出所。

　　蓝色的冰

　　89岁的鄂温克猎人安道仍旧和他的驯鹿一起生活在“塔支二岔”山脊的密林里，56年前，正是他和父亲依那兼吉一起给初来乍到、准备为未来的林场小镇命名的汉族铁道兵当向导，当时探路的依那兼吉回头喊，“哈兰——安，哈兰安!”(鄂温克语，意为“前方有两个连着的大水泡子”)，铁道兵没听清，记成了“阿龙——山，阿龙山”。

　　安道和石头两家同住在这个鄂温克猎民点，同住一顶帐篷，分享三张床。安道没有别的老人那样的缩水感，依然健壮，脖颈和脊背是笔直的。他是如今山上岁数最大的人，儿子先死，然后是女儿，自己则60岁进监狱70岁出来——他跟人喝酒闹别扭，晚上帐篷里黑咕隆咚，他举起来那人往地上摔，天亮一看摔错了，把自己母亲摔死了。

　　两个月前，石头妈妈和安道的女儿土狍一起去找鹿。她们一直找到夜里。土狍有低血糖，零下三十多度的森林，雪又下了起来。男人们天亮找来时土狍已经冻死了。

　　除了三石头，大部分人肯定地表示安道已经完全糊涂。但是有时安道会突然说出一个名字，发音很清楚，三石头认为这代表安道想念他们。那些都是死去的人的名字。

　　三石头是大石头的弟弟。当年因为他和另外一个弟弟被汉族小混混欺负，大石头捅了好几个人，其中两个残废了，这让大石头在监狱待了9年多。他们兄弟五个，二四五都离开了大兴安岭。名义上他和三石头轮流上山照顾鹿，实际他很少上去，他喜欢开车超过喜欢鹿。

　　其实三石头也喜欢开车。带斗的面包车都能在冬天的冰雪路面漂移，“开到四五十迈，特别兴奋”。多年来他一直在北京开面包车送煤气罐，有一个四岁的儿子，离婚时净身出户。他是因为离婚和戒毒回到大兴安岭的。

　　是大石头带我们上山找三石头的。停伐倒计时5天，杀人事件发生当天的中午，三石头说，我带你去看淡蓝色的冰。

　　冰面反光，草和树都亮闪闪的。三石头说，再往山里走冰的颜色更深，“像蓝宝石那种感觉”。

眼前，土是土，树枝是树枝，大雪是大雪，什么都清清楚楚。冰层下面，泉水咕嘟咕嘟流动。三石头教我们趴在地上，仔细看一根铅笔芯那么细的枯枝，它在幅度很小地颤动，这是泉水流过的证明。很多时候你得屏息，山里太安静了，呼吸声成了障碍，手放在耳朵后头，注意力尽量往前，屏住呼吸，就能听到三到五公里外鹿铃的声音。

　　鄂温克

　　他们曾经过着人类的童年。美国学者F·普洛格和D·G·贝茨说，原始人之所以还保留着原始的生存方式，是因为他们古老的生存策略仍然可以适应环境并且一直适应下去，直到被强大的邻居赶走。

　　鄂温克人曾经不需要日历，下雨天过雨休，下雪天过雪休。玛利亚·索，大石头的舅姥姥，一生不知道日期节气。她知道看太阳月亮和星，好比月亮戴着头巾，就是最冷的日子要来了。

　　当大石头还是个孩子时，老人讲给他什么，他都当故事来听。他记得老人讲过鄂温克的两次耻辱，第一次是从贝加尔湖畔被赶走，第二次是被从在中苏边境的奇乾带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

　　奇乾三面山，一面河。生了小孩，鄂温克人从结冰的河上抱到俄国教堂给小孩洗礼。玛利亚·索不会说汉语，但能听懂俄语。她的名字是神父取的，圣母玛利亚的意思。然后俄式名字改掉了，安道·固德林变成了安道·古，玛利亚·索罗共变成了玛利亚·索。

　　2003年，大石头在监狱里混混沌沌，来探监的父亲告诉他现在搞“天然林保护工程”，要搬到城市里，以后不能用枪了。直到6年后他从监狱出来，才真切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那年冬天，鄂温克人维佳不肯交出猎枪，翻山越岭地跑，直到被警察堵到悬崖边。他抱住枪跳了下去。维佳被一棵树挂住活了下来，那之后他的人生主要由喝酒构成。

　　搬到山下的安道第一次见到电灯，睡前习惯性地吹火烛，怎么也吹不灭，只好举起棍子把灯敲碎。城市的地太硬太凉，怎么坐都难受。纪录片导演顾桃见证了2010年安道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下了飞机安道不会走路了，因为机场的地面太光滑，像镜子。他看着地上画的安全线，小心翼翼抬高腿迈了过去。

　　下山圈养之后，鹿迅速死去。下山第8天，政府默许愿意养鹿的人们重回森林。然而森林也不再是原来的森林了。玛利亚·索的猎狗，老喜力个，几年前还能在森林里跑20公里抓一只狍子。狍子太沉，它拖到路边往回跑。目睹这一幕的顾桃说，它一回来满嘴是血，气喘吁吁，叼住玛利亚·索的裤脚回去找猎物。然而采山的林场人来来往往，当玛利亚·索和老喜力个赶到时，地上只有一滩血迹。

　　不久前，玛利亚·索也被她的儿子、大石头的舅舅接下了山。她本来是最不可能下山的人。活着的鄂温克里人里只有她清楚驯鹿应该往哪里迁徙。她的话每个鄂温克人都会听从。玛利亚·索下山对鄂温克人来说是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个。

　　现在的鄂温克人和林场人有着相似的神情，那是失去目标感的人的神情。下山后的鄂温克人和下岗的林场工人一起再就业失败，那之后政府发钱养着他们，一共62户，一个科局带一户，“拿他们当大熊猫。”当地人说， 满洲里一个旅游公司要把鄂温克人整体承包下来，开发旅游。

　　鄂温克人在西伯利亚被驱逐时有大约700人，经历各种意外、传染病之后，到2011年还有107人。

　　鹿也越来越少了，只能近亲繁殖，鹿茸越来越细。鄂温克人已经不喝鹿奶了，一只母鹿的奶给一只小鹿都不够了。鹿价飞涨，两年前五千块钱，现在变成了两万五。鹿作为一个种群缓缓地衰弱着。

　　阿龙山森林派出所的所长孙树文却觉得，酒才是鄂温克人真正的敌人。只要他“掌握”住酒，就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在他更血气方刚的年代，他曾给鄂温克人的酒缸上锁，每人每星期限量供应一斤。很快他又不得不把锁拆掉，因为鄂温克人为了喝到酒踏着大雪翻山去几十里外的满归，几次有人在回来的路上酒后睡着冻死在雪地里。

　　“结果呢?”孙树文的脾气上来了，“壮年男的，四十来岁的不剩几个了，不超过四五个”，“要么喝上酒干死人在蹲监狱，要么叫人干死了。”

　　孙树文隔几天就得去那个抱枪跳崖的维佳家看看，维佳的姐姐柳芭洗衣服时溺死在小河里，岸上放着空酒瓶子;弟弟模仿鹿叫太惟妙惟肖，在黄昏的森林里被猎人打死;为了留住维佳的命，70岁的母亲芭拉杰伊两次送他去河南的戒酒中心，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可芭拉杰伊也说她理解她的孩子，“我喝上酒和我儿一样，喝正好了不行，非得喝迷糊了”。

　　孙树文说，现在的鄂温克人多数酒精中毒，喝一点就高。小孩生下来也是酒精儿。婴儿一闹，耽误大人喝酒，妈妈给他灌几口，睡着了就不闹了。

　　也是因为喝酒，大石头和三石头的舅妈当年被舅舅一枪从脑袋“干”进去，子弹至今没有取出。舅妈没死，只是胖了，走路也出了问题，因此不再干活和出门，每天歪在床上看着一小块窗户等舅舅回家。

　　“不记仇，记啥仇，两口子还挺好呢。”大石头说。

喝酒的维佳与安道

　　山上午餐

　　吃午饭的时候，三石头坚持坐在敞开的门边，“你们都穿那么多，看我就穿衬衣。”他说。安道默默地吃肉，每吃一口，从嘴里掐一块扔给狗，再掐一块扔给猫。安道抠牙的时候，狗和猫就安静地趴在地上等着。

　　牙签小心地别在安道胸前的蓝布褂上，他隔一会儿拔下来抠抠再插回去，始终是那一根。

　　三石头说安道和他的关系比跟亲孙子还好。他知道给安道换牙签。安道还会趁他不注意，拿手指戳他一下跟他闹，他也戳安道一下。安道的儿女去世后，三石头就承担起了照顾安道的责任。

安道本来会说日语、俄语、鄂温克语和汉语，现在老得只会说鄂温克语。三石头能听懂最常说的“亥里冒尼”，意思是“腰疼啊”。

　　吃过午饭，大石头开始打磨他的猎刀。尽管没有用处，他每次上山都要“光”一下。三石头让我用手指横着摸摸刀锋，“痒痒的很刺手，对吧?”他问。这时屋顶咚咚作响，大石头放下刀说，猫抓到老鼠了。一只一尺长的黄黑相间的松鼠飞快地从屋顶上爬下来。

　　三石头嘱咐大石头下次把他的吉他带上来，又请大石头别忘了帮他张罗复婚。他还提起，把二四五石头喊回来一起搞驯鹿旅游。

　　午餐之后，三石头带我们参观他的山。“鹿吃的苔藓都长在低处，好几年才长一厘米，特别娇。”“这是毛毛果，上面长的新皮，是春天的代表。”“桦树一发芽熊瞎子也出来了。”

　　三石头一边说，一边摇晃名叫“突如格鲁”的豆饼袋召唤鹿。驯鹿并非被畜牧的动物，不依靠人，鄂温克人需要用豆饼吸引它们。他极力表现出阳光、得体的一面，每一句话后面都要加一个“是吧”，不停地争取你的认可。门口的雪地上放着他们两个月前死去的狗，三石头留着作为诱饵对付熊。他计划挖一个陷阱阻止熊的行动。

　　如果安道还年轻，他不会这么干，鄂温克老猎人只用枪打熊，而且不可以打熊头。剥熊皮时要不停地念叨，熊大哥，冬天来了，我需要一副手套过冬啊，说完再割熊掌。割熊耳朵时要吹哨子，模仿北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割熊腿的皮子还要念叨，有了手套我还要一副靴子来暖脚啊。吃熊肉的时候也有讲究，人们围坐一圈嘎嘎地模仿乌鸦叫，意思是，不是我们在吃，而是乌鸦在吃你啊——不过大石头悄悄告诉过我，鹿和兔子都比熊好吃，熊肉有一股松香味，吃的时候需要搁辣椒。

　　三石头走得飞快，走在鹿群最前面去了。“你看这鹿甲往外鼓新芽呢看见了吗，鼓出来就是鹿茸。你摸摸，热热的。”他说。

　　鹿的头上鼓着小包，像鼓着两个蘑菇。

　　杀人事件发生前5个小时，三石头带我们送驯鹿回到山中。点击视频可听到三石头唤鹿和鹿铃声。

　　伐木

　　杀人事件前一个小时，下午6点，在山腰上，伐木小工队的人稀稀拉拉的。耿军伐倒了一棵直径十公分左右的树，看着树桩说，“这树比我们这些人年纪都大。”树桩上年轮极密。尽管操作规程条目清楚，每当耿军需要花几秒钟从七八棵壮年树中选择放倒哪棵时，挑选的感觉仍让他不怎么舒服。好在油锯一响注意力就集中了。他上紧夹钳，避免被油锯的力量拽向前方，快速用力拉启动绳，向前压前把手，现在油锯又轰鸣着转动了起来。

　　放树的工作有其自由一面，给大油树就快点儿倒，小点儿油门树就慢点倒;“拔大毛”就是只放大树、好树，“剃光头”就是全放了。累了他坐在砍倒的树干上喝水，砍完的树茬子不能坐，那是山神爷的饭桌。

　　尽管耿军没有这么说，他传达了这个意思：伐木的危险是人应该承担的。人不能要求树完全没有脾气。有时候树倒下去会弹回来，弹力碰到人叫人重伤。或者倒下的过程碰到别的树的枝杈挂住了，改变了方向砸到人。后一种林区人叫“吊死鬼”。

　　那个下午在山上砍树的只有耿军、耿军的弟弟耿二和另一个工人，他们没有碰到“吊死鬼”。打架的那两个伐木工躺在医院里，因为从来不穿棉袄而被耿军取笑的队长不知去向。

　　队长原来也是普通的伐木工，2003年“天保工程”后林业局公开拍卖了所有的拖拉机和链轨车，谁买一辆车就能当队长。队长咬咬牙掏了十几万——相当于将近三十套阿龙山独门独院的价格——买下一部苏联淘汰的、已经有二十年左右车龄的链轨车和一台农用拖拉机。

　　当队长不用干活，还能分小工队一半的钱。

　　砍的树太多了。谁也不知道每天砍多少根，在这里人们用立方米和火车皮计量，一火车皮可以装60立方米木头，一立方米挣130块钱，队长拿走65块，其他三个人分。砍树的时候后背上冒热气，砍完树棉袄就冻得硬邦邦的。穿着厚底高筒的“棉靰鞡”，里头套厚到自己能站住的羊毛毡袜，靴子口绑住，但雪还是会灌进去。

　　队长比其他人提前失业了三天，次日，我在半山腰的小队帐篷见到他时，他刚刚因为“过度采伐”被免职。他穿着一件暗蓝色衬衣，坐在马上要拆掉的、像温室大棚般用整块塑料布包裹着木头框的帐篷中央烤火，这炉火曾昼夜不息。他的神情像刚被人打了一顿。

　　坐了一会儿，他突然自顾自说，“没想到山没养住两代人，我爸爸一代，我一代，连两代人没养住。”

杀人事件前一小时，耿军(右)和队友在砍树

失业的队长和他的链轨车

　　杀人事件

　　这天下午，三石头听说儿子在幼儿园被老师打了。事后证实，在我们离开猎民点去山腰小工队之后，他和安道喝了顿闷酒，然后决定开车下山去幼儿园。他带上了安道、猫和狗。出发前他往积雪路面上撒了煤渣，还跟路过的耿军打了个招呼。

　　此时离事件发生只有半小时。耿军说，三石头除了“喝多了开车晃”外，看上去很平常。“哦他还拉个老头，老头抱个猫。”“老头喝更多，眼都直了。”耿军补充。

与此同时，在这条路的中段，贾二和帮忙砍绊子的七个人正在收工装车。从清晨7点离开家，到12个小时后，其间除了最后两分钟无人目睹外，贾二从头至尾都在7双眼睛的视线里。他让其他6个人先乘小车下山去饭店，由他和弟弟贾三一人开一辆蹦蹦拉木头回去。为了安全，两辆蹦蹦始终保持200米的车距，贾二走在前面。

　　撒完煤渣，三石头发动车子。他超过了贾三的蹦蹦，被挡在贾二的蹦蹦后面。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三石头不停地按喇叭想超车，贾二没有反应。贾三说，“蹦蹦噪音大听不见，而且木头装满了后视镜啥也看不见。”贾三看着也有点急，几分钟后他决定给贾二打电话，“我说你靠边点，让后头车过去”。

　　三石头超了过去。错车的瞬间，他捏了一个雪球丢向贾二。

　　“贾二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给我截住，他妈的打我了。”先下山的那车把兄弟中的一个回忆，“我寻思万一打点群架什么的，我们在检查站杆子那等着，杆子没让抬起来。也就两分钟，凶手的车就到了。”

　　其后的细节有六个人目睹却语焉不详。总之，三石头到了检查站被横杆挡住，与贾二把兄弟们发生对话，旋即掉转车头重新上山。就在离开众人视线的两分钟里，三石头捅了贾二一刀。

　　两天以后我们再次沿路上山时，地上仍残留着深色的血迹，出乎意料地，并没有多少。尸检的人说，血几乎都流进了腹腔。那一刀刺穿胸腔，在心脏上开了一个洞。

　　紧跟着路过的贾三看见贾二的车停在路中央，车边的贾二一声不响地站着，手捂着胸口摇晃，“也就一分钟顶天了，”贾三说，“他就躺那了”。

我们的车也被一辆装满木头的“蹦蹦”挡住，情境与事发时非常接近

杀人的那柄猎刀

　　一组肖像

　　倦怠的林业局某科科长。

　　应对停伐的各类计划还在不断地下达。政府网站上说，马铃薯是大兴安岭转型的新目标。科长对这些很淡漠。他不是这儿的人，对这里人瞧不上。当了二十年科长，没提上去也没被切掉，因为没有人来接替他。内心里他在等待着4月1日，这个地方完蛋了，他就可以离开了。

　　科长说有时候他就琢磨，琢磨这里是干啥。“年纪轻轻喝酒喝到走道哆嗦乱颤”，“有些女士，本地话叫老娘们，上饭店吃饭，在饭店里嗷呜乱叫，出门到胡同里，男的帮女的打掩护，直接就尿。”他计算过，过年期间，四千阿龙山人有两千四百个在麻将桌上。不到两平米的小屋里四个人挤在桌与墙的缝间，背只能直直地挺着。

　　还有这里人对种玉米的那种外人难以理解的热情。怎么都种不活，下一年还种。李宝良在殡葬事业之余也关注着玉米。他补充说其实去年已经种活了，只是“长杆子没结穗”，“而且外国专家说全球气候还会继续变暖，以后阿龙山就是中国最好的地方。”

　　变成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林业局三类调查员。

　　“(停伐后)不用一天往下扒拉一百多个草爬子也挺好。”横穿森林时，调查员说。调查员姓郝，日常生活是在密林中凭肉眼和每米标记一个点的百米绳索测量森林形状、面积、树种分布以及绘制林相图。他的上级会据图制订新一年的砍伐计划。“调一次号，隔两年再来一轮，循环的，”他说。

　　阿龙山1992年至今已经被他“调”过4次，“要不能整这么秃?雪大了压完了看基本都是空旷的。”

　　近几年林场下岗工人疯狂地往山中下套，一次他右脚踏进套子一头栽倒在地，还有一次他踢到绊线，弯曲的大树突然弹起把他吊在了半空中。

　　以前飞龙(野生榛鸡)、黑鼠子、花鼠子、松鸦、鹌鹑俯拾即是，他天天吃野味，“扒了皮搁点盐腌腌架炉子上烤”，可想不到，自己会在近五十岁时变成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自从那次半空挣扎近两小时重返地面后，他似乎换位理解了紫貂、鹿和狍子，开始一边测量森林，一边扫雷般逐个清除地套。

　　孤独的林场瞭望员。

　　吕全的工作地点在大兴安岭最高峰奥克里堆山海拔1523米的山顶的铁皮房子里。这里每个月都会下雪。有些天，风实在太大了，他想尿尿，却怎么推门也推不开。解手的时候也“没法控制方向”。夜里他时刻要担心屋顶铁皮被风吹下来把他砸死，为了防止整个儿被吹走，厚铁皮房子浇筑在一米高的水泥基座上，每个角都拉着钢筋。床嵌在水泥基座里，炉子也是。“一点也不撒谎，夜里床也晃，屋子也晃”。

　　他代号02，工作就是用望远镜看着以他为圆心、十五公里内所有的山，以及每个小时用对讲机跟山下说四个字：洞二无事。

　　每天比大风和严寒更难克服的问题是怎么打发时间。站在山尖上瞅山，他说就像站在海边瞅大海似的，一浪一浪的，一眼望不到头。他像鄂温克人认识每一头鹿一样，硬生生地看出了山和山的区别来。

　　“闭上眼也知道哪块那个绿是啥样的，绿的度数不一样。”“地气浓的时候，就跟热浪似的，怎么瞅都瞅不到。”“着火的时候，只能看到很细很细的一根烟柱。”

　　这天傍晚7点，杀人事件发生时，他拿起望远镜瞭望一周，告诉对讲机：洞二无事。

　　电话

　　三石头走回驾驶室，发动车子，顺利通过了检查站。不明所以的6个把兄弟这次把横杆放下了。他开进小镇唯一的街道上，去医院确认最坏的事情是否发生。在这之前，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哥哥。

当时我们，我、摄影师和大石头，在镇上绕了一圈，又回到前一天胡同里的小馆子里。酒瓶已经启开，菜还没上，大石头接到了电话。他先是坐着接，然后站起身，出门走进胡同里，又返回取走了车钥匙。他足足消失了40分钟。

　　再次出现时大石头带着醉醺醺的安道和一只猫。他什么都没说，表情冷静，继续喝酒。

　　他喝完了一罐啤酒，才说：“后备厢里还有狗。”

　　老警察

　　通缉令当晚就贴满了小镇，大石头也被带走了。大兴安岭一线五个林业局出动了200名警察。

　　在那个安道和猫暂时由我来照顾的漫长的夜里，安道的酒始终没醒，而且看上去忘记了他目睹的杀人事件。他要么拿起矿泉水瓶子，要跟我干杯，要么用衣服上那根牙签抠牙，然后再插回去，如此反复，直到宾馆电视上开始播放电影《平原枪声》。屋里乱作一团，焦虑的人们走来走去，只有安道集中着他所有的精神盯住屏幕，握紧右拳，不停地作出冲刺的动作。

　　杀人事件本来属于孙树文的辖区。他长着一张老警察的脸，黝黑，精干。第一次见面，他准确说出了我们刚刚吃午饭的饭馆和包间位置。“外头来人都在我的掌握中。”然后他又报出了我们住的宾馆名。然而自从凶手逃跑、被警方堵截拒捕并撞坏警车、逃到了零下二十几度的森林中起，事情就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那天晚上孙树文在派出所大厅走了一圈，又回到办公室，他坐下去，又站起来。电话始终没有响。

　　因案件成立的特别行动组没有把他包含在内。他只能打电话嘱咐认识的前方警察，追到逃犯开枪要打车胎，不要击毙。

　　那些顶灯闪烁、鸣着警笛的车正从窗外的路上全速驶过。孙树文点燃一支烟，看上去很疲倦。

　　某种程度上，只有鄂温克乡的汉族乡长李梦希可以理解他。如果说他照看鄂温克人的安危，李梦希则照看鄂温克人的生活。很难说哪一个的工作更难。两人都夹在林场人和鄂温克人中间，又没有权力命令任何一边。能做的就是隔开两边，缓和矛盾，尽量灭火。

　　偶尔李梦希和孙树文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森林公安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森林，为了灭鼠他们漫山遍野撒老鼠药，鹿吃了老鼠药也会死，李梦希只能带着鄂温克人跟在孙树文撒药的人后面一粒一粒捡。

　　第二天夜里，一个年轻警察告诉我，他的同事在满归路段几次碰到凶手的车，和他“隔着车头对视了还”。“那人闷了好几次火，差一点就抓住了”，年轻警察说。

　　没抓住的原因是凶手撞向警车时，车内警察受伤，警车严重损毁。不止一位警察开枪，但无人击中。年轻警察宽慰我，尽管如此，凶手绝无跑掉的可能，“进了山没吃的就拉倒了，”他说，“明天就会抓到。”

　　喊话

　　埋汰雪终于下起来了。没有风，雪是直直地往下落的。大石头和家里所有亲人都被警方带走，被要求拿着喇叭向躲在山里的三石头喊话，包括已经同意复婚的三石头前妻和岳母。

　　大石头说，他无法忘记那晚的感觉：面前是无边的漆黑的森林，而知道弟弟就在那片漆黑中的某处。手电筒的灯光晃来晃去。他试图想象三石头在森林里是什么感觉。三石头有打火机，他想，但他不可能敢点火，他需要棉衣、酒和一把刀，但他一样也没有。

　　大石头说那个夜里他的想法“变来变去”。他猜测弟弟也是。刚开始他希望三石头听不见喊话。初次听到扩音器里自己变形的声音时，他觉得警察“挺傻的”，这不可能管用。但慢慢地，喊出来的那些话似乎对他自己发生了作用。他开始真心希望三石头赶紧出来，希望这一切“赶紧他妈完事”。至少父亲母亲这个时候不应该吃着降压药在森林里挨冻，他们应该躺在床上睡觉。

　　两天以后，大石头得知三石头在逃亡的第三个夜里曾经试图服药自杀——他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找到了小半桶扎兰屯原浆和各种各样的感冒药，将它们全部吞下——大石头很久都没有说话。

　　事发当天夜里，镇上人人都在谈论着杀人事件，甚至忘记了停伐即将到来。

　　阿龙山人需要一个来劲儿的东西很久了。阿龙山人不会因为一个人杀了无辜者而不停地追究他的道德。有人说大兴安岭要是两条路就不会出事了;有人关心那把刀是自己打的还是哪里买来的;有人替贾二抱不平，“要是一对一干架，俩鄂温克都不是贾二的对手”。还有人说，现在山上太冷了，如果再晚一个月，等开化了，凶手真的能跑掉，到山里做个野人。

　　这人还说，他在山上遇到过十几年前的杀人犯，给人当长工，帮着种土豆，他们小工队上山砍树，那人也来帮忙砍，不收钱，给饭吃就行，大家也默契地从来不提见过这人。

　　自杀未遂之后，三石头最终走出密林自首。大石头觉得，他的喊话对弟弟起了作用。

　　未来

　　阿乌尼林场离阿龙山很近，因为林业资源枯竭，两年前废弃了。林场废弃的含义是菜市场、医院、商店、学校、派出所……连同自来水和电一起消失。原来在镇上的人说，只要过一个夏天，草一长，再过一个冬天，雪一压，原来房子的痕迹就没了。

　　林业局三类调查员接替离开的大石头，开车带我们来到这里。

　　在一座棚屋里，穿棉袄的老太太坐在火炕上，悬着两条腿。老头子缩在炕角戒备地盯着我们。

　　“聋子好打岔嗯呐，老头耳朵听不见，他藏着钱，看外人来防备着呢嗯呐。东北山高皇帝远，嗯呐，胡锦涛也不来，阿龙山杀人了嗯呐，昨天早晨六点多钟，派出所来，嗯呐，问有没有人上这来。老头就恐怕图他钱嗯呐。”

　　老太太正准备做东北黏豆包。井水打在铁盆里，颜色像土。

　　阿乌尼林场的广阔土地上如今只剩下五户人家。火车一天只有一班，买菜需要早晨六点二十八坐上火车，下午四点二十回来。邻居每次去都帮老太太带豆腐，“回来就变成了冻豆腐”。

派出所撤销以后，家家养起了狗。有人还不放心，在院门上钉一个牌子：狗有狂犬病。

　　“你们害怕吗?”

　　“不怕，嗯呐，我们把门别好，杀人犯也不能无缘无故杀人呐，嗯呐。”

　　“搬到阿龙山多好啊?”

　　“不搬呢嗯呐，他们说，再过四五年阿龙山也这样，嗯呐。”

　　停伐日

　　贾二死了，但是埋不了，因为土是冻着的。

　　葬礼在距离停伐两天时举行。来了三十几辆车、将近一百人，灵堂的瓷砖地面上结着冰，人们小心翼翼地站在冰上，尽量不碰到他人。外厅和通往焚烧炉的内厅连着，空空荡荡，没有贾二的照片，一片慌乱中，葬礼结束了。最多十五分钟。这是殡葬业大亨李宝良那天要操持的四个葬礼之一，他还要赶紧去忙下一个。

　　那一天我再次见到了在阿龙山遇到的大部分人。

　　耿军说，死了的享福去，活着的遭老罪了。他跟贾二的账一笔勾销，活着死了都是把兄弟。队长说，他数清楚了，自己一生干了十三万(立方米)木头。他还说，他的链轨车只能“卖废铁”。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对山上(杀人)的事怎么看。队长说，三石头有时候会来小工队喝酒，“那是个仁义的孩子”。孙树文欣慰于自己给前线做了工作只打车胎。大石头胡子拉碴地回到阿龙山，告诉我三石头的车上全是枪眼。

　　贾明听到消息赶回来，上飞机时以为贾二被木头砸死了，“那是他命里的”，但面对事实，贾明咬着牙说，他“绝不接受”。他的悲伤和愤怒被肺癌晚期的爷爷觉察，老头子昼夜嚎啕大哭，拒绝吃药，谁也无法劝停。

　　大石头也不接受为什么明明他为保护弟弟已经坐了9年监狱，三石头仍然是这样的结局。

　　3月31日晚上，我们跟着押解警车去根河看守所。大石头毫无征兆地在路中央停下车，伸手从座位底下拿了个什么，打开车门，走进夜幕里，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是在擦车灯。连日开着车跟着警察搜捕，埋汰雪造成的污泥糊住了他的车灯。他擦了好久。

　　再回到车上时，大石头说，他要上山捅死所有的鹿。

　　在孙树文的安排下——“你就站在这个路口”，他指着一块空地，“他们押他进看守所必须从这儿下车”——我在分别四天之后又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了三石头。我没有立刻认出他来。连日奔逃、露宿森林和那次自杀几乎改变了他的脸。

　　他眼眶红了，又有些慌张，但没有把目光移开。“你们是怎么来的，有人送你们吗?”他问。像四天前在山上一样，他竭力表现得正常、得体。没等到回答，他就被押进了铁门。

　　4月1日，停伐当日，香飘飘羊肉馆仍旧喧腾着。在阿龙山，随便跟谁坐在酒馆里攀谈，对方都肯给你讲长长的故事。每个人的家族过往听上去都像史诗。只要你愿意听，他们可以整宿讲下去。

　　撰文 / 魏玲 摄影 / 李隽辉、顾桃

　　编辑 / 杨潇 视觉编辑 / 王牧